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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发表于《毛泽东邓小平研究》2012年第八期）
三线建设，是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中叶的一场以战备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战略，历时15年左右，国家共投入2052亿资金和近千万人力，在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各省腹地，建设起了近2000多个大中型企业、科研和基础设施。其规模堪称建国以来空前的壮举。
从1964年6月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三线建设要求，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
关于三线建设的评价，一直有较大分歧。“文革”刚刚结束的80年代前期，社会舆论多倾向于否定，认为过于严重地地估计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造成了严重的浪费。甚至将其与“文革”时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等同起来。20世纪90年代初期，特别是海湾战争爆发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高科技优势对伊拉克、南联盟等国家进行空中精确打击取得的入侵战争胜利，使中国领导人重新关注战备后方的建设。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视察四川等三线建设企业时讲话说：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总的讲，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1993年他又题词：“让三线建设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不仅从历史上肯定了三线建设，而且强调了新时期发扬三线精神的重要性。2011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六中全会小组会上讲话，也充分肯定了三线建设。
政治上对三线建设的评价，基本上形成了结论。但是，学术上的研究，目前尚未见到全面的定论。特别是21世纪以来，评价三线建设的客观环境发生了三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从国家安全看，20世纪90年代，随着美国一批档案的期满30年销密、苏联解体后机密档案的外传，及中国方面档案的逐步披露，为我们提供了从新审视当时对战争威胁是否过于严重的新依据。
二是，从经济效益看，1983年起，国家对三线企业进行了历时20多年的调整改造战略，为我们提供了综合评价各种三线企业经济效益水平的数据平台。
三是，从区域经济发展看，1999年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至今已经十三年，为我们比较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的关系，提供了可持续发展方向的视角。
因此，重新评价三线建设，不仅是时隔近半个世纪的反思，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我们的评价更加科学、全面的需要。
一、从国家安全角度重新审视，三线建设决策是否对战争威胁估计过于严重。
长期以来，否定和肯定三线建设的争论，一个焦点就是，当时是否有战争爆发的较大威胁？否定者从事后战争并未爆发的事实认为，当时估计过于严重了。肯定者则从正是因为做了战备准备，使敌人不敢贸然入侵来进行解释。然而，否定者和肯定者，都拿不出事实证据来说明当时战争爆发威胁是有还是没有，到什么程度。
1994年，尘封在美国档案馆中的一批机密档案满30年，由于美国历史学家的不懈努力，一部分终于被嚗光解密，证实1964年美国确实制定了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的计划，不仅仅是设想而变成了具体实施方案[ 李向前：《六十年代美国试图对中国核计划实施打击揭密》，《百年潮》2001年第8期。]。这在美国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美国间谍卫星和U-2高空侦察机辨认出罗布泊基地和包头核工厂。美国确认中国将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十分惊恐。1963年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提出一份长篇报告，拟定了打击中国核计划的方案。包括：A、由国民党军队实行渗透、破坏和发动对大陆的进攻。B、实施海上封锁。C、南朝鲜进攻北朝鲜，以对中国边界施加压力。D、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常规武器的空中打击。E、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国的目标。
