对“民国文学”研究视角的反思

【核心提示】随着民国视角研究的扩展与深化，其所显露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当然，反思的目的在于从更宽阔的学术视域中获得新的思路，希望在具体研究中取得实质性突破。

随着民国视角研究的扩展与深化，其所显露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当然，反思的目的在于从更宽阔的学术视域中获得新的思路，希望在具体研究中取得实质性突破。

近年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领域，对“民国文学”研究视角的呼声颇高，构成了学科的热点话题，甚至成为研究的一种新趋向。

从某个角度看，民国视角的文学史构想反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一种拓展趋向，使得学科结构和内涵更趋复杂化，是199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一种持续与延伸，如果这一文学史构想得以实现的话，那么，此前的现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模态都将会受到很大的挑战。然而，不管“民国文学”视角的研究意向如何，仍然带来了无法回避的困惑。

其一，这是一个文学史的“政治视角”而非文学视角的命名。众所周知，“民国”的建立首先标志着的是一个新的“政治国家”的形成，这一新的“政治国家”当然也必须有一套自己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而这种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对于“国家形象”的构建及其文化建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民国文学”研究过分强调民国时期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很难发掘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

其二，这一命名或者视角的建构，缺乏整体性的“中国新文学”的眼光，只是把自“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割裂成不同的政治区域、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既抽去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灵魂，又模糊了中国新文学“新”与“旧”的本质界限和区别。众所周知，中国新文学发生在“五四”前夕，是因为在这一时段内产生了最能够代表新文学的标志性成果（包括理论的、创作的），这些成果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们将新文学与旧文学从本质上区别开来。“民国文学”作为界定新文学的“起源”性概念是不可靠的，因为它缺乏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巨变中的本质内容（它的新面目还是相当模糊的，特别是在文学的语言变革上，在文学的文体变革上都是陈旧的），而它没有能够显示新文学特质的标志性理论与创作成果， “民国文学”是难以承担起一个划时代的文学命名的。

其三，这是对现代文学经典意识的背离，对现代文学经典作家及现代经典作品的遮蔽、祛魅、淡化。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学史的建构和文学史叙事，都是史家、接受者经过对作家作品长时期研究、筛选、沉淀而形成的公认的又能被社会广泛接受的优秀作家和作品，它不仅构成了文学的实践历史，也构成了文学的文本历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的不断深化，是经历了包括中国现代最早一批作家和学者在内的、直至当下数代人的建构历程而得以形成的文学历史形态。“民国文学”的研究，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能够发掘更多的这一历史时段的作品、作家，但却更有可能使那些“末节”及“散沙”挤入文学史，使得现代文学史叙事更加臃肿，丧失文学史建构的价值和意义。

其四，这一视角的研究，剥离或者最大程度地遮蔽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及其命名的鲜活性、丰富性与动态性特征。中国现当代文学或者中国新文学是一个不断创新、始终包容、有着宽广的视域并容纳中华各民族文学，在广阔的现当代时空中随着时代的前行而行进的，且富有张力的、充满着动态质感的文学。在中国新文学的整体模态中，时段性特征非常鲜明，一系列非常醒目的“时间性”或“时段性”特征，能够揭示中国现当代文学每一历史时段的文学走向及其历史内涵，反映文学历史演变的内在律动。而“民国文学史”及从这一视角出发的研究不仅看不出新文学在历史行进中的时间感、鲜活感和动态感，而且只能将“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等划为同一构体，而缺少“内质”的区分。

其五，民国期间，尽管由国民党执政，但国共两党间文化话语权的争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国共两党的文化路线、政策、策略及实施方式均有着本质区别，反映在文学理论与创作中，再明显不过地体现在自“左翼”文学到后来的延安文艺的实践中。因此，如果说“民国机制”说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如何深化研究与之相对的“延安机制”，以及由“延安机制”所产生的中国当代文学？而随着民国视角研究的扩展与深化，其所显露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当然，反思的目的在于从更宽阔的学术视域中获得新的思路，希望在具体研究中取得实质性突破，而不会使我们的学科在另一种“过度”阐释或“边界”的盲目延展中陷入尴尬。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11&ZD1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