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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语言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 口译语料库建设与研究迄今仅有十余年历史。目前，已建与在建的口译语料库尚不到10个，最大的也不过100万字，而且种类单一（会议口译）、标注简单。相应的研究数量较少，集中在口译文本语言特征与口译操作过程两方面。因此，未来口译语料库建设应注重以下问题：多类型、不同性质语料库的建设与完善、语料库规模的扩大、停顿、填充语、省略等副语言信息的精确标注与转写、口译语料库的“信息对应”、适合口译语料的检索工具的研发。同时，基于口译语料库的研究应该考虑多种研究方法综合利用，集中讨论口译文本的语篇特征、口译实践策略、口译相关理论与概念的验证与发展等关键问题，促进口译研究与教学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 口译语料库；类型；规模；标注；“信息对应”；口译语料库研究
Interpreting Corpus and Corpus-based Interpreting Studies: Reviews and Prospects
Zhang 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It’s merely a decade since interpreting corpus and relevant researches made their debut. At present, the number of interpreting corpus (both finished and unfinished) is less than 10, the largest being no more than 1 million words, and characterized by one single category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and simple tagging. The corpus-based interpreting studies, consequently, focus on either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of interpreting texts or interpreting processing. The future of interpreting corpus, therefore, should highlight the following issues: the more diverse corpus of different nature, the larger size in corpus, the more exact tagging and transcription of paralinguistic expressions (pause, fillers, ellipsis, etc.), the “information equivalence” in interpreting corpus, and R & D of searching tools for interpering corpus. Meanwhile, the corpus-based interpreting studies should adopt multiple approaches to explore textualities of interpreting texts,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and relevant interpreting theories and terms (their confirmation and development) so as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terpreting studies and teaching.
Key words: interpreting corpus; category; size; tagging; “information equivalence”; corpus-based interpreting studies
一、引言
谈到现代科学技术对翻译教学与研究的影响，王克非曾指出，“我们的口笔译教学或培训，将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新的工具和技术，谁先迈出一步，谁就占据前沿，谁就能够获得创新的资源。”[1]209因此，开发建设并积极应用以教学实践及研究为目标的语料库，已经成为翻译教学与研究领域一个核心议题，相关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对翻译教学与实践的积极作用也得到广泛认可[2-3]。
