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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八大报告强调要着力开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为此就必须准确把握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存在的问题，并深入分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要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整体实力，特别是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必须坚持党对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核心领导，继承传统文化精华，凝练与创新时代文化，不断夯实文化产业基础，重视文化话语体系的协调与对接。
关键词 中华文化 国际影响力 问题 原因 建议
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对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和综合国力，提高中国在国际重大事务中的影响力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化进一步发展，在世界文化市场有了一席之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也越来越被世界认可。与此同时，中国文化“走出去”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尚需进一步推进;与世界文化大国相比，中国无论是在文化外宣还是文化产业化上都有很大差距;中国经济“走出去”和文化“走出去”严重不相称。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力争“中华文化走出去迈出更大步伐”，着力开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为此必须准确把握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并提出切实可行、具有操作性的建议。
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存在的问题
我国虽然有着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和特色鲜明的时代文化，但由于文化对外传播起步较晚、方式方法有所欠缺，文化“走出去”并未取得与经济“走出去”和外交工作相匹配的成就。当前，中国文化在“走出去”方面明显存在以下问题：
中华文化占据世界文化市场的份额过低。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中国的文化产业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文化产业化发展都给予了大力支持，不仅文化产业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阵地，文化产品出口也成为我国外贸的重要内容。但是，我国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远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美国文化产业生产总值占到整个GDP的25%，日本达到20%，而我国仅为2.5%。我们在世界文化市场上占据的份额很少，尚不到整个世界文化市场的1∕20。而且，中国文化产品鲜有创新，多是一些中小企业生产的低端文化产品，没有国际知名品牌，在国际竞争中缺乏竞争力和持久生命力。这一差距与我国世界文明古国的地位不相称，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也不符合。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起步较晚，文化市场发展不完善，文化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产业规模化和集约化程度较低，文化领域的战略投资者较少，骨干文化企业也较少。有数据显示，在400家最富有的美国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企业;在400家最富有的日本公司中，有81家是文化企业。在2011年世界文化市场格局中，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所占比重依次为43%、34%、10%和5%，而中国仅为4%，位列第五。其中大部分为依托中国廉价劳动力资源而获得成本优势的“硬件产品”，内容和创意等“软件产品”比例不高。
中华文化对外交流内容和形式单一。文化“走出去”要包括传统文化，也要包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但是，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几乎仅限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形成的新文化尚未有全面理性的认识。我们的文化产品，也大都取材于传统文化，基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产品比例很小。从交流形式上来看，尽管目前的民间活动在文化“走出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政府依然是文化“走出去”的主要推动者，文化艺术机构、民间组织也在政府的统一安排下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活动。这样的交流活动，无论是内容，还是影响效果，都大打折扣。相反，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参与高质量文化“走出去”仍然较少。政府作为文化“走出去”的主要推动者，难免被认为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而受到抵制。从客观上来说，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走出去”也是新世纪以来才重点推进的工作，无论是政府、企业、团体还是个人，都缺乏对文化交流和文化市场的充分了解，未形成较成熟的经验。
中华文化的世界认可度偏低。近年来，“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在一些国家颇有市场，也成为这些国家加强军备防范中国的借口。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新殖民主义”的恶名也被扣在中国头上。那些没有来过中国、未经实地调查的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依然比较肤浅，还停留在对古代中国的认识上。外国普通民众形成的这些错误认识，与影视作品中的负面形象描述不无关系，也与西方社会对中国的长期排斥不无关系。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崭新为何至今尚未得到正确展示，其原因值得进一步深思。深究起来，在国际上，展现传统中国负面形象的文化糟粕占据了主要领地，而体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文化作品却少之又少。单就传统文化来说，有的在国内被认为是精粹的的文化传统，在外国人眼里甚至变成了避之唯恐不及的糟粕。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西方社会和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组织持排斥态度。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对外交流日益增强，但总的来讲，我们走出去的多，人家走进来的少，结果是我们了解人家的多，人家了解我们的少。现在，不少西方人对我们的了解还停留在历史书上，或者是来自道听途说。所以说，世界对中华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新文化了解度较低是不争的事实。
