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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年美国政治独立后，并未实现经济独立，而是通过两次战争（1807—1809年杰斐逊禁运与1812—1815年英美战争）才赢得经济上的独立。如何看待这两次英美战争，成为美国崛起的经济史研究中，新古典学派与演化经济学派争论的分水岭。分歧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究竟是以生产为核心，还是以交易为核心。美国当年并没有遵循斯密与萨伊提倡的“自由贸易”教义，而是“做英国人之所做，不做英国人之所说”（指英国起步时也是遵循保护主义）。这对我们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两次英美战争具有转折性意义
主流经济学家对这两次战争持批评态度，他们运用战前与战后贸易的“无双的繁荣期”来论证自由贸易的好处。戈尔丁和刘易斯认为，美国在拿破仑战争中采取中立态度的时期（1793—1807），在美国崛起中具有“传奇般的重要性”，繁荣来自航运业收入，还有出口价格上升和贸易条件的改善。道格拉斯·诺斯认为，1807年前及1812—1815年英美战争后，美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导致 “无双的繁荣期”——人们安居乐业，并持续了许多年，为今后的经济增长奠定良好的基础，该特点被“无数文献描述”肯定。诺斯同时指出，“杰斐逊禁运”确实在促进美国制造业方面产生了一些作用，但是这一发展路径并不适合当时美国的比较优势，只是人为地促进在战后竞争中很快衰败的工业化，实质上似乎并没有推进美国经济发展。
从贸易数据来看，两次战争使得航运收入和出口猛烈下降，可以说美国的对外贸易在这一阶段完全垮下来了。甚至可以想象，两次战争时期比美国 “危机时期”（1781—1789）更加糟糕，因为战争是阻碍贸易最极端的形式。但是两次战争与“危机时期”不同的是，两次战争如同独立战争一样，是美国主动的选择。以这些年的贸易数据为标准，贸易条件确实变得不利于美国，但是从生产主义角度来看，两次英美战争对美国崛起具有转折性意义。
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
两次战争对美国的制造业起了意想不到的促进作用，是美国发展战略的转折点。战争和贸易禁令是两种最为极端的封锁，意味着美国与英国贸易的中断。结果，美国人的消费品必须由美国人自己来生产。为此，美国开始运用进口替代战略来发展工业尤其是纺织业。大量商业资本转向了产业资本，工业开始成长。1808—1819年，美国注册公司的总量迅速增加。公司化的速度在1812—1815年战争中加速，并在1815年达到最高的128家，其中105家是纺织公司。因此“贸易禁令取得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渴望而杰斐逊所害怕的东西：工业化的萌芽”。这就为美国成为产业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1815年，曾经对英国来说名不见经传的美国棉纺织业初具规模。这一点也引起马克思的注意。恩格尔曼也指出，“美国制造业的重大突破是1812年在洛厄尔（Lowel）建立起来的第一批纺织企业的发展”。这两个事件可以说是主动地“中断”贸易，不亚于壮士断腕。两次英美战争对美国貌似灾祸，实则是福音，这一路线符合李斯特所指的“产生财富的原因，远比财富本身更为重要”的思想，牺牲了当前的交换价值，生产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从而保证了远期的利益。可以说，美国早期建国方略的斗争，事实上以汉密尔顿的“工业立国”战胜杰斐逊的“农业立国”而告结束。
“坏的贸易”向“好的贸易”转化
1789年以后，英法交恶，美国中立。美国通过与英国的贸易，“自由地发展”自己的经济力量，美国的对外贸易剧增。然而从贸易结构看，自由贸易使美国向英国出口原材料并从英国进口制成品。直至独立后，美国进出口结构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这是在“非对称”结构下典型的“坏的贸易”。改变出现在1815年以后，美国进口制成品在进出口总额中不断下降，而出口的制成品在进出口总额中不断上升，即名副其实的 “好的贸易”。美国贸易结构的变化反映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工业化的出现。如果没有两次英美战争，这样有利的产业结构是不可能出现的。
走向经济独立
在1781—1789年 “危机时期”和“1812—1815年英美战争”结束后的短暂时期内，美国实行自由贸易，英国商品再次潮水般涌来，使美国制造业濒临破产的边沿。根本原因就是经济主权没有掌握在美国人自己手中，即1783年美国只是摆脱了英国政治统治，经济上并未立即把美国从英国重商主义限制中解放出来。相反，美国只不过从大英帝国体系中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转变为由几个重商主义大国把持世界的局外人。美国原材料的大门向世界敞开着，无法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长此以往，美国就真的会沦为斯密与李斯特所预言的农业国了。
美国深刻地认识到，经济未独立或表面繁荣所无法掩盖的以下事实：产业体系无法建立；农业比较优势无法持续发展；涸泽而渔式的农业造成生态危机；国家会出现危机。我们不能低估两次英美战争对于美国近代化起步的影响：排除了最大外患，有了集中精力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外部环境，振奋了民族精神，为美国近代化提供了极好的思想基础以及和平建设的环境。
（本文获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经济史研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借鉴与启示”（12BJL013）和2011年江西省社科基金项目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领先市场研究”（11YJ37）资助）（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