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历史认识理论

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对20世纪50年代后的西方历史哲学，特别是批判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中所蕴含的认识论，应该如何认识，如何汲取其有益的内容，将其和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历史认识理论，有机统一起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史学理论研究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它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研究实践问题。

认真研究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的历史哲学，绝不是要用历史哲学的理论代替唯物史观，而是在坚持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前提下，如何批判、有选择地汲取西方历史哲学的有益内容为我所用，在历史研究实践中不断丰富和深化历史认识，不断提高历史认识的科学水平。

历史认识中的历史事实问题

首先是历史认识中的历史事实问题。历史事实涉及的问题很多，今天只谈一个，就是历史事实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我认为，历史事实是主观和客观的最完美统一。

谈历史事实，往往和历史研究的作品联系在一起，说文章写得好，是指其内容符合历史事实；说书很糟糕，也是指它与历史事实不符。那么，什么是历史事实？首先要将“历史事实”和“历史事件”作一区别。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世界上每天发生成千上万的事情，都可称为已逝去的“历史事件”。但真正以文字记载下来的事情，即历史事实却微乎其微；留在人们脑海里的记忆也少得可怜；图像、视频文献更少。这些被记录的资料，往往被说成是原始资料，或第一手资料。为什么有些事件成为原始资料，被保存在档案馆？其他大量的东西仅仅作为“历史事件”存在，被历史长河所淹没和遗忘。对后人来说，它们不曾进入人的认识领域，在这个范畴内，实际上又不曾存在。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说过，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卡尔是在生动地描述一种历史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历史是在和历史学家所选择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所以不可避免地会有历史学家的主观因素渗透其间，历史学家一代接着一代在不停地选择，其过程就是主观化的过程。一般的历史事件变成了档案馆里的文献，就是一种选择过程。所以，即使是原始文献，也是主观因素渗透其中的选择的结果。

写论文要从档案馆里选择相关文献资料使用。这种选择，是又一次主观化的过程。可以说，任何一种文献资料——即使是所谓的“原始材料”，至少是两次主观化的结果。但有人可能会说，文献档案，无论是否使用，它放在那里就能说明问题，史料自己会讲话。从本体论来讲可能是这样，但是，历史研究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认识过程。

历史事实自己不会说话，它什么时候说话，怎样说话，说什么话，那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克罗齐在著述中多次论述这个问题。他说：编年史是死的历史，但编年史可以转化为活的历史。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古典时代之于文艺复兴，中世纪时期之于浪漫主义都是如此，因此，目前被看成编年史的大段历史，目前哑然无声的许多文献是会依次被新的生活光辉所扫射，并再度发言。

美国历史学会主席里德讲，历史学家的历史责任是为现实而说明过去。我们谈主观和客观的完美结合，并不是随心所欲地编造、篡改历史，它的前提是历史事实的客观性，我们的历史哲学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我们在客观的物质世界讨论问题，是在客观物质世界基础上的主观化，主观化的目的，是在科学的理论方法论的指导下，在前人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越来越接近客观的历史真理，而不是相反。我们谈历史事实要从作品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到概念，客观化也不是纯粹的客观化，不是没有主观性内容的绝对客观化，历史认识的过程是循着客观的历史真理前进的过程，向客观的历史真理靠拢。若要穷尽历史的真理，不管从历史认识理论，还是从一般认识论来讲，都难以做到，认识、或历史认识的相对性，是客观存在的。

历史认识具有民族性，也有时代性。时代在不停发展，历史认识也在发展。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有多种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全球史观的著作问世，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是其中之一。该书出版后约30年，《全球通史》第7版在1999年问世，内容已有较大改变。斯塔夫里阿诺斯在题为《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的“致读者”中说：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节奏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不言自明，因此我们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他在具体回答为什么在世纪之交要撰写新版本《全球通史》时说：“答案与出版第1版的理由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观成为必需，今天，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的世界同样要求我们有新的史学方法。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而90年代的新世界则正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响力’的结果。科技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难以抗拒的影响令人信服地证明着它的存在。科技革命，特别是计算机文化的普及是全球化的基础、前提和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全球史的基础、前提和动力。”

任何历史认识都不能穷尽历史真理，时代在发展，历史认识永无止境，但是我们可以不断完善我们的历史认识理论，加快追求客观的历史真理的步伐。

历史认识：主体意识和主体的创造性

第二个问题，是历史认识：主体意识和主体的创造性。这里主要想回答一个问题，史学工作者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是在整理历史，编撰历史，还是在创造历史。

