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0-2011》简介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0-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本书是2010年的经济增长蓝皮书，其主题是面向“十二五”的经济增长。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将面临重大转折，这些转折包括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劳动人口比例将逐步由上升转为下降，代表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不再，二是城镇化水平以达到较高水平，城镇人口超越农村人口。这些转变都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重要变化，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将在十二五期间发生转变。但从短期来看，2010年引爆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对世界经济复苏带来的重大影响，对中国出口外需的恢复带来了重大挑战，也为我国长期以来依赖外需出口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增长模式带来了巨大压力。因此探索面向“十二五”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本书的主要目标。本报告内容有三个方面：

一、2010年全球与中国经济回顾与2011及“十二五”经济增长展望。

中国经济2010年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中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增速相对较快。具体说来，农业生产在自然灾害影响下保持稳定；工业生产平稳增长，企业利润状况良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投资结构有所改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持续上升，消费比例逐步扩大；对外贸易增长迅速反弹，但贸易顺差略有减少；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信贷增量仍然过猛。

但是，当前国民经济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主要包括：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已接近50%，投资驱动型增长已达到峰值，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将难以持续；投资增长逐渐放缓，资本积累速度放慢，结构性的改变将会导致较高的资金成本和边际回报率的降低，进一步影响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较少，经济增速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必将放缓；通货膨胀压力突然加大，经济中流动性过剩，输入型通胀特征明显；房地产投资增速猛增，房地产泡沫化程度高企，调控难度加大。

世界经济在后危机时代的大背景下呈现出缓慢复苏的态势。2010年，在欧债危机的持续发酵的背景下，欧元区目前的增长仍然较好，这要归功于德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多数令金融市场担心的风险并没有造成大的影响，美国年中的经济放缓并会衍变为二次探底的衰退的担心仍旧没有出现。

但从中长期走势来看，世界经济复苏仍面临严峻挑战。2010年来世界经济增速呈现不断放慢的态势，美国、日本与欧盟三大经济体工业生产增长均有所回落；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充当世界消费者的情形有所改变，发达国家整体消费持续低迷，消费减少、储蓄增加的变化仍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全球贸易增速逐步回落，国际贸易持续低迷；全球目前消费者价格走势呈现相反的趋势，发达国家普遍出现通缩，而新型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价格上升的通胀压力；汇率股票市场大幅波动，汇市波动剧烈，美元相对于主要货币明显贬值；发达国家的信贷市场一直没有明显的改善，信贷增长始终处于萎缩状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和欧盟失业率居高不下，反而有所上升。更为重要的是，爱尔兰、葡萄牙等国主权债务危机逐渐凸显并相继引爆，对欧盟经济恢复带来重大压力；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上涨，预示着国际金融市场上存在着重要风险；国际市场竞争激烈，贸易保护加剧，对国际贸易的扩大产生了消极影响；发达国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试图刺激经济，如美国和日本重启量化宽松，欧元区扩大流动性，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收紧货币政策，以对抗通胀、资产价格泡沫及外资大量涌入；各国政策协调机制尚未建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国际合作仍有待加强。因此，可以预料，世界经济增长恢复仍需较长调整，世界经济格局经过此次经济危机将有重大调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联系将发生重大转变。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预计中国经济也将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增速下调。预计在2011及“十二五”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放缓，工业生产在调整中保持较为稳定增长，“十二五”计划的带来的民生工程建设加速、收入分配改革、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体系改革的全面推进，将对消费的启动产生持续推动效应，国民经济在结构调整中进入常态减速，出口增长将逐步恢复，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将逐渐下降。尽管如此，一方面，中国资本积累仍将继续，资本仍将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增长动力。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过度发展，中国的资本存量相对其整体经济规模还远远不够。正是由于中国资本存量相对较低，相对于许多发达经济体来说，中国目前还有大量的生产性投资机会，可以继续产生相对较高的回报。按照购买力平价粗略计算，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显而易见，中国仍然还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并且这些投入的大部分将进入生产性领域。另一方面，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消费比重会逐渐上升，但并不足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劳动力的大量供给正在消失，人口结构的转变和政府政策将会使储蓄率降低。这些改变将导致较低的预期回报和较慢的资本积累，因而使中国的边际资本成本升高，对投资进一步增长产生重大影响。较低的储蓄率会使边际消费强劲增长，但不足以完全抵消较慢的投资增长，所以GDP增速在未来10年的增长将比上过去两个10年减慢。