相应地，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翻译，口译也正在成为语料库建设与研究关注的对象。当然，相比笔译语料库，口译语料库的建设与相关研究刚刚起步，表现出的缺陷更加突出[4-7]。因此，我们更需要就此做出全面而客观的总结与梳理，既要归纳口译语料库建设与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要明确存在的不足，更要通过分析其中的原因，对口译语料库研究的发展方向、研究重点、实施战略等内容进行详细论证，这样才能进一步强化口译语料库对口译研究的意义，明确口译语料库研究的方向与重点，提升研究质量，同时引发对口译语料库研究更多的关注，最终有利于提高口译研究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与影响。
二、语料库口译研究综述
从Shlesinger于1998首次提出开展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4]，到日本、意大利等国研究人员率先于2003-2005年期间先后建立了数个不同类型的口译语料库，再到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陆续展开，迄今为时不过十余年。口译语料库的建设与相关研究一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显示了依托大型语料库拓展口译研究视野、深化口译研究层次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凸显出在语料收集、整理加工、研究范围与质量等方面存在的缺憾。现分述如下。
2．1口译语料库的开发与建设
整体来看，国外关于口译语料库的讨论与建设起步于20世纪末[4]，目前已有几个较为成熟的语料库[8]。首先，日本名古屋大学设计开发了涉及英日两语的同传语料库（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Database of Nagoya University）。该语料库采编口译录音材料总共182小时，转写材料共计约100万字，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同声传译语料库。其次，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研究人员开发了“欧洲议会口译语料库”（the European Parliament Interpreting Corpus，简称EPIC）[9]，是对欧洲议会同声传译的材料汇集与转写，是一个包含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的多语平行语料库（multilingual parallel corpus），目前库容量约为18万字。最后，国外其他在建的口译语料库还包括：DIRSI（“同声传译方向性语料库”），语料场景为国际健康会议，采编录音约20小时，容量约为13万字；“K2口译语料库”，涉及医院情景下的口译活动，容量为16万字；“K6口译语料库”，涉及环境保护议题，容量为3万5千字；FOOTIE（“2008欧洲足球冠军杯新闻发布会口译语料库”），主要收集新闻发布会上的同传语料。
国内而言，关于口译语料库建设与研究的相关文献2007年以后才逐步出现[5-7，10-11]。目前已进入研究与应用阶段的口译语料库是由上海交通大学研制开发的“汉英会议口译语料库”（CECIC），以国内外新闻发布会口译活动为对象，设计为平行语料库，包括汉英口译语料库、英语原语语料库、汉语原语语料库三个子库，目前容量约为54万字[5]。
值得注意是是，国内部分研究冠以“口译语料库”的名称，但实际并未严格依照语料库语言学通行的TEI或SGML模式[5，12-13]，对口译中的原语与译语文本进行转写、词性附码、标注等加工处理，而主要是对口译练习材料（音频或纸介）的收集与分类整理（部分也做了篇头标注，如作者、标题、日期、材料来源、性质等），主要目的是为口译教学与培训提供多样化的语言素材，同时完善口译教学手段，改善口译教学效果[14-16]。因此，这些口译语料库无法严格依据语料库语言学的统计程序与方法，对口译文本特征进行量化描述与分析，难以支撑严格意义上的语料库研究与探索。此外，一些口译语料库虽然依据语料库语言学标准对口译语料进行了标注，但其口译语料来源于学生英语专业八级口语测试，而非真实口译情景或实际口译学习环境[10]，数据性质以及基于该数据的研究结论是否能够客观反映口译学习与实践情景，尚待实证研究加以分析。
2．2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成果分析
伴随着口译语料库的讨论与建设，相关研究也相继展开，积累了部分实证数据，对口译文本特征、口译操作程序、口译策略特征与效果等问题进行了初步量化描述与分析。现从研究主题、研究人员、研究策略、研究重点等方面归纳如下。