中华文化难以“走出去”的原因
相对于其他领域的对外开放，文化“走出去”更加难以把握和控制。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中外文化本身的差异等客观原因和传统文化与创新文化不协调等主观原因，使得我国文化“走出去”效果不尽如人意。
中外文化本身的差异。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千个民族，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根基于本民族和国家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也受各自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不同的自然和历史条件下，会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在原先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文化缺乏交流，这种文化的差异性很明显，特别是中国文字的音与形又是分离的，这给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文化才随着商品贸易开始在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展开交流。无论从人才投入、重视程度、发生频率和交流效果来看，这时的交流都是浅层次和偶然性的。二战后，文化的交流高峰才真正到来。因此，中外文化交流进行的时间并不长，中外文化之间的差异就非常明显。
传统文化与创新文化的协调问题。从鸦片战争开始，国门渐被打开，中国同世界各国展开交往，逐渐被世界各国所认知。当时的传教士和海外侨民传播了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但规模相对较小，而且很片面，不足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20世纪，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迁，古今中外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也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思潮。然而，新中国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不仅没有走出去，而且多有误解。在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又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最能代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化面貌。然而当前，我们在推行文化“走出去”战略时，仅仅从国际社会已经形成的传统印象出发，而未能打破传统，未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文化示人。当前，并不能代表中国当代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的传统文化和低端的文化产品占据了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阵地，而社会主义创新文化却迟迟未能在世界上得到认可。从客观上来讲，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所坚持的资本主义制度格格不入，引起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偏见和封锁。中国人全面、深入地认识西方、了解西方，积极主动地译介西方文化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西方人对中国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也就是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这二三十年之间。
经济“走出去”与文化“走出去”不同步。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各大中小型企业把握战略机遇，顺应全球化产业规律，不断开拓全球市场，主动“走出去”寻找机会，到世界各地开辟市场，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遭遇的阻力也越来越大。在非洲国家，屡次出现当地员工罢工、当地居民绑架中方工作人员的事件。无论是在发达的欧美国家，还是不发达的非洲国家，都有中国企业不受欢迎的例证。按理说，中国投资既能帮助当地发展经济，又能提供就业，是一件好事。为何反面不受欢迎?中方企业过多注重经济效益，施行中方管理模式，缺乏事先的了解和沟通。文化功夫没做到家，久而久之则会让当地人形成对中国的负面看法。
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可行性措施
党的十八大强调“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尤其是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为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本身也硕果累累。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必须充分考虑与文化相关的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关系，必须统筹国内文化发展与文化输出两个大局的关系。针对目前我国文化“走出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以切实增强中华文化的整体实力，特别是其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
坚持党对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核心领导。文化“走出去”，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形象，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维护的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利益。国内文化发展不好，必然影响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进而影响一个国家形象、实力和利益。党对文化“走出去”的领导，实际上也就是对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发展方向的领导，只有靠党来把握国内文化发展和文化“走出去”方向，才能最终把握一国在国际上的发展方向，实现国内发展和国际发展两个大局相互统筹，真正发挥文化与经济同步发展的作用。
