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发表于《史学集刊》2012年第5期。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号10&ZD077.]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对象涉及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但重点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社会建设和社会生活变迁三大部分。中国当代社会史应以剖析社会结构为基础,以论述社会建设为核心,以揭示社会生活变迁及其规律为目标。目前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仍面临种种难题。当下首要任务即是系统而全面的收集和整理有关当代社会史的研究资料。在研究中,力图把个案研究与社会的整体研究结合起来;把静态分析与动态研究结合起来;注意当代社会生活变革与政治变动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社会结构 社会建设 社会生活变迁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深化,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日益为人们所重视。我们从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情况也不难看到这一点。如2008年,行龙主持的“集体划时代的山西农村社会研究”课题,被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10年,朱汉国主持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课题,被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2年,李文主持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课题,被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等。经学人们的努力,近年来已有一批探讨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如田居俭:《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张世飞:《试论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姚力:《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与问题意识》,《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期;朱佳木:《努力构建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体系》,《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6期;李文:《国史中的社会史:内容和框架结构》,《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1期,等等。2011年,学人们在安徽师范大学、河北大学还相继召开了“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现状和学科体系”、“新中国社会变迁与当代社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观学界有关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学人们在诸多问题上的研究,其认识仍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本文试图就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一、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对象
关于社会史研究对象,自上世纪80年代始,学界已有各种表述。
有人认为,“社会史的对象,应该说是社会整体发展的全过程,其研究范围极为广泛”。[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有人认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不是包罗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现象的历史,而是研究人类有史以来赖以生存并必然结成的社会本身的历史”。[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有人认为,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就是“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还有人认为,“社会史根本不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解释的新面孔史学”。[赵世瑜:《社会史研究呼唤理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概括学人们的观点,我们认为其争议主要有二:其一,社会史究竟是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还是一种史学的研究视角或范式;其二,社会史所要研究的究竟是社会发展的整体过程,还是仅限于社会发展本身。
上述学术界关于社会史研究对象的争议,迄今仍未达成共识。正在日益展开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也同样凸显着人们对研究对象的不同认识。
张静如是较早倡导研究中国现当代社会史的学者。他于2004年、2011年相继推出了2卷本的《中国现代社会史》和5卷本《中国当代社会史》。这两部著作反映了他关于社会史研究对象的认知。他认为,“社会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历史学中层次最高部分,立于各类专史之上。”“研究社会,必须考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考察社会组织、社会阶级和阶层、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社会生活方式、人们的思维方式、社会习俗,等等。总之,研究社会,就要研究物质和精神生活诸方面。所以研究社会史,也就是研究社会生活诸方面之史的演化和变迁。所以社会史的对象,应该说是社会整体发展的全过程。”[张静如等主编《中国现代社会史》之“自序”,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页。]
在此,不妨摘录张静如主编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第一卷的目录:
第一章经济/第一节经济制度/第二节经济体制/第三节工业/第四节农业/第五节/商业贸易/第六节财政金融
第二章政治/第一节国体和政体/第二节国家机构/第三节政党制度/第四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三章教育科学文化/第一节教育/第二节科学技术/第三节文化
第四章外交/第一节外交方针/第二节外交成就
第五章人口婚姻家庭/第一节人口/第二节婚姻家庭
第六章阶级阶层/第一节农村阶级阶层/第二节城市阶级阶层/第三节新条件下的分层
第七章物质生活方式/第一节对社会遗留问题的处理/第二节物质生活方式的变迁
第八章社会意识/第一节社会心理/第二节社会意识形态[张静如主编:《中国当代社会史》(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
由此可见,在张静如这里,中国当代社会史是以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所要研究的内容包括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诸方面的发展过程。但这样的社会史与通史又有什么区别呢?
李文在《国史中的社会史:内容和框架结构》也阐述了他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对象和内容的认知。他认为,“中国当代社会史是作为中国现当代史的一个分支学科出现的,它研究的是当代社会层面的发展变迁及其演化规律。具体说来,它是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为主线,以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体系构建和专题研究相结合,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布局(包括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全面考察当代中国社会,包括社会政策、社会变迁、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思潮、社会文化以及社会问题及社会治理等。”[李文:《国史中的社会史:内容和框架结构》,《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1期。]依据此认识,李文还构建了拟编写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的框架结构。他把中国当代社会史的主体内容分为五章:第一章,新中国的人口和民族;第二章,新中国的社会政策与社会建设;第三章,新中国的民众日常生活;第四章,新中国的社会文化;第五章,新中国的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李文:《国史中的社会史:内容和框架结构》,《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1期,]
李文的认识,有许多真知灼见。如他认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是“当代社会层面的发展变迁及其演化规律”。我极其认同。他阐述的中国当代社会史具体内容,也的确是当代社会史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但问题是,他所构建的中国当代社会史框架及内容,并没有告诉人们为什么只能是这些内容,各部分之间有何内在的逻辑联系。因此,我怀疑,凭其所阐发的框架内容能否揭示“当代社会层面的发展变迁及其演化规律”?
