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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打开改革开放的大门，向世界敞开了胸怀；当我们加入世贸组织，并入了世界发展的轨道，我们与世界的对话就再也不会停息。在这样的交流与对话中，引发对我们反思自身的问题有很多，从中华文化之根的发扬与发展所引发的思考，就是今天我们研读马一浮学说的价值所在。
是为“启尔求真”
马一浮思想的主旨，当属“六艺该摄一切学术”之论。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艺），是我国学术最早的源头，是中华文化的最高形态。所以，马先生之认为国学就是六艺之学，即在表明中国人立国、做人的精神本源就在六经；而如果国学被定义为六经，就可以进入现代教育——马氏欲建构的兴于《诗》终于《易》的“成德之教”。两千年前孔子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经，马先生则几以易经来通六艺之教。他不弃象数而说义理，终又全部收归到理气、收到心、收到生命之学。只有这样“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智慧，才能让人“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 既“敬以直内”，又“义以方外”，以开启人类认知之“真”、思想之“真”和行动之“真”。
的确，马一浮先生一生追索的就是真、善、美的终极价值，他让我们体会到一种极高的知性、自信和觉悟。从根本上讲，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做一名“经济人”，我们更要成为能追求意义的“文化人”。这个社会需要大批有科学智慧（智商）也有伦理智慧（情商）、能生产工具价值也能产生精神价值的知识分子。同西方求外在真理的认识传统比较之，马一浮全力“反穷内心”，以达成“内在的超越”。在求索真理的过程中，这样的智慧不仅需要与科学相交融，而且能体现更为深刻的科学、求是、“启真”精神。
是为“思睿观通”
马一浮以“六艺之学”为核心的学术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论：那就是“思睿观通”，即融通体系，阐发新知。20世纪以来，我们所借鉴的发展模式大多是英美模式，内容多为经济主义、线性思维，而这远远不够。从儒学的视角看我国的发展，马一浮的理解是，应该基于更复杂的思想体系和更全面的整合思维，这样我们才可以接受各种不同文明不同习俗的挑战。
马先生学问有两大支柱，一是儒学，一是佛学。儒佛兼冶、儒佛并重、儒佛会通，是马一浮学术思想之重要特点。在马先生看来，儒佛之立名立教是不得已之事，人的自性原本充足，只是由于习气熏染、间杂缠缚，因此往圣大德著书立说，无非是让众生能够“识取自性”，从习气中解放出来。常人心性容易有间杂，容易有习气。要成为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一个“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就要刊落习气，去掉间杂，进而实现人的自性的庄严。这一思考显然已直抵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当下的许多人所缺的就是这种自性的庄严，就是敬、诚、信的价值力量。
是为“树我邦国”
马一浮不仅是“千年国粹，一代儒宗”；更难得的是，马先生真正躬行践履。有人认为他抱残守缺，已经过时了，说他只有过去，没有现在，更没有未来；有人认为其“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判断听起来太武断。但其实这里有非常深刻、内在和现实的东西。我们这一代人要努力实现文化上有发展、思想上有创造的文化复兴事业，不应只拿GDP来表现国家形象，不应再把知识和智慧混沌不分，不应只见数据不见思想，没有价值、理想、信仰的决断是危险的。
同自然科学的“刚强”相比，国学在世人眼中略显“纤柔”。然而，国学的这种“纤柔”并非世人平常认知中的软弱，国学的“纤柔”中内化的是中华文明对于世界的“刚毅”之理，这“刚毅”在马一浮看来，是“六经”的核心价值，可概括为“六德”，即仁、智、圣、义、中、和。这是对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作的总结和提升。这也正是六艺之学所要传与众人的真正精髓。
我们学国学，学马先生的学问，就要着眼于现实的现代化社会建设任务，就要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性上去进行提升，将中华传统思想的精粹注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上助力中国梦的实现。
是为“天下来同”
马一浮在《泰和宜山会语》中有言，“今日欲弘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的保存国粹，单独的发挥自己民族精神而止，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的及于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之流失，而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方是成己成物、尽己之性、尽人之性，方是圣人之盛德大业。”
可见，马一浮讲六艺之学，是想通过六艺之教，让人人都能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善念善心、原本存在的性情之真。通过六艺之教，恢复人的本来之善，尽己之性，尽人之性，使人类由此走向一个真正天下大同的境界。
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发展，得益于两个非常重要的对话空间，一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一是人文与科学的对话——或许，这也正是中国与世界的对话，儒学与西学的对话。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和世界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区域文明形态的交流碰撞中，我们不仅要学人之长并给予创造性的融合、归整，也要能够向世人展示我们自身独特的思想。马一浮先生已经用他“六艺之学投射中西学术”的国学观做了这样的典范，今天，我们纪念马一浮，或许也就意味着我们将以这样的世界主义、人类主义立场和胸襟走向我们的未来。
（作者吴光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阳明学系列研究”负责人、浙江大学教授；李杭春为浙江大学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