不久，美国总统肯尼迪派哈里曼出使苏联，向赫鲁晓夫试探“是否认可美国按照这个思路去采取行动”。但赫没有同意。1963年9月，蒋经国访问美国，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会谈使用空降兵部队打击中国核设施问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拟定了一个以多批次常规武器打击来毁坏和瘫痪中国核设施的应急计划。
1964年4月14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罗伯特·约翰逊又起草了《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绝密报告。当月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此进行了讨论。
这份最为重要的报告至今没有解密，但从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官员拉斯詹斯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４日的一份绝密评论报告中可以得知基本内容：
该报告考虑了四种摧毁办法，现总结如下：１．公开的非核性质的空中打击（假定单靠美国执行）。为把中国可裂变物质生产设施摧毁到需要完全重建的程度就必须采取‘相对沉重’（即没有限制）的非核空中打击。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打击水平才能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２．报告还谈及一点，美国试图使自己摆脱干系的任何特别努力都很容易被人发现。３．利用在中国的特工进行秘密进攻。由于缺乏这类条件这一点已被否定。４．空投破坏小组。结论是一支１００人的破坏小组能够制服中国核基地的警卫部队并毁坏核设施，但要完全彻底地摧毁它则很困难。在约翰逊提交报告时，这种可能性据称已得到严肃认真的分析。[ ［美］沙恩·马多克编《美国摧毁中国核设施的计划：新的档案证据》，《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年5期。]
1964年9月15日，中国的核试验已经迫在眉睫，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国家安全顾问邦迪举行了聚会，他们最后的看法是：在中国爆炸原子弹，与美国对中国采取不宣而战的打击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对中国核设施的攻击，应该在“军事敌对”发生时才可以。10月，美国给台北拍了一份电报声称，轰炸罗布泊中共核基地的计划将是一个极为冒险的行动。于是，试图伸向战争按钮的手终于缩了回来。
应该说，不能把美国的这些计划就视为即将执行。但是，在美国和中国在越南战争中已经军事对抗情况下，距离美国认为可以发动袭击的“军事敌对”条件，也只差一步之遥了。其次，尽管美国计划的只是对中国内地核设施的突然袭击，但是这毫无疑问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战争入侵，必然扩大为中美之间战争。
那么，中国领导人当时是否了解到美国的这些绝密计划？如果不了解，三线建设决策未必就是有的放矢。
笔者看到的档案证明，在原子弹将要研制成功时，中国方面已经了解到，美国正在策划对中国核设施进行袭击。1964年9月16、17日，也就是美国最后讨论对中国核基地袭击的时候，周恩来亲自主持了由军委和国务院负责人组成的第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研究是否按时爆炸原子弹。有人提出在1970年在三线地区建设好第二个核基地以后再进行核爆炸，以免提前遭受袭击；也有人认为早晚都有压力，还是原定10月爆炸。9月21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去特急信，附上罗瑞卿起草的请示报告，提出三种方案：一、“今年爆炸”；二、“明年4、5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三、“推迟爆炸”，到西南的第二批核试验基地建好以后[ 中央档案馆档案：周恩来给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特急信（1964年9月21日）。]。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研究后指出：原子弹是吓唬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批示“即办”，按原计划10月爆炸。
1969年三线建设的第二次高潮，也是在苏联的核打击威胁下掀起的。
１９６９年３月，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边防军全歼入侵敌人，保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