2．2．1研究主题
2．2．1．1口译文本的语言特征
对翻译文本语言特征的量化描述与分析，一直是语料库翻译研究最成熟的研究领域之一 。相应地，目前对口译文本语言特点的分析最为集中，许多工具和程序都从笔译语料库研究中直接借鉴而来[17-18]。
首先是通过对口译转写文本的统计分析，对口译的词汇特征的进行了归纳与总结，主要包括：利用类符/形符比（type-token ratio）分析口译文本的词汇密度与变异（lexcial density and variety）、口译高频词汇、词语索引（concordances）、词语搭配、词汇相似性与陌生性（lexical similarity and dissimiliarity）（考察交传情景下，原文本与口译文本在词汇相似性方面的差异）、前缀与后缀的应用、词语同现（co-occurrences）[4，7，19-20]。
其次是基于上述口译词汇特征的描述，对口译文本的语法结构以及口译文本的普遍性进行了探索，主要包括：口译文本中语态类型的应用、口译文本的语篇模式、口译文本表现出的“简化性”普遍特征等[4，7，21-22] 。
2．2．1．2口译操作过程的观察与分析
通过对口译文本的量化分析，口译操作方式与处理策略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主要包括：
1）同传的“间断性”（disfluency），也就是同传中的停顿。主要考察停顿的长度、停顿前后的语言特征、停顿对听众反应的影响等[22-24]。研究发现，就即席材料而言，同传停顿越少，听众认为信息接受效果越好。就准备好的发言稿而言，停顿长度与听众评价没有明确关系。此外，目标语的韵律与口译员停顿的规律性对听众的影响比较明显。
2）同传中对原文隐喻的处理[25]。应用EPIC语料库，考察比喻性表达在口译中的处理方式与效果。结果发现，如果原文有大量比喻性表达，则口译文本出现许多犹豫、错误开始或摸棱两可的说法，说明比喻表达难以有效转换。
3）口译语速分析[26]。应用日本名古屋大学同传语料库，重点考察同传译员的语速问题。结果发现，口译员语速与发言人语速并无显著相关性。原语发言结尾时，语速较快，而在原语停顿期间，口译员语速则较快。
4）口译操作中自我修正（self correction）的机制与表现[27]。研究发现，在同传中，语言方向、目标语类型以及语境因素对同传自我修正有明显影响。如，大多数自我修正（75%）发生在外语-母语同传中，比母语-外语同传的自我修正多三倍；引起自我修正的语言现象主要包括：反义词、数字、专有名词、地理和国家名称、单复数转换、隐喻表达等。
5）同传中的延迟现象[28]。利用日本名古屋大学口译语料库，考察日语与英语同传中的延迟现象（Ear Voice Span，EVS） 。结果发现，日英同传中的延迟要长于英日同传。此外，日英同传中，名词翻译的延迟要长于动词翻译的延迟，在英日同同传中则正好相反。
2．2．2研究人员
目前，进行口译语料库建设与相关研究的人员均是一线口译员，教学与研究经验也比较丰富，是比较理想的“从业研究人员”（practisearcher）[29]，能够一定程度上提高口译研究的“生态合理性”（ecological validity）（即研究材料、研究场景、参与人员等因素与真实口译实践的特点基本一致）[30]71，较好地保证研究结论的代表性。这是不同与以往口译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以往口译研究人员多为教育或研究结构的教师或专业研究人员，虽然他们有较深厚的学科理论修养和系统的研究方法意识，其中也不乏口译实践与教学经验丰富的人员，但整体上缺乏与职业口译员的联系与交流，也很少邀请职业译员参与研究项目，因此他们的研究程序与结论（尤其是非真实口译情景下的实验性研究）往往受到职业译员的质疑[29]。
2．2．3研究策略
就研究策略而言，目前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主要表现出以下两个特点：一是，绝大多数研究遵循“建设语料库、研究语料库”的原则，依托现有的口译语料库（如EPIC），充分利用大规模数据统计与分析，对具体问题进行量化描述。同时，部分研究开始尝试建设小规模的口译语料库，并借此对研究主题进行描述与分析[22，27]。这些研究一方面具备个案研究精细分析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借鉴了语料规模化分析的优势，研究程序严谨，研究结论有一定代表性；二是，能够熟练地掌握语料库语言学的分析原则与方法，量化统计与分析的程序与标准日趋成熟，对提高研究结论的代表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2．2．4研究重点
