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惠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产主义底蕴

【核心提示】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产主义的内在关系，是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需要。对于开创性实践而言，正确的认识是实践成功的前提，“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同志才指出，解决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问题，关键在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确立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在时代的变迁中，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一点逐渐被淡化，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基础的哲学则更是长期疏远了共产主义理论。从学理上说，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产主义底蕴，关系到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几乎所有重大的概念、范畴和原理的正确把握，因此，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中我们对此问题必须加以关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标志性成果的共产主义基调

客观来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这两部哲学变革的标志性著作都以“共产主义”为基调，并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共产主义的“重叠现象”，这并非偶然。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曾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标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有许多“第一次”，其中之一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已经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了，而在《神圣家族》中，他们还自命为“现实人道主义者”。《共产党宣言》更是以“不屑于隐瞒自己观点”的鲜明立场，把自己的全部学说定位在“共产主义”这一基点上。因此，列宁特别指出：“我们应该象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称自己为共产党。我们应该重复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提供了基本依据。

这一联系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同旧唯物主义以及所有传统哲学划清了界限。传统哲学之所以只能“解释”而不能“改变”世界，其原因就在于它们不能超越“市民社会”，即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在新唯物主义看来，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是一个把阶级压迫和剥削推向极致的社会形态，是应该而且必然被超越的社会。因此，新唯物主义以超越资产阶级社会，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作为自己的目标。同时，由于无产阶级是超越资产阶级社会、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主体，因而这一哲学也就以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而斗争服务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同样，现代无产阶级只有借助新唯物主义这一思想武器，才形成了表达自己客观历史使命的阶级意识，形成了本阶级自觉的世界观并用以指导历史的创造。

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马克思成为共产主义者具有同时性，无产阶级和新唯物主义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联系使得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实践哲学划清了界限。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不是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意志主义的实践哲学，因为要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不能靠宗教式的幻想和力量，甚至也不能仅靠道德激情及其所引发的群众热情，而必须靠科学的理论和为真理而奋斗的精神去引导群众在持久的实践活动中创造历史。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也不是仅关注当下生存状况的生存论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因为要正确地认识和解决现存状况，就必须立足于超越现存的历史高度，从未来汲取实践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产主义的内在联系，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强调这一联系，也就是强调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阶级性和实践性的统一上去推进这一理论，而不是对此加以割裂。

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底蕴表明，这一哲学本质上是工人阶级世界观，是通过工人阶级的解放实现人类解放的行动指南。只有在这一过程中，哲学才能走出书斋和精神贵族的狭小圈子，成为广大人民创造生气勃勃的新生活的实践力量，从而实现哲学向人民的回归。这一以唯物辩证法、历史辩证法为标志的新世界观，实现了认识论、逻辑学和辩证法的统一，以及自我意识、阶级意识和人类意识的统一，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统一的哲学，从而实现了哲学向现实生活的回归。它不但根本区别于自我封闭的传统“体系”哲学，也区别于西方现当代形形色色的“生存论”哲学。

把共产主义底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清除的后果

无论如何定义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不能抹杀这一哲学的以下性质：它将对于时代精神的阐释建立在对于客观世界和历史规律的科学认识之上，把对于人的关注和现实苦难的解救奠立在科学批判资本主义并依托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之上，把哲学的实践品格归结为以“生活的生产”活动的内在矛盾为源泉的现实的人及其发展规律的历史过程之上。这样，共产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位置就是再明确不过的了：它是对时代之谜的解答和现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它不仅是超越资本主义的人类历史不可改变的必然趋势，而且是推动当代人类实践活动最强大的动力和运动方式，它的科学阐发更是马克思完成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转变的关键性环节，因而是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形成的重要基石。

从学理上看，把共产主义基因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剔除，必将会导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现实的个人”等同于生存论哲学的“此在”，从而消解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的人学根据。实际上，作为唯物史观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重大成果，是超越“抽象的个人”的结果。它既从根本上推倒了各类只存在于哲学家幻想头脑中的“思辨的个人”，也从根本上推倒了只存在于历史某一时段却被永恒化的“经济人”之类的设定。因此，“现实的个人”不是“自然人”，他的生存条件连同他的本性（或“自然”）都是其实践的结果，因而他是历史的；然而“现实的个人”又不等同于“现存的个人”，或者说，“现存的个人”只是“现实的个人”的一种形态，前者总是被历史超越的，而后者则是一切历史活动的绝对前提，是不可能被历史超越的。“现实的个人”不是“孤立的个人”，不是“唯一者”，而是必然要与他人形成各种联系并因而总是属于一定社会形态的个人。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抽象的、孤立的个人”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产物。