这时，苏联领导人企图使用核武器打击中国，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进行了研究。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竭力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核进攻计划。还有一个意见，即有限地对中国实施“核外科手术”，主要是摧毁中国的核设施。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反对这样做，认为太冒险，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一两颗原子弹难以消灭其抵抗，反而会使苏联陷入没完没了的战争。1978年叛逃美国的苏联联合国副秘书长舍甫琴科回忆说：“在轰炸中国的问题上意见分歧使政治局陷入僵局。他们有几个月不能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最后，“政治局的激动情绪冷静下来，并且加强了勃列日涅夫的中间派立场，即不进攻中国，但是在边境全线派驻大量装备有核武器的部队来显示苏联的实力。”[ [俄] 阿·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195页。]
2004年，专门研究这一事件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乌索夫对笔者说，他认为苏联当时并没有真正核打击中国的计划，只是想逼迫中国回到谈判桌前来。核打击的消息是苏联有意散布出去的。但无论如何，这种赤裸裸的核威胁激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应。
1969年８月２７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秘密地向少数记者透露，苏联已经向东欧国家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情况[ [俄] 贡恰罗夫、乌索夫：《我们为何没有按下红色按钮——１９６９年苏中危机史上鲜为人知的一页》，《共青团真理报》１９９２年３月６日。]。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战备命令，要求全国军民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９月１６日，有苏联高层背景的西方记者维克托·路易斯在伦敦《星期六晚邮报》发表文章指出：苏联正在讨论打击中国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可能性。９月１７日，《人民日报》发表国庆口号，毛泽东亲自增加了一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北京和各大城市都开始紧急疏散人口，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疏散到南方。９月２３日和２９日，中国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新的氢弹爆炸试验，表示了坚决抵抗的姿态。在严峻的战争威胁面前，三线建设掀起了第二次高潮。
三线建设的两次高潮，都是面临美国、苏联袭击的危险之下进行的，并非无的放矢。但是，这两次还都属于威胁，并非马上要发动战争，那么毛泽东和中央当时是不是反应过分？
档案证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时也是有战争打和打不起来两种考虑的。问题不在于哪种可能性大，而在于忽略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在拿国家命运赌博。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即使得出入侵战争的可能性较小的分析，也不能不考虑对方违背理性的行动。准备的后果可能是浪费，不准备的后果则可能是灭亡。进行三线建设，建立后方基地是最明智的选择。
最后，还应当考虑到近代历史对中国人的巨大心理压力。从1840年至1945年的105年中，中国遭到七次大规模入侵战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战争、中法战争、日清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战争，几乎不到15年就要遭遇一次；加上二战后最大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又都发生在中国的友邻，把中国卷入。作为一个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没有后方基地的落后大国，作为指挥过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中国领导人，没有强烈的备战观念、即使是过度的估计倒是不可理解的了。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简单地说三线建设决策是对战争威胁估计过于严重，更不能轻率地说是无的放矢。
二、从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反映的数据，重新对三线企业的经济效益进行整体评价。