一方面，根据语料库语言学大规模量化描述与分析的特点与优势，当前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集中关注口译文本的语言特征以及口译操作特点，兼有“产品导向”（product-oriented）与“过程导向”（process-oriented）的特点[31]，既讨论诸如口译词汇特点、口译加工策略等微观现象，也关注如口译文本普遍特性等宏观特征，对口译文本及口译加工过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索与分析[32]。
另一方面，除个别研究尝试分析交替传译的文本特征及翻译策略外[19]，目前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仍然以同声传译为考察对象。此外，相关研究以会议口译为主，很少关注“社区口译”（community interpreting）等其他类型的口译活动 。
2．3当前口译语料库建设与研究的缺陷
2．3．1语料库设计与建设的局限性
2．3．1．1语料库规模
语料库语言学的基本应用原则是，利用大规模的语料收集与分析，提高对语言认识的准确性与代表性[13]。因此，语料库的规模就成为制约语料代表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影响基于语料库的相关研究科学性的一个重要条件 。相对于当前笔译语料库上千万词规模的发展趋势，现有口译语料库的规模显然太小，相关统计数字的客观性与普遍性难以充分保证，也难以有效支撑对口译文本特征及口译操作特点的研究结论。
2．3．1．2语料加工方法与层次
当前的口译语料库主要对语料进行词性、句法等传统意义的赋码处理，没有对口译活动中停顿、支吾语、省略等“副语言”现象进行标注，这是当前口译语料库建设中的一个重大缺陷[4]。因为口译操作中的韵律特征（prosodic features）是区分口译与其他口语活动的关键标志[4，33]。此外，这些丰富的“副语言”形式往往蕴涵着丰富的含义，它们不仅仅是口头语言表达的自然反映，也常常是具体口译策略应用的直接表现。通过对这些“副语言”的深入考察与分析，非常有利于判定具体口译策略的影响因素，以及这些策略的应用效果，对口译教学与实践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2．3．1．3口译语料库检索工具的开发
当前，各国口译语料库尚未开发针对口译操作特征的语料检索工具，只是简单地借用笔译语料库现有的检索工具（如WordSmith、TACT、ACAMRIT、VocabProfile、LEXA、MicroConcord、WORDCRUNCH、WINMAX等）[34]，只能对口译语料进行基本的关键词、高频词、词汇密度等项检验，依此而得出的关于口译文本特征的描述与推论，其客观性与代表性尚待充分验证。
2．3．2研究规模较小，产生的数据基数非常有限，难以支撑相关结论的代表性。同时，针对同一口译主题的研究数量更为有限，难以验证研究程序的科学性以及研究结论的普遍性。
2．3．3研究范围比较狭窄，过于关注口译文本特征的分析，对口译策略在口译实践中的应用情况及效果，没有进行系统而客观的描述。同时，也没有充分考察口译语料库在口译教学与培训中的作用，研究的实际应用价值受到一定影响。
2．3．4研究手段单一，过于依赖甚至“迷信”语料库的描述方法与统计程序，没有尝试结合访谈、调查、观察、实验等其他定量与定性研究手段，对具体研究结论进行“多维”验证[6]。
2．3．5语料来源较为单一，多为会议口译，或针对个别职业口译员的个人表现，尚未建立较大规模的口译学习者语料库，难以客观反映口译学习过程的特征与变化情况，不利于口译语料库与口译教学与培训的结合。
2．3．6资源没有充分共享。除EPIC等少数语料库外，其他口译语料库仅为部分研究机构及研究人员所用，没有对所有研究人员或其他公众开放，也没有形成商业化经营。不仅语料库的影响力受到限制，其他人员也不能针对具体问题进行重复性研究或证实，不利于核实具体研究结论的普遍性与代表性。
三、语料库口译研究的发展趋势
基于上述对口译语料库研究的总结，特别是考虑到目前存在的不足，我们认为，应该在语料库建设、研究设计、研究领域等三个方面重点探索，以期获得突破性进展，以完善口译语料库的建设，提高相关研究的质量。
3．1口译语料库的建设与完善
3．1．1多类型口译语料库的建设与完善
首先，应该实现口译语料库结构模式的多样化，可以包括口译平行语料库（parallel interpreting corpus）、口译比较语料库（comparative interpreting corpus）、多模式翻译语料库（intermodal translation corpus）等[35]。
其次，可根据不同标准，分别建立不同性质的口译语料库，如：不同口译方式的口译语料库（同传语料库、交传语料库）、不同口译主题的口译语料库（政论、科技、经济、教育等）；不同口译场景的口译语料库（会议口译语料库、社区口译语料库）；不同口译环境的口译语料库（模拟环境口译语料库、现场口译语料库）；不同口译人员的口译语料库（口译学习者语料库、职业口译员语料库）等。
3．1．2加工层次与赋码标准
首先，对副语言信息的赋码应该是口译语料库建设与研究下一阶段重点解决的问题。令人振奋的是，原语口语中副语言信息以及音段、超音段的研究与标注已经引起相关研究人员的重视，可以尝试将其中的方法与工具用以分析口译文本的副语言信息[7，36]，再根据口译操作的特点，争取开发出适于口译特点的副语言标注工具与程序，从而深化并丰富口译语料的加工层次与类型。