历史学家是历史的产物，时代的特征、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内容对他所产生的种种影响，会在各个方面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在历史认识的过程中自然也不例外。爱德华·卡尔说：我们一生下来，这个世界就开始在我们身上起作用，把我们从纯粹的生物单位转变成社会单位。因此，“在研究历史前，应该先研究历史学家……在研究一个历史学家前，应该先研究他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历史学家是单独的个人，同时又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在分析和认识主体意识时，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关注它的社会内容和社会意义，以帮助人们透过表象认识问题的本质。历史认识是社会认识的一部分，历史认识主体是社会历史主体的一部分。这是历史认识的前提和基础。

历史认识主体的主体意识和主体的创造性所以被忽略或否认，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忽略或否认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在历史矛盾运动过程中积极、能动的创造性作用。例如，在如何认识“历史规律”的问题上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一些人认为“历史规律”可以自发实现，人在规律面前无所作为。他们机械、教条主义地理解“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他们盲目地认为只有这样才是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实际并不是这样。在他们看来，“自然历史过程”应理解为“自发的”历史过程，这显然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相悖。

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水平直接决定着历史研究的水平，甚至决定着历史认识的路径和方向。近代以来的中外史学发展史表明，影响历史科学进步的因素很多，如社会进步、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科学发展等。这主要是外部因素的作用。就历史科学自身来讲，主要表现为历史观念的进步和历史学思想的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历史认识主体意识的提高，因为历史观的转化或更迭不是自发完成的，需要历史学家自觉的接受与运用；史学思想的发展也是建立在历史学家艰苦的理论探索和理论概括的基础之上。在中外历史研究中，历史研究视野的扩大，历史研究选题的开拓，新的研究方法以及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广泛采用、历史学新分支学科的不断出现，以及对已经研究过的问题的进一步深化等，无一不是与历史认识主体意识的不断加强有直接关系，因为历史意识的加强，首先表现为历史学家思想上的不断解放，以及历史学家在研究工作中主动积极性的发挥。

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正因为如此，反映论成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内核。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在它诞生前，世界上已经存在了形形色色的反映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形而上学性、抽象直观性和不彻底性——这一切都是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联系在一起的，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则从根本上克服了这些局限性，它是辩证的、全面的、彻底的、能动的反映论。历史认识的过程，是认识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观念的反映关系。在“反映”的过程中，认识主体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在对认识客体的分析和诠释中。

史学研究中的理论思维

第三个问题谈历史思维。思维是人类所独有的，有无思维，或能否思维，是人和动物的一个本质区别。如果说人类思维经历了由神秘走向科学，由低级走向高级，由感性走向理性这些主要阶段，历史思维的发展大体也与之相一致。近代自然科学的创立，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不仅使人类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使人们在认识世界的方式和方法上也出现了明显的特点——理论思维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没有理论思维，就无法进行历史认识活动，就等于摒弃了史学的科学认识功能，因为这一功能的实现，正是在大量历史文献的基础上，通过积极的理论思维，对史料所反映出的各种历史信息进行分析、综合、比较、概括、进而使之系统化和具体化，从而达到对人类历史规律性的认识。为了实现历史研究的科学认识功能，我们应自觉坚持唯物辩证的理论思维。

史学理论思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通过理论思维，揭示史料中潜在的信息，透过现象，认识史料中所蕴含的内在内容。在科学研究中每前进一步，都是积极的理论思维的结果。历史研究亦如此，就接触到的大量史料而言，我们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大脑在看，我们所看到的史料不是停留在直觉印象的阶段，而是通过理论思维，上升为理性认识，并纳入科学研究的体系中去。

其二，通过理论思维，认识历史运动的因果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当我们考察自然界、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交织起来的画面。这就是说，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普遍联系着的，任何一种自然现象或社会历史现象都处于普遍联系中，没有孤立的、不受他事物影响的事物，社会历史现象更是这样，只有坚持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才能认清这一点。

其三，通过理论思维，对历史研究的结论进行归纳、概括，认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规律是直接观察不到的，如果没有理论思维，规律就将永远隐藏在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中，而无法为人所认识。因此，对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后，必然要遵循一定的理论和方法，通过理论思维对其归纳和概括。历史研究如果缺少这个环节，那是不完整的研究。历史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积累历史文献，而在于探求这些历史文献中所蕴含着的历史真理。