姚力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与问题意识》,是一篇有关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力作。她在文中以“国史之分支”来定位当代社会史的学科。她认为“当代社会史是国史的一部分,而国史是通史,不仅要反映影响全局的重大历史事件,还要描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不仅要重视上层决策和制度,还要关注基层社会的运行和社会问题的起落;不仅要记录领袖和精英人物的活动,还要呈现无名小卒的喜怒哀乐。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正是国史中的另一个面相,它研究社会结构、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及其社会意识的变动过程。……当代社会史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国史分支一起,共同促进对国史系统、全面的认识,从而使国史真正成为通史,成为人民群众的历史,使国史研究真正成为独立的史学分支学科。”[姚力:《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与问题意识》,《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期。]
姚力关于当代社会史研究对象的论述,反映了与前述张静如观点明显的不同。她关于国史研究对象的论述,以及当代社会史内容的阐述,我也认同。但她关于当代社会史与国史关系的论述,有欠妥之处。国史作为通史,无疑要反映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发展状况,但它不是当代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简单的综合。当代社会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应有自身的内涵,自身的发展过程和规律。
张世飞在2008年发表了《试论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在文中,他认为:“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比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更为丰富。在内涵上,中国当代社会史不同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不仅仅是时间跨度上的不同,而是比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更为宽泛的内容。在外延上,中国当代社会史所涉及的范围之广,领域之广,行业之多,人员之众,都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所不能比拟的。”[张世飞:《试论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但观其全文,并未见张世飞阐发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具体对象。
那么,究竟该如何来确定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呢?
我曾经撰文论述过社会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参见朱汉国:《关于社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史学月刊》1998年第3期。]认为社会史研究对象较为适当的表述应包括社会基本构成和社会运行两大部分。
但是,我今天对以往的观点有所修正。我认为,随着社会自身的发展,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不同时段应有所不同。中国当代社会史作为当代中国的一门专史,既是中国古代社会史、近代社会史的接续,又有其自身的特点。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对象涉及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但重点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社会建设和社会变迁三大部分。
社会构成主要包括当代中国的人口、家庭、社区、群体等。社会建设涉及到国家和社会力量为保障社会正常运行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其措施包括国家的社会调控、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社会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等。社会变迁表现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类社会建设的结果。社会变迁涉及到社会各层面的变化,但其最终变化必然要反映到社会民众日常生活的变化、社会习俗的变化上。因此,社会史必然要研究社会变迁,必然要研究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迁。
从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看,中国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个自在的发展过程,而是个自觉的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为保障社会的良性运行,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建设的内容。社会建设作为党和政府的一种自觉行为,是有别于中国以往政府的一个特点,也是中国当代社会史发展的一个特点。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也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因此,我认为中国当代社会史应以剖析社会结构为基础,以论述社会建设为核心,以揭示社会变迁及其规律为目标。
二、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决定了研究的内容。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当代中国的社会构成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的构成状况,是社会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中国当代社会史首先要研究的内容。
社会结构包含着一些重要的构成要素,如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城乡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中国当代社会史不仅要对当代社会基本构成的各要素作静态的分析,更要对这些社会构成要素作动态的考察,考察当代中国成立60多年来各种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自身的变化,并揭示其特点。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经60多年的变革,呈现了与以往社会不同的一些特征:
1、人口数量的剧增与人口结构的渐变。人多且增长率高,是当代中国人口结构的一大特征。中国人口从1949年的近5亿人,已发展到2011年的13亿多。在人口数量激增的同时,当代中国人口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受教育程度、空间分布等,也在发生渐变。
2、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与弱化。随着当代中国城镇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乡不同户籍管理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强化。但1978年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城镇化趋势的加剧,城乡二元结构开始弱化。
