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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史的写法至少有两种：一种是依赖经典文本，梳理各个时期不同学者对经典的不同诠释，揭示彼此的侧重点和思想倾向；另一种是着重经学传承过程的研究，通过考察经学家的个人或者群体际遇，深入展示经学流衍背后的“人与事”。前者的思路，似可用“读其书而知其人”加以表述；后者的思路，则可借“知人论世”一语加以标示。《北朝经学史》的研究，主要采用了第二种研究思路，它的研究方向，大致上围绕北朝这一特定时期经学传承阶层变化的前后渊源及其过程展开；它的研究结论可概括为：在政治、文化主导权分离的乱世时期，经学传承的主体逐渐从文化世家和名族学者过渡到士庶学者群体——兖州学派，并由兖州学派后学完成了对中古经学的整合。
从两汉到隋唐，经学演进历经盛世、衰微和复兴的曲折过程。在乱世背景下，北朝经学之延续虽如丝缕，但始终未曾遭到彻底灭绝，这其中必有其渊源深厚的“前因”，亦有其不可忽视的“后缘”。所谓“前因”，是指秦汉时期遭受皇权压制的东方文化世族，其复兴学术的理想一直未曾断绝；所谓“后缘”，是指名族学者在北魏周隋时期完成华夏典章政治制度的重建后，取而代之的是兖州士庶学者群的全面崛起，并由直接承袭这一群体的孔颖达学派完成南北经学的最终整合和官方经学诠释文本的定型。
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化的重心不在关中而在关东，文化的传承主体不在平民而在贵族，此两点当为治史者所留意。秦汉时期，皇权施行“强干弱枝”的强迫迁徙政策，大量关东文化世族被迫客居关中腹地。东汉魏晋时期，与文化世家同为迁徙之后的“五陵年少客”，在边疆军事、政治事功上多有杰出表现。然而“永嘉之乱”后，这批儒学世族中众多代表性家族并未随司马氏政权南渡江表，而是在北方与各个北方华夏少数部族政权展开周旋。在狭隘的封建史学家看来，与这些华夏少数民族政权合作进而共治天下的中原名族人物，很难为封建正统史观所能容忍，因而官修正史对他们的事功和思想言行多有避讳，不过，从正史只言片语的记述中，仍可见他们全力投入民族融合和华夏文化重建的诸多作为。
拓跋氏进入中原之后，针对中原士族，虽最终与其实现了共治合作，但始终可以看到文化上的隔阂，甚至一度还禁绝经学的私相传授，这无疑表明北魏官方无意也无力完成儒家经学的复兴。事实上，在拓跋宏的汉化改革中，地缘、门第偏见下经学微言大义的意气相争，是北魏中晚期经学传承的显著特征。若是从经学指导政治的眼光来看，在拓跋宏汉化改革、北周创立典章制度中，名族学者往往借助《周礼》等典籍敷大义，这无疑有助于华夏文化的复兴和重建，然而，以儒学名族为传承主体的北朝经学，由于名族学者群有其不能克服的偏见和狭隘性，势必不能由他们完成经学大义的整齐和融合。
在北魏晚期，经学传承主体终于向“边缘”学者群倾斜，这一群体主要来自颇具文化和教育传统的兖州地区，兖州位于冀州和青、齐之间的黄河下游两岸。如果说北朝冀州学术风貌体现的是两汉旧经学，那么，青齐学术代表的是南北学术融合的新思潮。拓跋氏进取中原之初，大批河北士族南迁至青齐，之后青齐又为南朝刘宋所灭，为刘宋统治长达六十年，在北魏中期，青齐又并入拓跋氏版图。这种复杂的历史变迁，使得青齐学者兼有南北学术的风貌。兖州地区的士庶学者群，正是在冀州“旧学”和青齐“新术”之间，同时也正是在名族垄断政治仕途、士庶学者“学而优”却不能“仕”的逼仄下，成为了北朝经学传承和南北经学融合的主要承载者。延至隋唐，这批士庶学者历经多次官方学术主导权的纷争，在唐初，由主要来自兖州的孔颖达学派代表官方完成南北经学的融合和经学大义的整理。
简言之，从汉代以来，经学传承的中心和边缘位置发生了多次迭代：在迁徙的命运面前，这些文化世族的学者保持了学术传承和复兴的理想和精神，由此才有了两汉经学的兴盛。而面对永嘉之乱，他们再次退入历史的边缘，在乱世又逐渐将处于边缘的儒家经学和华夏文化带入历史的中心。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这批曾对儒家经学有传承之功的文化世族，他们的中心位置却最终被更有生命力和没有门第之累的兖州士庶学者群所取代。北朝经学传承和振兴中的迭代效应，无疑值得今人深思和认真对待。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北朝经学史”负责人、四川师范大学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