继承传统文化精华，凝炼创新时代文化，彰显文化魅力。我们处于一个充满竞争和活力的时代，鲜明的时代特点必须通过一定的精神和文化形式予以表达和彰显。为了彰显时代文化的魅力，我们应该着重抓好这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进一步彰显传统文化价值。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传统文化一直是我国文化“走出去”的主要内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做了大量的传统文化整理和发掘工作，有效地保护、继承和发扬了传统中国文化。但是，改革开放前我国长期处于被封锁和敌视的状态，改革开放又主要以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为主。传统文化并没有成规模成体系地向外传播，不足以改变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传统形象。当前，我们就是要进一步地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让真正代表中国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走出去”。此外，当前世界各种文化相互激荡，占据文化制高点成为一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传统文化作为我国的文化优势，就应该充分发挥和利用，以此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凝炼时代文化。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着力于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如，从共产党成立之初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艰苦奋斗的“井冈山精神”，到后来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还有建设和改革年代形成的“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此外，还有航天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与“神舟精神”等。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都取得了伟大成就，深刻体现了我国以“改革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时代精神。这些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我国文化建设的最重要成就和中心内容。推动文化“走出去”，就是要对外展现我国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展现当前中国足以引领世界的积极思维与先进文化。
不断夯实文化产业基础，创造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条件。当前，在文化产业的发展方面，我们有着文化资源丰富和文化产品市场广阔等优势，我们要继续争取使文化产业的发展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正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所提出的，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支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具体来说，就是要构建文化产业体系，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繁荣的文化产业格局。
重视文化话语体系的协调与对接。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都有着独特的文化，同时也有着独特的观察世界和理解外来文化的思维方式和独特方法。我们要充分了解各国的语言文化体系，了解他们接受中国文化的方式，更要了解他们所接受的中国文化的程度，用对方听得懂、理解得透的方式传递给他们，真正做到“中国故事，国际表达”。只有从对方的角度出发，才能有的放矢，针对不同的国家，采用不同的话语体系，争取最大限度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以海外投资企业为例，各国经济环境、经营环境和人文环境与中国有很大不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日益增多，但常常在当地政治生态、文化、法律等问题上遇到“水土不服”问题，“企业要提高自身专业化水平，引进专业化管理人才和团队，按当地规则办事，这样‘走出去’才会比较容易。”①
客观上，由于我国近现代曾受多国侵略，近几十年的发展又领先世界，社会主义制度早年又被宣传为与资本主义势不两立的社会制度，这些因素的存在，使一些国家对我们望而生畏。同时，无论是我国的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对外战略，都显示出一种要战胜周边国家独自强大的意图，这也令其他国家有所防备。当前，我们在对外宣传时，要理解对方立场，在强调振兴国家、民族复兴、文化崛起等战略时，强调自我发展基础上对外国文化的借鉴，避免将自我强大战略定位在战胜其他文明之上，以赢得朋友和伙伴。
抓好文化交流平台的整合与开辟。文化交流必须借助一定的平台和沟通渠道，才能实现文化信息的沟通和思想的交流和交融。为有效推进文化“走出去”战略，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要积极抢占国际主流传媒渠道。当今世界传播技术飞速发展，任何一个国家的重大事件都会形成被普遍关注的新闻热点。文化“走出去”就是要充分把握这些重要契机，把吸引世界目光的时机，转变成民族文化和价值输出的重要时机。而我们在一些重大事件、重大主题传播中的失语现象和反应滞后问题曾经抹黑了我国的国际形象。相反，也有利用重大事件成功传播民族精神的事例。例如，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中，政府第一时间公开信息、第一时间组织救援、国家领导人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全国四面八方的志愿者不畏艰难涌入灾区救援。这一过程形成了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精神，政府和全国人民的积极应对，更是鲜明展示了中国人民的团结一致以及党和政府的组织高效。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的成功举办，皆是文化传播的成功范例。这些成功，除了国内媒介主动应对外，还要归功于长期以来与国际主流传媒渠道的良好合作。
其次，要大力打造高端文化交流平台。文化“走出去”，利用国际主流传媒渠道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一个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人口总量和侨民人数都居世界第一的大国，我们要成功塑造自己的国际形象，要成功地传播自己的文化价值，发挥争取支持和影响世界的作用，有必要打造特色鲜明的高端文化交流平台。这种高端文化交流平台不仅要能熟练掌握国际文化传播的各种规则，还要能够建立自己的国际标准，以中国化的话语体系去传播中国文化。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不断丰富文化交流主体，实现主体多样化。一方面，在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必须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文化“走出去”，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也并不是哪一个人能独力完成的。需要政府、企业、组织和人民齐心协力来完成。文化“走出去”是一项系统性的浩大工程，必须由政府主导。在文化“走出去”过程中，政府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文化发展战略和具体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文化传播对象的联系和沟通;文化传播内容的甄别和推动;文化安全的维护。从更具体的角度上来讲，政府应该搭建文化传播平台，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创造机会，提供资金、组建人才，为文化“走出去”提供动力。