3、社会单位体制的形成与弱化。“单位”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由极其独特的两层结构所组成的社会:一层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和政府,另一层则是大量相对分散和相对封闭的一个个的单位组织。尤其是城市社会成员总是隶属于一定的“单位”,如在学校属于学校单位,参加工作属于工作单位,退休以后不仅仍属于原工作单位,同时也属于街道单位。在“单位”里,人们之间彼此相互了解,甚至在日常的生活中朝夕相处、相互影响和依赖。与此同时,由于单位垄断资源分配,个人与单位的关系变得异常的紧密。人们从摇篮到墓地,生生死死都离不开单位。 1978年后,单位制虽依然是城市社会的基本组织制度,但其赖以生存的基础条件逐渐发生了变化。随着单位制基础的变化,中国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4、阶级和阶层的划分及其演变。按照一定的标准,把国民划分成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呈现的一个特殊现象。从1949年至1978年,阶级型的社会结构现象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1978年后,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意识的变化,原有阶级、阶层构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当代中国社会构成上述特征的形成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变革息息相关。它反映了社会结构在当代中国的变化,又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展开和社会的整体变迁。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构成的各要素,分析当代社会结构主要特征形成的原因及影响,无疑是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
(二)中国当代社会建设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内容与发展过程,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一部当代中国社会史,实际就是一部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史。
关于社会建设的具体内涵,现有不同的理解。孙中山1917年发表的《民权初步》,曾被他称为“社会建设”。[见孙中山《建国方略》目录,上海民智书局1922年出版。]不过,孙中山所说的社会建设,实际上是基层社会政治生活建设,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建设差异很大。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较为详尽地阐发了社会建设的内涵。他把社会建设概括为六个方面:优先发展教育;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完善社会管理。[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围绕胡锦涛阐述的社会建设内涵,学人们对社会建设的具体内容作了不同的解读。陆学艺认为社会建设涉及九个方面的内容:社会结构的调整与构建;社会流动机制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阶层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社会事业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社区建设;社会安全体制建设;社会管理机制建设。[陆学艺:《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9卷第1期,2009年2月。]卢卫红认为,社会建设的任务主要有四个方面:有效整合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各种力量良性互动;加强社会制度(机制)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的发展。[卢卫红:《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科学内涵解读》,《东岳论丛》第30卷第10期,2009年10月。]
我认为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就是确保社会正常运行,有力地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因此,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建设,要重点研究国家和社会力量为保障社会正常运行而采取的各种举措,研究这些举措的实施过程及其影响。其主要内容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1、社会调控机制的变化。社会调控是指国家和社会力量调节社会关系和控制社会矛盾,维系社会的稳定发展的举措。社会调控体现了国家权力对社会发展的政策关系,也体现着政府驾驭社会经济发展和控制社会矛盾的能力强弱和成熟水平,直接关系社会的稳定。社会调控机制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行和制约社会矛盾的重要控制系统,由各种有关的政策和组织结构综合而成。它包括法律制度的理性强制,也包括道德品质的情感调节和社会契约的合理协调等。
2、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党和政府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方针。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和商业保险为补充,初步建立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但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还存在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等问题。中国当代社会史应重点研究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经验与问题,尤其侧重于探究在建立和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
3、医疗卫生保健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大力发展公共卫生事业,建立和完善城乡居民基本的医疗保健体系,是社会建设又一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我国在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有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如合作医疗,是由我国农民自己创造的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度,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社会管理体系的筹建和完善。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经过长时间的历史性变革,中国已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体系。
(三)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变迁研究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随着党和政府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开展,城乡居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代社会史研究应系统而全面地反映城乡居民生活所发生的变迁。这方面的研究,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来展开:
1、当代社会分工与劳动生活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新的社会制度重新划分了社会阶层,社会出现了新的分工。不同阶层形成了不同的群体,新的社会分工,有着不同的劳动生活样式。不同的劳动方式,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当代社会生活变迁的研究,必须首先考察当代中国社会分工与各群体劳动方式的变迁以及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2、民众的日常生活变迁。民众的日常生活,主要指人们每天从事的衣食住行用等物质层面上的消费生活。当代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最终落实到民众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人们经历了物质匮乏的票证时代到如今的物质相对丰富阶段,全中国十三亿民众基本摆脱了贫穷,进入了温饱和小康社会。当代社会史研究必须选择若干案例,系统而全面地论述当代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变迁过程。