其次，整体上讲，口译语料库更多地应该具有平行语料库的特点，其重点考察对象之一是原语与译语的语言组织特点及其相互关系，这也是分析口译转换策略及口译深层认知机制的基础（详见3．3）。因此，口译语料库可参考如ENPC（The English-Norwegian Parallel Corpus，英语/挪威语平行语料库）等较成熟的平行语料库的标记方法与原则（包括对语言形式及语义内容的标记） ，以确保后期基于语料库的研究的顺利实施与研究质量。
最后，对齐层次与标准
口译实践的特点（特别是同传）要求口译员在短时间内完成原语核心信息的有效传递，促成交际双方的交流与沟通。因此，“字字对译”或“逐句对应”并非口译实践的常态，“信息对等”、“功能等效”才是评价口译质量的首选因素[37]。因此，口译语料库不应进行“字对应”，要实现笔译语料库中的“句对应”也有相当难度[2，38] 。因此，可考虑借鉴语言学关于信息单位的界定与分析的相关结论，解决口译信息单位的划定标准、量化指标等关键问题，以实现口译语料库的“信息对应”。
具体来说，功能语言学认为，在具体语言交际场景下，交际活动产生的语言信息可以切分为有明显语言标记的信息单位，即由旧信息和新信息组成[39]。旧信息指已知或可以预期的信息，而新信息指新出现的或无法预期的信息，而且一般情况下，旧信息在前，新信息在后，两者相互衔接，彼此作用，产生了语言学意义上的信息[40]。同时，信息单位又区别于说明语法结构的小句系统（即主位系统）：信息单位可以与小句系统的语言结构一致，即可以小句为基础分析话语的信息内容，但信息单位也可以突破句子范畴，以自然语调为划分依据[41]。
因此，要实现口译语料库的“信息对应”，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步骤：
1，对原语与译语语料进行严格文字转写，作为后期信息对应的基础；
2，在对原语与译语语料进行基本语言标注（如词质）的基础上，根据信息的性质对新旧信息进行标注；
3，确定原语信息主题内容及分布状况，确定若干明显的意义段落，以备后期判断译语信息传达的完整性；
4，根据原语信息单位的构成及信息内容，确定译语中相应信息的保持情况。注意：这里，在相应的时间范围内（特别是同传的即时性特点，要求译语与原语基本保持时间上的同步），原语某一个信息单位及其内容可能在译语中有缺失，但这并不意味着原语信息的损失，要在较大意义段落中，甚至在整个语篇中，去判断所失信息的重要性，这样才有可能对口译质量有更客观的分析与评价。
3．1．3检索工具的研发
现有口译语料库的检索工具主要还是应用其他语料库的一般检索工具，只能进行KWIC索引、词频、搭配、类联接等常规统计任务，还未能对“副语言”、时间分割等口译活动特有信息进行有效处理。因此，考虑到口译活动的特殊性，口译语料库检索工具的研发应该是未来口译语料库建设中一项非常关键而艰巨的任务，其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口译语料库的实际效果以及相关研究的质量[7]。
3．2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3．2．1验证性与探索性相结合的实施思路。
就其属性与方法特征而言，语料库语言学属于描述语言学的范畴，而语言研究（包括语料库语言学）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解释语言的生成过程与实际应用[42]。因此，以大规模实际口译操作语料为基础，口译语料库研究一方面应该对既有理论、概念、术语、实践规范（口译策略），包括口译教学策略与方法，进行实证性分析，考察相关理论和概念在口译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检验其合理性以及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适用程度（详见3．3．3）；另一方面，应该合理利用语料统计与概率分析，对口译文本的特征、口译操作机制、口译转换策略等问题，进行归纳与总结，探索相应的规律与特点（详见3．3．1、3．3．2）。
3．2．2研究与教学相互促进的价值取向。
当前，语料库语言学的一个重点发展方向是如何将大规模鲜活语言材料的细致分析应用到语言教学过程中，最终提高语言学习与应用的效果。因此，基于口译语料库的相关研究应该注重研究主题在口译教学或口译实践中的应用价值，特别要强调对口译学习者的参考意义，既要明确高质量口译操作的基本要求与特征，也要分析口译失误的表现与原因，以期最终提高口译实践效果（详见3．3．2）。
3．2．3多种研究方法综合利用的设计方案。
鉴于口译实践操作的复杂性与多变性，语料库的研究方法应该与访谈、调查、观察、实验等其他定量与定性研究工具有效结合，获取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共同对口译现象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描述与分析[6]。
