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9-2010》简介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9-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本书是2010年的经济增长蓝皮书，其主题是“城市化与经济增长”。

2009-2010年，中国正处于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关键时期。由于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计算，中国2008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940美元，接近中高收入国家的下限，经济体制与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国际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008年9月以来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21世纪以来的第一次世界性危机，很可能导致各个主要经济大国的分野。这次危机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国家，是美国27年来以美元扩张、资本市场扩张、双赤字扩张、服务业扩张等支持的负债增长和技术创新周期的阶段性重大调整。

本书以上述两大背景为基础分析了下面三个问题：

一、2009-2010年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增长

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下，我国积极应对，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保持了国民经济的稳步增长，取得了显著成效。

国民经济扭转了去年下半年以来增速下滑的趋势，实现了企稳回升。2009年宏观经济数据表明，农业生产形势稳定发展，工业生产增长速度逐步加快，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非常明显，国内市场销售实现了平稳较快增长，对外贸易出口继续下降，但降幅明显收缩，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价格由降转升，城乡居民收入中转移性收入增长较快，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金融机构贷款继续增加。国民经济回升势头逐渐增强，总体形势积极向好。

但是，国民经济回升的基础尚需继续巩固，经济回升基本上是投资拉动和货币刺激的结果，出口仍然在下降，顺差在继续收窄，但在未来不会恢复以前那样的出口高增长。消费在GDP中所占份额下降的趋势还没有扭转，经济持续增长仍然缺乏有力支撑，国内经济增长带有典型的投资驱动特征。国内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长非常快，房地产投资反弹速度非常快。从消费来看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过去十年从45%下降到35%，处于偏离常规的低水平，调整结构失衡、解决消费不足成为问题的关键，经济结构调整任务依然紧迫。

从国际经济形势来看，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扩散蔓延，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各国纷纷采取空前的经济刺激措施，尽力保持经济增长。在刺激政策和库存调整的带动下，主要经济体和主要经济领域陆续开始复苏。世界经济复苏始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现已向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始于制造业和个人消费的复苏正在向服务业，以及出口和投资扩展。

但是，刺激政策是当前经济复苏的首要因素，库存调整对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外需是美国、日本与欧盟等三大经济体复苏的重要支撑因素，单纯依靠发展中国家带动全球经济复苏不堪重负。三大经济体就业形势短期难以改善，产能利用率仍较低下制约着投资增长，世界经济复苏面临众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石油价格、初级品价格仍有较大上涨压力，甲流疫情存在扩大的趋势。

更重要的是，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矛盾尚待解决，对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构成挑战，这主要表现在：美国住房贷款违约率仍在上升，不良资产情况依然严重。发达国家去杠杆化继续发展，信贷仍然停滞甚至收缩，全球信贷继续收缩。部分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风险较大，热钱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冲击加剧。迪拜债务危机暴露出全球金融体系中盲目借债、以泡沫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等问题，对世界金融仍有较大负面影响。阻碍世界经济复苏的体制问题仍未解决，包括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有所下降，但尚未调整到位；全球经济失衡尚未明显改善，全球主要贸易巨额顺逆差调整呈现停滞甚至逆转的趋势；加强国际金融监管进展十分迟缓，全球金融统一监管体系仍未付诸实践。因此，全球经济未来发展趋势仍旧不容乐观，中期内世界经济以及我国经济都将面临一个比较紧的外部环境压力，这将对我国的出口形成巨大的压力。

综合国内国外经济形势来看，随着投资率的快速增长，以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越来越小。国际金融危机对出口形势的严重冲击，使得我国出口锐减，而这一形势在中短期都看不到明显好转的迹象。因此，中国经济在2010年仍将面临严峻考验，尤其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难度增大，预计2010年我国将继续保持有利于经济快速增长的宏观政策基调，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稳定快速增长。

为了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我们对决定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深入分析。我们首先运用单一地区的Malmquist指数法对1978-2008年间中国总量经济进行了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1991年的TFP快速增长阶段，这与中国资源配置机制转变主导下的经济结构变革密切相关；第二个阶段是1992-1999年间中国的TFP增长下降阶段；第三个阶段是2000-2008年间中国的TFP维持稳定增长的阶段，这得益于中国快速提升的城市化水平。从整个时间段来看，TFP对经济的驱动贡献不可埋没。同时，研究还发现，中国全国的TFP增长和各个年份各省市TFP平均增长有所不同，1991-2008年间中国TFP增长是各个省份的TFP平均增长的接近两倍。因此不能简单的将各省份的TFP平均增长当作中国全国的TFP增长，否则将低估中国的TFP增长。

为了比较各地区经济增长效率，我们进一步通过中国省级1990～2008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分析了中国30个省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研究发现各省市TFP平均增长与中国总量经济TFP增长发展的趋势一致；中国在1992-1999年经历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下降，这一阶段技术进步下降很快，但技术效率的改善减缓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下降过程，技术效率的改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着重要作用；2000年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经历了一定的增长，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恶化对TFP增长则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由于技术进步较快，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本保持稳定；技术效率变化对TFP的作用影响很大，2000～2008年技术进步增长速度回升，但受技术效率下降的影响TFP增长降低甚至为负，说明技术效率对TFP增长下降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规模经济在技术效率提升中的作用并未体现，因而规模经济对技术效率的贡献也不大，纯技术效率的下降直接导致技术效率变化的下降，远远落后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说明从1991～2008年间中国的技术效率恶化比较严重。