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结构转变带来的挑战，从短期来看，世界经济增长进入了缓慢的常态爬升阶段，我国又面对快速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大量国际资本流入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从宏观层面积极实行经济政策的转型至关重要，这是全年经济工作的核心所在。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一个经济增速放缓的发展阶段，随着劳动力供给达到顶峰，中国的人口红利将会逐渐消失，结构性升级也会导致较高的资金成本和边际回报率的降低，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速，但经济增速放缓有利于我们进行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解决前些年经济快速增长期间遗留下的经济效率与质量低下的各种问题。加大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规避对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出口减少所带来的风险，积极推进贸易多元化战略等措施，促进对外贸易平稳转型。完善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机制转变，构造一个大体上与整体国民经济相适应的、和谐统一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益的房地产市场体系，抑制房价过度上涨态势。加强民生建设，通过社会体系的建设，低收入补贴通货膨胀指数化、最低工资通货膨胀指数化等措施，加强低收入人群抵御经济冲击的能力。

从长期来看，中国宏观经济正处于劳动力结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重大变化的阶段，在追求高增长的同时，加快转型步伐是中国实现成功赶超的基本条件，中国经济应实现以下几个转变。一是调整过分强调速度的赶超发展战略，转向以增长质量和适当速度为导向的增长模式，在可承受的最低经济增速下，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不能因为经济增速回调的出现而动摇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取向，并增加对转向良性可持续发展轨道和提高增长质量、结构、效益与可持续性的追求，以及增长成果的社会普遍分享水平（即注重人均水平的提高）。二是加快技术进步，提高技术创新对增长的贡献率，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大力培养创新型人才队伍，建立自主技术创新和推广运用的激励机制，增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大落后技术和产能的淘汰和升级，在强化国际技术合作基础上增强自主技术和品牌创新，打破技术封锁。三是深化体制机制创新，为转变增长方式扫清障碍。要推进政府改革和职能转变，减少政府作为经济人与民争利和过度干预和直接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行为，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要加强对以政府改革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统筹协调能力，致力提高政府管理绩效。需要把握综合改革的总体情况，协调推进综合性改革试验和部门、地方的改革试点，以防止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些有效措施因部门或地方利益的干扰无法落实到位。要将业经证明的成功改革经验及时坚决地推广开来。要建立政府职能转变和绩效提升考核和问责机制，使各项改革落到实处，真正能运用和助推增长方式转变。四是消除各种阻力，建立转变增长方式激励与保障机制。

二、中国各省区市发展前景评价

为了更好地评估中国各省区市的发展情况，我们在2009年经济增长蓝皮书的中国各省区市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的基础上，对中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下简称省区市)1990-2009年间发展前景进行评价，试图建立中国各省区市发展前景评价体系，并按权重比对各省区市发展前景分为五级，分析影响各省区市发展前景的因素。

我们将发展前景评价指标分为三级，其中一级指标包括：经济增长，增长可持续性，政府运行效率，人民生活。各一级指标包含若干二级指标。其中经济增长一级指标包括产出效率、经济结构、经济稳定等二级指标；增长可持续性包括产出消耗、增长潜力、环境质量；人民生活包括人民生活、社会保障和消费结构等。二级指标再下设相应的三级指标，包括产出效率、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产出消耗、增长潜力、环境质量、政府效率、人民生活、社会保障和消费结构等方面的近60个指标。