关于三线建设的评价，经济效益是一个关键点。由于“靠山、分散、进洞”的原则，企业选址不少在不利生产地区，加上缺乏论证，上马过急，产品过分为军工服务等问题，造成了严重的浪费，许多企业经济效益低下，是个不争的事实。但这种问题是普遍的还是部分的，是多数的还是少数的，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调研统计后的整体数据定论。否定和肯定三线建设者，都是抽样举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否定者举出甘肃、陕西、贵州等偏僻山区很多企业难以生存、被迫关闭搬迁的事实，肯定者则举出攀枝花钢铁集团、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昆铁路等发挥巨大作用的成功例子。显然，靠抽样是无法进行总体评价的。
从1983年开始，历时23年完成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战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评价三线建设的新平台。这23年，可以视为三线建设的第二阶段，也应当包括在三线建设历史研究范围内。
1983年11月20日，赵紫阳和国家计委主任宋平与西南三线建设负责人鲁大东、钱敏、郑汉涛谈话，指出：三线建设应有个方针、有个规划。总的讲是三句话：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现在有两种倾向要防止，一是完全肯定，要搞大配套，大投资；二是否定三线，要离开三线，掉尾巴再回到沿海。三线建设花了2000多亿元资金，现在要通过调查、规划，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使它的作用很好地发挥出来。
12月29日，国家主席李先念在一封信中指出：抓三线建设调整，对稳定和鼓励在三线工作的同志的情绪，会发生很大作用。可以继续调整我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改变三线地区的落后面貌，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从长远看，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一旦爆发战争，我们的后方就会有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要经过调查研究和统一规划，在一定时候和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应该把那些有条件、有前途的工程项目搞起来，使三线建设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钱敏：《西南三线建设》，朱元石主编：《共和国要事口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337页。]
12月3日，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四川省原省长鲁大东任主任，钱敏、郑汉涛任副主任。任务是提出三线现有企业的调整和技术改造规划，并对其实施进行检查监督。1984年1月22日至26日，国务院三线办公室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确定三线企业调整的指导思想是：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同国家的长远计划相结合，合理配置生产力，大力调整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促进专业化协作，促进经济联合，促进技术进步，围绕三线企业军工、机械两大优势，针对布局过于分散、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三个症结，统筹规划，综合平衡，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把三线地区建设成为平战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为国家的国防现代化和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由此，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方针基本确立。
会后经过半年多的调查排队，基本摸清了现有三线企业的状况：三线地区共有大中型企业和科研设计院所1945个，属于第一类即布局符合战略要求，产品方向正确，有发展前途，经济效益好，对国家贡献大，建设是成功的，占48%；属于第二类即建设基本是成功的，但由于受交通、能源、设备、管理水平等条件的限制，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发挥，特别是产品方向变化后，经济效益不够好的，占45%；属于第三类即有的选址有严重问题，生产科研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有的至今产品方向不明，没有发展前途的，占7%[ 向嘉贵：《略论大三线的调整》，《开发研究》1987年第1期。]。
当时急需解决的，是第三类企业，包括三种情况：（一）企业所在地自然灾害频发、生活条件恶劣，危及生产和职工生命安全。（二）选址布局过于分散，或是远离原料产地，不适合行业特点，造成极大不便。（三）因国家改变战略或资金困难，长期停建缓建，靠国家补贴度日的企业。