3．3基于口译语料库的研究应该重点突破的几个领域
整体而言，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目的与应用领域应该包括：对语言实际应用的细致而系统的描述与分析，特别是对语言基本特征（如文体特征、语篇组织特点等）的归纳与探索，对语言交际策略及其应用效果的全面总结与客观解释，对语言学理论（包括语言生成、语言应用以及语言教学）的验证与反思等[43-46]。因此，基于口译语料库的口译研究未来应该着重解决以下几方面的议题。
3．3．1口译文本的语篇特征分析
对文本的语言特征进行细致而系统的统计与分析，是语料库技术设计与应用的长项，口译语料库研究无疑应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对口译文本的语言特征进行更为细致的描述与系统分析，从而为客观认识口译活动的语言特质，特别是为准确判断口译实践效果，最终为提高口译教学与实践质量，提供系统而全面的数据支持。为此，口译文本的语篇特征分析可以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口译文本的衔接形式与特点[4]、口译文本的语义关键词分析（参照原文关键词做对比分析，对口译质量评估有一定辅助意义）、口译文本“普遍性”的重复验证（如口译文本的明晰化、简洁化、规范化等特征）、口译的文本类型特征与互文性特点[47-49]。
3．3．2口译实践策略分析
首先，利用口译语料库的文本对比分析方法，可以对诸如重组、预测、省略、增补、解释、“填充”（fillers）等口译策略在口译实践中的频率、分布状况，进行客观描述，明确其具体使用效果，不仅对口译教学与实践有重要应用价值，也可用于分析口译认知机制，如通过考察口译省略现象分析认知记忆因素在口译操作中的性质与作用[50-52]。
其次，翻译单位一直是翻译实践教学与翻译理论思考的一个焦点议题，目前依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53-54]。鉴于口译实践在时间性、信息性等方面的特殊性质与要求，口译转换的单位必然不同于笔译操作[55]。因此，借助于口译学习及口译实战的真实语料，通过对比分析原文与译文在信息与意义方面的对等层次与实际效果，将有利于分析并解释口译实践操作中各种翻译单位（如词（组）、句子、语篇等）应用情况及具体效果 ，促进口译教学的改革与口译实践水平的提高。
最后，口译实践与研究证实[4，56-57]，口译学员的口译学习过程与专业口译员的口译表现具有同样的研究价值。而且，口译学员人数较多，相对容易进行集中（或长期）观察与分析，研究数据与结论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口译学员群体的普遍特征。因此，建立口译学习者语料库（或包括职业口译员在内的综合语料库），对比考察口译学员与职业口译员在口译策略、口译质量等方面的差异，能够全面显示口译学习与实践对口译技能发展的影响，对口译教学与培训有明显而实际的启示意义和应用价值。
3．3．3口译相关理论与术语的验证与发展
许多学者认为[4，29，58]，应该充分利用实验、观察、语料库等多种手段，获取客观实证数据，验证既有口译理论或术语，深化对口译操作本质特征的认识。
因此，针对巴黎释意派提出的“脱离原语语言外壳”（déverbalisation）的观念 ，一方面，可以通过口译语料库中原文本与口译文本的对比分析，包括省略、替代等各项策略的应用情况[59]，另一方面可考虑通过对口译文本中核心短语的提取与统计分析 ，判断口译文本对原文本的偏离程度，以考察“脱离原语语言外壳”在口译学习与实践中的实际状况。
此外，通过对原文本与口译文本的差异性的大规模对比分析，特别是口译信息错译、漏译等现象，一方面可以判断口译策略应用及口译质量，另一方面也可据此验证Gile提出的口译认知资源配置理论（Efforts Model）等[60] 。
四、结语
将语料库语言学的理念与方法引入翻译教学与研究领域，是翻译学科发展的一个战略方向与重点[2]。同样，口译语料库的建设与相关研究，也必将是口译教学与研究未来发展的一个核心。目前来看，口译语料库建设与相关研究的重点主要体现为：一方面，扩大语料库规模、丰富语料类型、深化语料加工层次、提高语料加工精确度，从而完善口译语料库的建设，提高语料库的代表性；另一方面，应该拓展研究视野、丰富研究主题，同时应用多种研究方法进行综合考察与分析，加强跨学科合作与交流，从而提高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的质量。这样，作为口译教学与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与手段，口译语料库的建设才能更趋成熟，基于口译语料库的教学与研究质量才能不断提高，口译教学与研究的整体影响力才会进一步扩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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