3、民众的文化生活变迁。在当代中国,随着民众物质生活的丰富和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得到了极大的充实。人们的精神生活,其内容既包括日常的文化生活、娱乐生活,也包括人们的宗教信仰,以及生活态度和生活价值观的变化。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党和政府极其重视群众的文化生活和精神文明建设。从1950年代的群众性文化运动的开展,到1980年代“五讲四美三热爱”的精神文明建设运动的开展,中国民众的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的充实和丰富。当代社会史研究必须兼顾城乡差别,关照东西部各地区的差异,全面地论述当代中国民众文化生活的变迁。
4、社会习俗的变革。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的习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移风易俗”是党和政府推动社会生活变革的重要政策,也是导致民众的日常生活习俗变化的强力因素。当代社会史必须系统地研究“移风易俗”政策对破除社会陋俗的实效及“破四旧”的失误,以期对移风易俗及其功用进行科学评估,探索民俗变迁的内在规律。
三、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难点及建议
近年来,由于国家的重视和学人的努力,当代国史研究和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史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些都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对于草创期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而言,仍面临许多难处,主要表现为:
1、研究资料缺乏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对于当代社会史研究来说,不是缺乏史料,而是缺乏现成的史料。当代社会史研究资料,可以说浩如烟海,但它仍藏于我们的档案馆、图书馆、资料室,仍藏于我们身边的某一角落,甚至藏于我们每个人的胸中。因此,我们首要的任务即是系统而全面的收集和整理有关当代社会史的研究资料。
如何收集和整理当代社会史资料?我认为,基本途径有三:
第一,深入档案馆、图书馆等,作系统而全面的文本调研。我们的档案馆不仅藏有大量的有关政治、经济等资料,而且藏有大量的有关社会生活的资料。如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的北京市委办公厅、北京市劳动局、北京市总工会等单位的档案中,藏有涉及北京工人生活的档案2000余卷。[朱云河:《北京产业工业工人生活研究(1956-1966),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第13页。]前几年,我在研究“当代北京市居民的消费生活方式变迁”课题时,[参见朱汉国、张太原:《当代北京市居民的消费生活方式(1956-1998)》,北京出版社,2005年5月。]曾深入北京市各区县档案馆,发现各档案馆均藏有涉及北京居民家庭问题、婚姻问题、工人工资问题、农民生活问题等材料。此外,图书馆收藏的各类报刊,也刊有涉及民众生活状况的材料,如报纸的社会版,杂志中学者们的各类社会调查报告等。所有这些,都有待于我们去收集和整理。
第二,深入乡村、社区、厂矿、企业等,收集各基层组织所藏的有关本单位人员的生活资料。在这方面,一些学者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如山西大学行龙等人,近十年来坚持不懈地走向农村,搜集了一百多个村庄、上千万件原始档案资料,拟编辑《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档案资料选编》丛书公开出版。南开大学的张思也多年致力于农村社队记账簿的收集。
第三,深入到城乡居民身边,进行口述史资料收集。反映最基层民众日常生活状况,是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之一。但基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文献资料中记录甚少。这需要我们深入到他们中间,观察、记录他们的生活实态。一些社会学者为我们做了一些示范性工作。如社会学者陆艺等人主持的“中国百村调查”,选择了中国100个村庄,通过对这些村的农户调查,较具体地反映了这些村1949年以来农家生活的变迁。[《中国百村调查丛书》已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再如社会学者萧楼用了近10年时间,对浙江一个名为“夏村”的村庄进行了调查,写成了《夏村社会:中国“江南”农村的日常生活》一书,[萧楼:《夏村社会:中国“江南”农村的日常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10月。]较详尽地反映了1976年以来夏村村民的日常生活。他写作的依据主要是自己对夏村村民生活的观察和了解,包括大量的口述资料。
2、研究内容面广、量大。中国的现实国情是人多地广,东部、西部之间,南方、北方之间,城市、乡村之间,港澳台、内地之间,以及各民族之间,其生活水平和习俗,存在一定的差异。如何处理中国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性问题,如何全面而客观地反映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变迁,是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难点之一。对此,我们在研究中务必注意两点:
第一,把个案研究与社会的整体研究结合起来。在现已发表的有关社会史研究中,往往会出现两种倾向:一是对一些问题的论述过于宽泛。如对社会生活的研究,无视城乡间、群体间的差异,把一些类似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中出现的现象推及到全国,把一些青年群体中的生活现象推及到全民。二是限于一些个案的探讨,过于琐碎。要全面地反映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全貌,必须点面结合,把个案研究与社会整体研究结合起来。
第二,把静态分析与动态研究结合起来。人们的生活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即使较落后地区的社会生活也是处于变动过程中。因此,我们面对一些各地区、各群体反映生活状况的数据,一定要历史地分析,考察其发展的过程,以全面地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及规律。
3、当代社会史研究所涉问题深受政治变动影响,如何处理中国当代社会史与政治史关系,把握社会史自身发展脉络,既是研究的重点,也是难点所在。
当代社会生活与以往社会生活不同的一个显著特征,即是社会生活变革深受政治变动的影响。政治思想和政治运动主导着社会建设和社会变革,政治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如何估量政治变动对社会建设、社会变迁的影响?如何审视政治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如何看待社会建设和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化倾向?这是富于挑战性的理论问题,也是当代社会史必须解决的难点问题。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关于当代社会生活变革与政治变动关系之研究,大体上有两种研究视角:其一是把社会生活变革与政治变动并列论述;其二是社会生活变革置于政治变革之中。我认为这两种研究视角都有欠缺之处。如把社会生活变革与政治变动并列论述,就无法透视社会变革与政治变动的互动关系。如把社会生活变革置于政治变革之中,就无法总结当代社会史自身的发展脉络与特征。我认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应以当代社会自身发展过程为主线,应围绕当代社会基本问题而展开,应以探究当代社会生活变迁及其规律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