1984年8月，国务院三线办公室召开了三线调整工作会议，决定把布局调整放在首位，对第三类企业分别关、停、并、转、迁，原则是：“该关停的就不要搬迁，能迁并的就不要迁建，能就近搬迁的就不要远距离搬迁，能向中小城市搬迁的就不要向大城市集中。”[ 吴传钧：《调整布局 促进三线建设》，《开发研究》1987年第3期。] 11月，国务院三线办公室通过了《“七五”三线地区企事业单位调整方案》，确定调整121个单位，其中关停9个，迁建和部分迁建49个，迁并48个，全部转产15个[ 《中国军转民大事记》，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经过调查和实践，产生了由原料、市场、技术、信息决定的四个原则：
（一）向原料产地方向搬迁。一部分军工企业经过国家安排或自找出路转产民用产品后，所需粮食、棉花或油、气等资源本地不能自给，因此要向原料产地附近的中小城市搬迁靠拢。
（二）向产品市场搬迁。许多三线企业转产家用电器、自行车、摩托车、汽车、耐用日用品等民品，必须考虑市场因素，向人口较为稠密、市场购买力较高、商品运输较为方便的中小城市迁移。
（三）向有利于发挥本身技术优势和加工协作的地区搬迁。三线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是技术含量密集或高精度加工企业，为了稳定和补充技术力量，必须搬迁到经济比较发达、科学教育单位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附近。有一部分只生产配件或需要地方工业为其协作生产配件的企业必须搬迁到周围有一定加工能力的工业区。
（四）向有利于技术和市场信息交流的大中城市搬迁。三线地区企业中集中了国家电子、航天、核技术、信息通讯等产业，是1980年代起世界新技术潮流的前锋，发展日新月异，商机瞬息万变。然而，三线企业地处偏僻深山荒野，长期得不到先进技术情报和市场信息，面临落伍，实际上是无形的资产流失。因此，必须向与世界交流频繁的开放城市搬迁。
到1991年底，全国“七五”规划三线调整项目基本完成。121个单位中有24个进行了撤并和就地转产，有8个划归首钢，有71个完成了全部或部分搬迁[ 《人民日报》1992年7月20日报道：《三线企业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共投入30亿元。1991年11月4日，国家计委确定纳入“八五”“脱险搬迁”计划的项目有115个[ 国家计委：《关于三线企事业单位“八五”调整规划方案的批复》，《甘肃三线建设》，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5页。]。 到“八五”计划结束的1995年底，三线地区第三类企业的“脱险搬迁”问题大部分得到解决，因此1996年至2000年的“九五”计划安排的“双给”项目（国家给投资、给政策）只有38个[ 《人民日报》1997年5月29日报道：《国家将继续扶持三线调整》。]。
如果从1984年调查摸底的情况看，三线地区共有大中型企业和科研设计院所1945个，成功的占48%；基本是成功的占45%；有严重问题没有发展前途的，只占7%[ 向嘉贵：《略论大三线的调整》，《开发研究》1987年第1期。]。但从执行中看，列入“七五”到“九五”计划，解决“脱险搬迁”问题的三线企业有274个，占全部三线企业的14%。通过调整改造，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三线企业的周边环境得到改善，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大大提高。三线企业的调整搬迁，使一批长期受恶劣地理环境制约的企事业单位，改善了生产、生活环境，能够依靠自身优势，比较平等地在市场上进行竞争，因而生产能力大大提高，经济效益逐步上升。
（二）促进了企业自身的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更新。首先是同产品结构优化和能力调整相结合，其次是同技术改造与引进相结合，再次是资产重组和企业改制相结合，最后是同地方经济相结合。大多数企业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三）职工队伍得到稳定，技术力量后继有人。经过调整改造后，多数企业靠近城市，经济效益显著提高，解决了住房、交通、子女入学等问题，生活条件和文化氛围有很大改善，具有了人才吸引力。
（四）促进了三线企业的体制转轨和经营机制转型。许多企业在调整改造中实现了军品民品分离，生产经营与后勤服务系统分离。民品生产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单位，积极进行公司制、股份制度的改造。
仅从上述看，三线建设的遗留问题并不算太严重。但事实并不如此。首先，“脱险搬迁”的274个是问题最严重、无法继续生产的。其他问题比较严重的，尚未列入调整改造计划。其次，这些企业的调整改造，是立足于计划经济体制下，而当1992年中共中央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这些企业面临着新的转变机制，三线建设遗留的问题更加凸现出来。如果说三线企业“脱险搬迁”的布局调整，还是一种位置的移动，与同当年一二线企业向三线搬迁有相似之处的话，那么，大多数仍然保留在原地的三线企业，面临着的则是从未尝试过的脱胎换骨新挑战——自身的产品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因此，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工作仍然很艰巨，直到2006年才结束。
公平地说，这些面对市场经济的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三线建设的失误，是全国所有国有企业都要面对的。只是三线建设的决策，使三线企业遇到了大得多的困难。