把“现实的个人”混同于“现存的个人”，根源在于迷失了历史的方向，否定了使“现存革命化”的要义。当海德格尔着力消解传统形而上学所指认的“此在的本质在于他的存在”时，他实际上也就消解了对于现存的一切进行革命批判和改造的依据。其实，类似海德格尔这样的话费尔巴哈早就说过，理所当然地也被马克思所批判和否定。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举出《未来哲学》中的一个地方作为例子说明既承认存在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存在的东西——这也还是费尔巴哈和我们的对手的共同之点。费尔巴哈在那里阐述道：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质；一个动物或一个人的一定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活动，就是使这个动物或这个人的‘本质’感到满意的东西。任何例外在这里都被肯定地看作是不幸的偶然事件，是不能改变的反常现象。这样说来，如果千百万无产者根本不满意他们的生活条件，如果他们的‘存在’同他们的‘本质’完全不符合，那么，根据上述论点，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幸，应当平心静气地忍受这种不幸。可是，这千百万无产者或共产主义者所想的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一点他们将在适当时候，在实践中，即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的时候予以证明。”显然，马克思虽然不赞成先于或游离于存在的人的本质，但并没有把人的现存和其本质加以等同。这使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要求人民去消极地“认命”（即承认“你的存在就是你的本质”），而是通过对“现存”的革命改造去掌握和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毫不留情地将费尔巴哈“存在即本质”的观点斥责为“对现存事物的绝妙的赞扬”。

事实表明，把“现实的个人”限于“此在”会使我们在一系列重大价值上发生误判。由于剔除了对于社会的革命变革的探索，清除了实践的历史指向，因此在判断“什么是真正的学问”、“如何辨别学术的水平”等方面就必然会出现偏差。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真理性的思想体系，毫无疑问具有知识性，但是这一知识不是无价值偏好的客观知识，而是以无产阶级的立场为基础，以实现人民和民族的利益为追求，以能否回答、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为判断某一知识水平的根本尺度。毛泽东说过：“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应用的这一标准，我们的研究就会走入死胡同。时下出现的那种鄙视中国现实问题、热衷于在西方话语圈子讨生活的倾向，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就是不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不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不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为主线，而是力图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哲学的研究乃至纯文本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主体。在他们眼中，似乎只有西化式的研究才有“学术性”，而关注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只是“意识形态”。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有百害而无一利。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产主义的统一上推进哲学创新

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产主义的内在关系，是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需要。近年来，一些学者套用西方哲学，梳理近代以来的“认识论哲学”向现当代的“生存论哲学”的转向，并由此提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有一个“生存论转向”，这种主张的风气很盛，前面那种把马克思“现实的个人”解读为海德格尔“此在”的情况就是典型一例。在其力促这一转向中，他们高调地提出了打破“主客体二分”的对立思维模式问题，这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看，费尔巴哈的错误并非在于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运用“主宾原则”进行主客二分，而在于没有完成历史实践领域的主客二分，根子在于不懂得实践的辩证法。实际上，主客体的区分不仅是认识的前提，也是实践的前提。如果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不是唯意志论的实践，主客体的界限是不可能消除的。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不仅表现在实践的过程中，也表现在认识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相一致就是经典的表述），因此不能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抹杀两者的本质区别。即便是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的人，在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矛盾关系中，其界限也是分明的。正是基于这种区分，才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之分，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之分。而这一区分，在今天的哲学研究中依然是基本问题。

实践哲学、生存论哲学为什么取代不了认识论哲学？原因在于，任何面向未来的哲学，其论题并不都是实践的，其论证更不都是能够直接依托实践检验的，就是说不能得到充分的经验证明的，因而通过科学认识揭示的理论逻辑就必不可少。对于开创性实践而言，正确的认识是实践成功的前提，“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同志才指出，解决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问题，关键在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确立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反过来也就说明，如果我们真的用生存论哲学取代了认识论哲学、用“此在”取代了“现实的个人”，就从根本上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也实实在在地挖空了培育理想信念的基础。这也就和那些试图通过生存论哲学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的初衷南辕而北辙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