包括历史思维在内的任何一种科学思维，都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是社会历史和科学发展的产物，它的产生、发展、演变，以及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种种特点，都自然受到历史矛盾运动和科学水平的制约。科学革命的实质，首先在于科学方法、科学方法的作用方式、科学认识的手段的完善和提高，以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这一切的基础是科学思维方式的发展。在任何一门科学中，提出新问题，研究新问题固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找到解决新问题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使科学理论和方法论建立在崭新的科学思维范畴基础上，即使思维主体不仅具有新的理论知识结构，同时应具备新的思维心理结构和新的思维能力。

将思维——历史思维同科学发展——科学革命联系在一起进行讨论，这是因为它们作为一种广义的文化过程，都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二战后历史研究理论化趋势不断加强，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建立，并对历史过程重视进行理论描述而不是编年体式的叙述，便是这种转化在历史学中的具体表现。历史学等科学学科出现这种情况有许多直接和间接的原因，但最基本的或最深层的原因则归于20世纪的科学技术革命。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现代历史思维表现出要求宏观与微观相统一、定性与定量相统一、精确与模糊相统一等变化。但是，不能将这些绝对化。完全忽略这些变化或将这些变化的作用和影响推向极端，都是不妥的。现代历史思维在科学革命影响下出现的新变化，同传统历史思维的关系，只能起进一步补充和充实的作用，使传统的历史思维更加完善，从而在科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历史记忆和关于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问题

最后谈历史记忆和关于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问题。历史记忆问题，是近年西方学者在历史哲学或历史认识理论中讨论较多的问题之一。例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兰·梅吉尔在2005年初完成的新作《历史认识论》中，即有专节讨论“历史记忆”问题，涉及到“有记忆的历史”和“无记忆的历史”等。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也有专著《历史与记忆》。这些著作更多是理论阐释，也包括不同观点的讨论。在美国和欧洲，历史记忆问题已经成为历史认识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

历史是一种记忆的形式，包括各类典籍中的记忆，人们脑海中的记忆，历史档案文献中的记忆，还有各种照片影视记忆等。历史著作的基本任务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存记忆和传承记忆。古代希腊史学脱胎于散文记事。那些古老的散文作家有闻必录，将散于民间的系谱、神话、传说记载下来，传承下去。所以西方史学自萌生时期起，就将史学和记忆密切联系在一起。希罗多德在《希波战争史》（《历史》）中写道：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之所以要把这些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中国古典史学也是如此。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学著作《春秋》问世，首先得益于商周以来各种史料文献的积累。孔子正是大量使用了《鲁春秋》的文献资料，所以有《春秋》问世。这部著作“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具体体现了中国远古以来通过历史记忆的传递而形成的历史意识。始于中国史学童年时期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始终不曾中断，这也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表现出坚韧顽强的生存能力和融汇更新的发展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与西方学者所谈的“历史记忆”有着重要的差别，我们所说的“历史记忆”，更多是指民族的历史记忆，是社会主体，而非仅仅是历史认识主体的历史记忆。

历史认识是和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价值判断的历史认识是不完整的历史认识，因为它失去了历史认识基本的或最重要的功能。在历史认识中，只有通过价值判断才能够使历史认识主体和客体发生密切的联系，在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认识主体的主动性、创造性。因此，在历史认识诸多的判断形式中，价值判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或影响到历史认识的结果。价值判断虽然往往以理论描述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它不是抽象的，而有着具体的内容。

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任何一门学科的生命力，在于社会发展对它的需求，以及它对社会的贡献，它的意义不在于简单、直观地描述，而在于不断提出和回答问题，进行理论阐述和概括，所以不能没有价值判断。在历史认识中，价值判断是联结历史认识与现实的社会认识的纽带，因为人类历史是指人类社会的历史，历史过程的社会性与社会意义是客观存在，对此不应也不能视而不见。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不仅体现出历史价值观，同时也体现出社会价值观。此外，历史与现实内在的联系也是客观存在，如果人为割裂了这种内在联系，那就会使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脱离现实的社会生活，变成没有社会实践内容的抽象概念判断。正如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密不可分的一样，历史认识和社会认识也密不可分。这就决定了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的特点，是价值观和历史观的辨证统一。

（柯友会 整理）

核心观点

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任何一门学科的生命力，在于社会发展对它的需求，以及它对社会的贡献，它的意义不在于简单、直观地描述，而在于不断提出和回答问题，进行理论阐述和概括。

于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研究方向为俄国史、历史认识理论、外国史学思想史。著有《苏联史学理论》《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西方史学在东方的反响》《世界政治史1918-194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