当年的三线建设，是计划经济条件下为保证国家安全而实施的国家战略行为，所有资金、物资、人力都是计划指令的调拨，因此尽管蕴涵着极大的积极性和群众热情，但并不存在独立的企业行为。而三线调整改造从决策上看仍然是一种国家行为，为继续建设国防后方服务，同时也要更多地为发展新时期的国民经济服务。但是，随着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对三线企业的企业行为要求日益凸现，使之成为国家行为与企业行为的结合。一方面，国家不能像当年那样全部注入投资，只能以较少的增量资金拉动原有的大量资产存量进行调整。这种较少的增量资金，也逐步地由单纯投资转换为贷款形式。相当多的三线企业在调整改造中，转变为生产民用产品的独立法人地位，需要在市场经济面前，自己解决资金、产品市场、工资福利，而且要上缴利税。
这两方面的变化，促使三线企业身上集中了历史与现实的尖锐矛盾冲突。当年的“靠山、分散、隐蔽”使得许多企业先天远离市场，生产与市场不接轨的军用产品。如果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行为的话，是不会作出这种选择的。而在三线调整中，国家行为的日趋淡化使企业承担起了偿还当年国家行为后果的责任。虽然国家给予了种种优惠政策，但只能是导向和激励，不能全包，远不能改变三线企业的劣势。这就造成三线企业调整改造虽然取得巨大成效，也存在着普遍的问题——主要靠自筹资金进行调整改造，欠付银行利息严重，负债过多，难以形成扩大再生产的良性循环。据统计，“七五”计划调整项目的30亿元总投资中，国家补助资金占25%，部门和地方自行安排占32%，企事业自筹占43%。“八五”计划调整项目的115亿元总投资中，国家和地方部门投资占17%，企业向银行和其他渠道贷款占53.16%，企业自有资金占28.3%。以至企业借贷率达70%，平均负债率更高达85.4%，高于全国国有工业企业近20%。尽管享受了停息挂账、计息挂账的政策，到1998年底，绝大部分“七五”调整项目企业贷款欠付的本金和部分利息仍然不能偿还[ 根据国防科工委有关部门资料统计。]。
因此，可以说，三线企业的经济效益低下问题，是严重的。就经济角度而言，三线建设整体上是不能说成功的，15年的建设，竟然需要23年的调整改造来善后。但就整个西部经济的大视野来看，这些问题也包含着东西部因地理条件、历史遗留问题、发展战略变化而最终出现的经济差异。三线调整改造进程中，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大变革，使得三线调整改造工作也不能一下子从根本上治理，需要调整思路。这是我们重新评价三线建设时必须考虑的。
三、把三线建设战略纳入西部大开发的更大战略中，重新评价。
过去学术界评价三线建设，倾向肯定的观点多着眼于宏观政治需要，如保障国家安全、缩小东西部差距等；倾向否定的观点多着眼于微观经济数据，如三线企业环境恶劣、经济效益差等。这是评价出现较大分歧的另一个原因。从西部大开发的大局来剖析三线建设的作用，应该是两者结合的较好切入点。以四川为例：
三线建设以前，四川工业较发达地区主要限于重庆、成都两个城市周边。而川西地区，是中国乃至世界矿产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综合利用价值极高。金沙江、鸦砻江的水力发电资源也是中国蕴藏最丰富的。川西平原、西昌地区，农业自然条件很好，盛产粮食和经济作物。但是，由于交通不便，缺少工业基础，川西经济得不到到提升，远远落后于川东地区。
毛泽东决定把三线建设重点放在四川后，1965年邓小平视察川西地区，确定了“两点一线”的西南三线建设布局。即以攀枝花为中心，通过成昆铁路线，向重庆和六盘水两点做钟摆式辐射。六盘水工业基地的煤炭运到攀钢，攀钢的钢铁运到重庆，重庆的机器运到攀钢和六盘水工业基地。
这个“两点一线”布局现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三线建设建成的成昆铁路和青藏铁路（西格段）是中国铁路布局中最西的两条。成昆铁路沿线辐射范围13.6万平方公里，包括四川、云南的7个地、市和所属50个县、市。如今铁路支线和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企业和科研机构星罗棋布，崛起了西昌、绵阳、雅安、乐山等新型工业城市。攀枝花集团主产高铁钢轨、无缝钢管、特殊钢、钒钛钢铁的企业，延伸到凉山州、成都市、绵阳市及重庆市、广西北海市等地建厂。还开辟了西昌卫星中心、凉山彝族风情和冰川地貌、丽江玉龙雪山等旅游线路。当年的点线分布，已经扩展为生机勃勃的新经济区。经济学家林凌指出，“两点一线”带动川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和经济水平提高，相当于跨越了50年。
如果把评价三线建设和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下的西部大开发联系起来，思路就会更加开阔。1964年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决策，主要原因是国际形势严峻，敌对势力在东部沿海地区外形成了包围圈。而中国的工业和大城市多数集中在东部，一旦发生战争，将损失巨大。40多年过去了，战争并未爆发。从今天的国际形势看，三线建设发挥了新的经济战略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的出口产品加工生产基地。2004年，中国GDP对外贸的依存度高达67%。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减少对中国的进口，一方面用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对中国出口商品设立关卡。再加上东部劳动力成本增高，使沿海地区的生产和加工出口产品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生产急剧萎缩，不少停工、停产甚至倒闭。这也是一场战争，一场“金融战争”。中国经济必须开创新的市场和对外通道。