另一方面，要积极发挥多个文化主体带动作用。文化“走出去”，仅靠政府单方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只能起到统筹和协调作用。文化传播，要靠政府、企业、文化组织和团体以及其他民间力量来共同完成。上述主体本身是不同领域发挥不同作用的文化主体，所从事的文化领域和所承担的文化责任不尽相同。在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充分发挥各种文化主体的力量，这样有利于形成不同层次的文化“走出去”局面，相应地也就形成不同层次的文化接收方。双方的共同努力，最终构成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局面。当前，我们要充分发挥传统文化被广泛认可的优势，继续以传统文化为先导，以民间文化组织为主要力量，在世界各国展开文化交流，传播中国文化。在支持各方参与文化建设和文化“走出去”战略时，要注意处理好两个关系：在充分考虑国际文化市场需求和国内文化资源优势、人才优势、技术优势的基础上，明确战略重点，集中优势企业抱团走出去，实现重点突破。同时，国家层面掌握着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优势渠道和广阔平台，而地方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产品，加强地方和国家两个层面的联动，实现上下联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具体而言，政府和企业的侧重点是不完全相同的，政府是考虑通过文化交流、通过“走出去”使中华文化能够更多地融入到世界，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达到彼此尊重。而企业则通过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获得消费者的青睐，为企业发展创造很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这应该是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主要做法，政府的推动与企业的积极性相结合，尤其是要鼓励企业通过市场行为“走出去”是重中之重。②
经济和外交要与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相协调。在当今世界局势下，和平和发展成为各国所公认的时代主题，但国家之间的各种利益争夺此起彼伏，形势并不太平。在各种合作伙伴、友好关系背后，还隐藏着各种各样的争端。在各种矛盾冲突的地方，政治和外交都不适宜“出面”时，文化能够以最小的代价避免和解决冲突。当前，改革开放推动的经济开放和外交都已经趋于成熟，成为我国对外开展活动的主要领域。经济开放是国家对外的主要目的和主要内容，外交是维护经济开放的主要手段，也是传统手段。而文化作为维护一国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武器，其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推进文化“走出去”，就是要把深刻把握我国当前的经济开放和外交格局，把文化“走出去”战略与经济开放和外交格局紧密结合起来，发挥文化为政治、经济和外交服务的作用。文化“走出去”的作用不限于此，作为上层建筑，文化具有一定的预见性，文化“走出去”，就是要充分与对象相结合，反映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全方位特征，为国内的经济和外交决策提供参考和预见。同理，文化“走出去”，是与经济和外交“走出去”密切相关、相互依存的一个整体，经济开放和外交战略的制定，同样要考虑文化因素，把文化“走出去”列入经济开放和外交的主要内容之一。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经济开放、外交和文化“走出去”相统一协调和全面发展的格局。
要正确处理文化开放与文化安全之间的关系。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成功经验和教训，我们在引进西方优秀文化的同时，要注意筛选，将那些糟粕文化、腐朽文化挡在国门之外。历史实践证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消极文化会阻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努力。同样，我们在推进文化“走出去”战略时，也要注意策略，以免被敌对力量所利用。当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发展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日益强大会对传统资本主义强国形成压力和挑战，西方国家往往会披着文化的外衣，向我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我们一定要强化自己的信仰，辨明是非。同时，作为文明古国和文化创新大国，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继续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充分发掘总结自己的优秀文化，打造文化名牌，主动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在各种文化交流场合发出自己的声音，设置越来越多的文化交流年或文化交流节，继续在国外的学校机构中设立孔子学院或类似的对外文化传播机构，从硬件上来推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当然，纵观人类文明史，只有那些真正体现时代性、反映社会发展前进方向的文化，才会在交流交融中获得成果。中华文化通过对传统文明的继承和创新，完全可以打造中国的文化品牌，最终吸引世界各国来此取经，真正发挥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品牌效应，从而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双重视阈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研究”中期成果，项目批准号：12AZD001。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唐庆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 柳丝：“‘入乡随俗’成就中航海外投资”，《国际商报》，2012年10月31日。
2 “文化‘走出去’更重要的是依靠企业”，《北京商报》，2012年11月13日。
【作者简介】
冯颜利，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博导。
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化哲学等。
主要著作：《全球发展的公正性：问题与解答》、《科学发展观与苏南新文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