中国各省区市1990-2009年发展前景评价的基本结论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各省区市发展前景指数得到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高。从1990到2009年，全国发展前景指数平均上升了238.34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前景指数分别改善了267.41 %、219.66 %和214.83 %，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发展前景综合得分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差距。而1990-2009年间中国各省区市发展前景指数方面，四川省改善最多，云南省改善最小。一级指标的改善情况如下：经济增长方面，重庆市改善最多，甘肃省改善最小。增长可持续性方面，甘肃省改善最多，云南省改善最小。政府运行效率方面，上海市改善最多，海南省改善最小。人民生活方面，广东省改善最多，云南省改善最小。

我们将1990年后、2000年后平均、2007年、2008年和2009年按权重比3:3:2:1:1将各省区市分为五级，并将影响各省区市发展前景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其中发展前景方面，1990年和2000年以来，上海、北京和广东处于发展前景的第一级，2008年、2009年，浙江开始进入第一级，即上海、北京、广东和浙江为发展前景的第一级。

三、“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

“十二五”是我国经济赶超实现和平崛起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平稳增长和协调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在碳排放、内外部平衡、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政策调整等方面所面临的重要问题需引起重视并妥善解决。

首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碳排放的控制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我们在碳产出、碳排放因子和碳足迹定义的基础上，对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工业行业碳排放的趋势进行了数据描述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工业部门终端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总体水平在1996-2002年间基本稳定,但2003年以来，工业规模的迅速扩张导致了碳排放迅速增长的趋势；总体来看，在我们所考察的33个工业行业中，尽管碳排放因子表现出了普遍的基本稳定或下降趋势，但是碳排放因子明显下降的行业较少；十余年中，尽管中国工业行业总体上出现了增长过程中的低碳化倾向，但是，碳产出与碳排放因子（倒数）显著的正相关只是出现在少数行业中；由于工业部门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格局短时间内不可能得到根本改观，这为工业部门节能减排带来了压力，前景不容乐观。

其次，中国多年来贸易余额持续大额顺差，表明中国经济存在外部失衡的问题。我们采用单位根突变检验分析了1970年-2009年间中国贸易余额，没有发现结构性变化。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扩展的经常项目占GDP比是导致贸易余额占GDP比的Granger原因，但贸易余额占GDP比并不是导致扩展的经常项目占GDP比的Granger原因。实证分析还表明，影响外部失衡长期主要因素为扩展经常项目余额，工业化率和服务业率对贸易余额占GDP比也产生影响；影响中国内外失衡长期因素主要的是中国经济结构性因素，就中国目前而言，城市化率的提升会促进资本形成率的提升，从而使得扩展的经常项目余额下降，有助于中国实现内部再平衡。由含有中国贸易余额占GDP比、世界经济增长率和实际有效率汇率的结构VAR模型分析可知，中国贸易余额占GDP之比的波动主要由自身波动所引起的。

再次，产业结构调整是“十二五”规划期间的重要任务。我们通过“十二五”与“十一五”两个规划的对比，总结出本次规划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着力点：第一产业在于以保障粮食安全为枢纽来加强农业基础，要建立有效机制监督约束各级地方政府违法侵占农地，通过技术改进、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劳动力素质等方式促进农业技术的创新与推广，加大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调整低粮价战略，加大惠农力度；第二产业在于通过企业兼并重组发展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中型企业，依托国家重点工程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引领支撑作用，实现高新技术的产业创新工程；第三产业在于以特大城市为主要载体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最后，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时期，经济政策会朝着“调结构、转方式”的角度继续深入调整，政策调整与制度安排是实现“十二五”发展规划的重要保证。战后经济增长理论由索洛新古典模型到拉姆齐新古典模型再到新增长理论的演化，经历了将经济政策的作用视为纠正市场失灵、到促进经济短期动态变化、再到促进长期增长和福利水平的演化过程。从战后发展中国家增长加速的事实来看，基于“华盛顿共识”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帮助并不大，而政策的简单改变虽然能带来短期增长效果，但是长期增长必须要由相应的制度安排，通过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资源配置能力来实现。我们认为，分配是政策的首要功能，因而政策制定者应当注意宏观政策的内生性。维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非常重要，可以通过对外贸易来获得相对低廉的技术改进，同时有助于建立好的制度，以保证长期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