从地区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的是东部地区，其次是西部地区，处于最后的是中部地区；虽然中、东和西部地区存在一定的技术进步，但技术效率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相当的阻碍作用，因此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不是靠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高来推动的，而是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的增加而实现的；东、中、西部地区的纯技术效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中部的纯技术效率下降最快；东、中部地区经济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具备一定规模经济效应，规模效应对技术效率的提升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而西部地区经济则还没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即还没达到一般所谓的阈值，难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区域差异促使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1990-2008年期间，东部与中部、西部地区技术效率差距显著扩大，而西部与中部的地区效率差距有所扩大，说明地区间技术效率的不平衡加剧。

二、中国各省市1990-2007年的可持续发展评价

为了探讨中国各省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情况，我们提出了一套各省市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本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一级指标包括经济增长、增长可持续性、政府运行效率和人民生活四个部分，通过产出效率、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产出消耗、增长潜力、环境质量、政府效率、人民生活、社会保障和消费结构等方面的近60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各省市可持续发展进行客观分析，得出了中国30个省市1990-2007年间的可持续发展指数和排名情况。并将可持续发展评价细化到一级指标，得出了中国30个省市1990-2007年间经济增长、增长可持续性、政府运行效率和人民生活的增长指数和排名情况。

我们选取四组三级共60个左右的指标进行分析，基本结论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的质量不断提高，各地的可持续发展机制也得以强化。经过测算，从1990-2007年，全国可持续发展水平整体上升了193%，当然各地区之间差距还很大。从1990到2007年，全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平均水平整体上升了193%，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分别改善了219.19%、174.51%和173.13%，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可持续发展能力仍存在较大的差距。

三、中国的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有实证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与单位资本GDP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85。原因是人口和资源的空间集聚产生了规模收益递增的效应。对于工业化的城市，聚集效应更明显，因为知识和新技术在交流、竞争和传播等方面效率更高，城市运行成本低（因公用设施密集），产出效率高。可以观察到，以东亚为主的新兴经济体走的正是大城市圈为特征的，围绕工业化而展开城市化的路子。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的城市化将不断承担起推动经济增长的重任，我们测算的结果表明，中国目前正处在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它将与不断现代的工业一起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支柱。

为了深入理解中国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理论研究。在中国低价工业化时期即将结束，高成本城市化已启动的背景下，我们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城市化的积聚效应和成本上升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并对中国城市化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基本结论是，城市化的积聚效应对工业和服务业竞争力产生正向效应，工资成本对工业和服务业竞争力产生负向效应，住房成本对服务竞争力产生了负向效应。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应减少城市化成本的过快上升，转变城市化模式，以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在新经济增长中创新是推动增长的重要因素，城市化作为一种空间上的积聚现象，对创新也有着重要影响。创新活动在空间的分布是集聚均衡状态还是分散均衡状态，从市场机制的角度上说，取决于经济行为人对利益的追求所导致的集聚力和分散力的力量对比。集聚状态的产生和维持是由某种形式的递增报酬所导致的，传统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不能解释递增报酬现象。我们在新经济地理学的一般分析框架内，从静态角度建立了一个描述创新空间分布机制的初步模型，并在此基础上简要探讨了创新活动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及其稳定性。我们认为，流通成本的高低对创新分布状态有着重要影响，而城市化通过降低这种流通成本，促进了创新的积聚。

为了研究我国城市人口规模分布变化，我们对中国地级城市人口规模进行了密度函数估计，得出了如下结论：1990年至2007年间，城市人口数密度函数由单峰分布向双峰分布转变，且峰值由大至小，同时城市人口数的变化区间由小到大，密度函数的中心不断向右移动；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口规模的基尼系数逐渐增大，但从2007年起有所减小，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人口规模基尼系数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的基尼系数受中国城市化水平、GDP的增长率和中国城市职工平均工资的基尼系数等因素的影响。因而有必要制定适当政策引导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减少各城市间收入差距，促进城市人口规模实现合理可持续发展。

为了研究我国城市化与第三产业就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我们通过1978~2007年的时序数据，利用回归分析、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对第三产业就业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三产业就业对城市化水平的作用要明显强于城市化水平对第三产业就业的影响，主要原因是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提高促使就业结构变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农业人口向城市集中，从而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从发展水平来看，我国城市化水平仍然相对滞后，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服务业的发展、并形成聚集效应的作用还不够明显，因而城市化水平对第三产业就业的影响能力也较弱。因此，要提高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首先就要促进产业结构的完善，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第三产业就业，提高第三产业就业在总就业的比重，推动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最终带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在分析土地财政资金流程和中国特色的土地供给模式下，土地财政是中国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我们分析了土地财政的宏观作用机制：城市福利分配和产业结构调整。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国家，要素价格是由其产品的派生需求来定价的，要素所有者的获利动机和竞争性，可以使要素价格趋向于可以维持长期增长的均衡水平。但是在中国的现阶段，由于要素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还没有完全成熟，土地国有导致地方政府成为土地市场供给的实际垄断者，这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从以增长最大化为目标的一种扭曲走向以提高城市福利为目标的另外一种扭曲，必然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分权式竞争框架下，我们进一步发现，即使全部用于公共服务支出，土地财政也不一定能带来居民福利的提高。土地财政会带来产业结构转换效应，降低整个工业的产出份额，从而影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增长。

（课题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