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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利益群体的深度分化，我国社会结构已由“总体性社会”演变成了“多元化社会”，并在阶层结构方面表现出了某种“分化”与“断裂”的特征。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再次构建起较为有效的城市管理新格局，创设城市社会治理的新模式，便成了当前党和政府推进城市建设的重要议题。
大城市社会治理系统是功能耦合型系统
大城市社会治理是城市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是城市社会治理系统不断调整的过程，也是寻求社会治理系统中各方面功能耦合的过程。所谓“耦合”是指一个系统的功能输入与另一个系统的功能输出相匹配，系统之间形成功能互补、互相支持、互相调节以及互相促进的良性动态关系，其目标是实现社会治理效能的最优化。当前，推进我国城市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联合社会组织与民间力量，通过社会政策、社会服务、社会工作以及社会公益事业来化解矛盾，使社会和民众能够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治理，使社会孕育理性、宽容、和谐、文明的社会氛围，使社会系统能够实现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大城市社会治理系统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它一般是一个由不同层级和不同类型的子系统构成的规范体系，其中不同子系统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相互作用的。任何一个子系统都在其活动的特定领域发挥主要作用，同时也对其他活动领域产生影响。而一个子系统也需要其他子系统提供支持才能正常发挥作用。因为只有相互一致和相互支持的系统构成才是富有生命力和可维系的。衡量一个子系统的功能性质，不能简单地看它能否适应其特定范围内的活动需要，还要考察它对其他子系统运行的支持程度；衡量系统的整体功效，也不是把各个子系统简单相加，而是取决于各个子系统相互适应而形成的整体合力。
功能耦合型社会治理模式可提升城市社会治理水平
功能耦合型社会治理新模式的特性在于：以“人本管理”为理念、以“功能耦合”为特征、以“综合联动”为方式、以“活力有序”为目标。通过功能耦合，充分发挥城市社会治理各系统的积极作用，提升城市社会治理的水平。这种新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主要体现在：
一是寻求高效管理与人本服务的契合，形成社会治理与社会服务的互重。社会治理核心向“以人为本”转变，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项目建设，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社会治理主体向多元化转变，摒弃传统社会治理的垄断性与强制性，实现从一元化向多元化的转化。社会治理目标向强调公共服务转变，在服务中管理，在管理中服务，管理寓于服务之中。社会治理手段向信息化与网络化转变，实现社会治理系统化、精细化的转变。
二是寻求体系调和与自主管理的配合，形成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的互合。建立社会治理协调组织领导机制，对社会组织、社会事务与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协调与服务。建立社会公共事务民众参与机制，开放公共生活空间，促进社会融合。建立社会组织服务整合机制，提升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并实施相应的政策支持，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地发展。建立社会公共服务前沿机制，坚持以基层社区社会服务为抓手，不断地加强基层社区社会服务设施建设，拓展社会服务内容。建立社会治理监测评估机制，利用信息化手段及时把握社会动态，全面分析社会治理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合理安排管理工作与组织部署，从而不断地提高社会治理的实效。
三是寻求常态管理与应急管理的结合，形成主动发现与被动发现的互补。牢固树立“城市发展、安全第一”的思想，依托信息化手段和基层群众工作优势，整合资源、梳理职能、系统集成，构筑公共安全大预防机制，筑牢公共安全基础防线。同时，完善城区管理机制，坚持网格化、差别化与市场化理念，做实基层、基础与基本，实现日常综合管理与突发事件应急指挥的有效衔接，健全网格化管理和门责制相结合的常态长效机制，实现社区实有人口、法人、地理信息等数据库和视频监控等系统的互联互通。提升社区综治工作中心功能，增强其“回应性”与“有效性”，建立健全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处理好“条块”之间的协调配合工作，确保应对与处置突发事件时，能够有效组织、快速反应、高效联动、处置妥帖。
四是寻求静态整合与动态联动的融合，形成管理网格化与安全防控体系化的相互支撑。从静态看，这种新模式实现了社会治理的多元性与公共性；从动态看，这种新模式的本质是实现社会治理动态性、科学性、艺术性、创造性以及经济性。
总之，大城市社会治理涉及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利、协调社会利益、实施社会政策、管理社会组织、提供社会安全及解决社会危机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实施功能耦合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就是要在大城市复杂的社会治理系统中促使不同治理主体、对象、内容和方式的有效整合，以最终实现城市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13&ZD04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