西部是一个广阔的市场，由于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区域。当年的三线建设，为这个战略提供了有利支持。如三线建设时开始兴建的内（江）昆（明）铁路，到21世纪初全面通车，成为连接东南亚经济圈的重要国际通道。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在三线建设基础上，又新建了大批高速公路和机场，向西打开了对外开放与合作的新路。如2010年开通的“渝—新—欧”国际铁路是重庆电子和机电产品、汽车配件快速运往欧洲新的战略通道，从重庆始发，经西安、兰州、乌鲁木齐，进入哈萨克斯坦，再转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至德国的杜伊斯堡，全程11179公里，运行时间约为13天，该线路运行费比航空节省、运到时限比海运缩短50%、安全性高、通关更便捷。这样，形成西北部由新疆、内蒙古至俄罗斯、中亚五国、蒙古，西部由新疆、西藏至巴基斯坦，西南部由云南、广西至东南亚国家的三条国际通道后，不仅有利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而且将有利于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东部海域冲突。
可以说，当年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三线建设的战略，虽然没有包含促进西部对外开放、应对金融战争的设想。但我们今天评价三线建设，区域发展大局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个视角下，我们对三线建设重新评价，还可以得出一些对西部大开发有益的启示和经验。
如作为“两点一线”的“一点”重庆地区，三线建设围绕建设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进行。广安县分布着十几家厂，主要生产军工光学仪器等。进入改革开放以后，有些厂开始生产民用产品如照相机等，但因为地处偏僻，物流和信息不便，大部分最终都迁移到重庆等地或者废弃。重庆西南山区的南川区，是生产常规武器的机械工业基地。在调整改造中，多数厂也迁移或者废弃。如临江机械厂迁移到重庆市区以后，位于南川水江镇的厂房框架仍然保留较好，周围杂草丛生，部分办公用房被改为监狱，宿舍楼为当地居民使用。如位于鹤公岩山麓的青岩机械厂，曾经生产坦克和炮构件，停产后被民营企业租借，改名永溢机械厂。当年高大的厂房保留完整，但车间里重型机器基本废置，搭建窝棚，鸡犬乱窜。其他厂房被农民当仓库堆放饲料，框架较好的宿舍楼也闲置。
造成这种浪费和废弃的主要原因，是被长期垢病的三线选址方针“靠山，分散，进洞”。这个方针本是上个世纪60年代针对核工业等提出的，但在片面强调战备影响下，被当作三线企业的普遍选址要求。如南川区三面环山，一面靠江，过去交通十分不便，距离重庆虽然仅150多公里，因有一部分是山路，乘坐汽车也需要一天多时间。这自然对企业的发展严重不利。但是，时隔40多年后，对这个口号，也有必要重新思考。四川省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93%，平原和可耕地十分稀缺。“靠山”，尽可能不占用平地，不能不成为今后发展工业的一个永久性要求。由于现代大城市人口密集，工业造成污染比较严重，不宜再建设集中的工业城市，“分散”也是今后工业发展的必然要求。“进洞”，当时是劳民伤财的一个举措。如重庆涪陵的816工程，是三线建设中历时五年挖成的世界第一大人工洞。由于潮湿和没有采光，80年代被废弃，2010年开放为旅游基地。
进入21世纪后，四川的交通条件有了很大变化，“靠山”的不利因素基本得到改变。如南川区，渝湘高速公路穿过其中，沿线公路四通八达。过去到重庆需要一天时间，现在只要一小时多。高速公路开凿了众多隧道，则是现代版“进洞”的一个体现，节省交通时间、不占耕地和保护地表。就在被废弃的临江机械厂遗址旁边，崛起了现代企业重庆铝业集团。但是，被废弃的三线企业厂房设施等还有不少仍然没有得到利用。其原因，据初步了解，是受产权问题的制约。当年三线建设的主要企业，由中央直接投资，产权属于各部委特别是国防工业部门，任凭荒废，地方也无权使用。由此可以看出，当年三线企业难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不仅是自然条件，更重要的是缺少和地方经济的融合。国家投资三线建设企业，好象钉钉子，没有像种树那样生根，甚至三线企业生活区的语言都和当地农民不相通。即使在三线企业调整改造过程中，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如果对部分三线企业不是简单迁移，而是与地方共同经营，甚至折价转让给乡镇和民营企业，当地有了积极性，肯定能够走出新路。这是我们今天评价三线建设很少被人提及的一个方面，也是今后西部大开发中如何利用三线企业的一个重要问题，值得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