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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进展顺利
2011年下半年，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陕西金文集成”继续搜集资料，并直接到省内多家博物馆进行青铜器铭文拍照和拓片制作，得到各地文物主管部门和博物馆领导的支持，及工作人员通力协作和帮助。
到8月中旬，基本完成了宝鸡市辖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宝鸡周原博物馆、岐山周原博物馆、以及扶风、岐山、陈仓等12家博物馆收藏的有铭青铜器金文资料的制作。为项目涉及藏品量最大的地区。除了因为国内外有关展览的30多件不在藏所者，完成资料制作的铜器460余件。宝鸡地区的资料完成后，基本上可到达项目涉及金文资料总量的三分之一。其后主要是及时联系外展文物回归的信息，将未做的资料补充完成。
9月份以后，完成了咸阳地区泾阳县博物馆所藏高家堡西周墓地铜器铭文资料等。
同时，在项目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近藤晴香的帮助下，获得了日本天理参考馆等收藏单位的支持，收到部分铜器铭文的照片和拓片资料。与有些博物馆、美术馆建立了联系的渠道，拟采取求购或我们赴日制作金文资料。
美国是海外收藏陕西出土金文资料最多的国家，已明确具体收藏地点的有10多个博物（美术）馆。我们通过多方努力，与有关收藏单位取得了联系，按照项目要求直接去美制作金文资料，大多数博物馆反馈了欢迎的意向。所以，我们提出了赴美的申请，近期已获批准，定予12月4日去美，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华盛顿赛克勒博物馆和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等近10家藏所搜集、制作早年流入美国的金文资料。
二、落实了部分金文资料的藏地
无论是国有、地方或私家博物馆（院），文物藏品并非固定不变，所以已经发表或者著录过的文物及金文资料信息，经过许多年后，就发生了转移变更。公开发表和出版的书刊上所记载的信息，许多已不存在，如果按图索骥，往往会无功而返，为研究工作带来许多困难。正如我们在项目设计过程中就提出的，项目的完成，可以准确的落实金文资料及文物的流转和现阶段的收藏情况。
例如，我们在调查渭南地区金文资料的过程中，了解到渭南南堡遗址1970年代出土的莘邑矛等3件铜器，现已不在有关资料所记载的藏地。因发表资料的人早已去世，问询现在的许多工作人员，以及单位和上级领导，已经无人能提供这些文物的去向。
此后，在咸阳地区也遇到类似情况。永寿县店头乡出土的逆钟1组4件，有关书刊记载或说藏地为咸阳市文管会，或说藏永寿县文化馆。但我们到咸阳市文物部门了解，有关博物馆都找不到这些器物，现在的工作人员和馆、局领导无人可说清到底在哪里？既然有藏永寿县的说法，那么我们就赶到那里去。找到文化馆的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有的说不知道，有的说曾听说过，但没有见过，还希望在我们搜集到资料以后为他们提供一些照片。后来又联系已经退休的文物干部，回答也只是听说，从未见过原物。
后又联系到上世纪80～90年代在省、市文物管理部门工作，后调别任的领导才有了比较可靠的信息，说是80年代后期调拨到天津博物馆，具体情况在省文物局档案室可以查。接着，我们到文物局档案室逐年、逐月翻档案。经过两天的查找，找到了多宗文物调拨的信息。特别让人高兴的是找到了渭南莘邑矛等铜器去向，实际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调到陕西历史博物馆。
除了陕西省内文物流动外，省外乃至国外的部分文物流动情况，也有所了解。诸如上海馆的大盂鼎、故宫的亡（大豐）簋等，已调国家博物馆。清光绪16年陕西扶风出土的1件克钟，原藏日本宁乐美术馆，近年回流国内，被故宫博物院购藏。从而使许多铜器藏地重新得以廓清，避免了以讹传讹的现象。
三、核实部分同铭器的数量
过去的金文著录收集，多因传抄并不对金文资料进行核对，难免互有错讹。项目设计要求需对实物拍照和对铭文的拓印，就需找到原器，故发现了一些同铭器在以往著录中的不确处。
如我们在核对叔噩父簋资料时，发现过去著录均为3件。《殷周金文集成》记上海博物馆藏1、故宫藏1、英国牛津大学雅士莫里博物馆藏1。拓片分别有盖、器各1张，盖铭为23字、器铭8字。《陕西金文彙编》录拓片3张，分属2器，为1器2盖，但均无藏地说明。
经对比可知：《集成》谓曾藏上海，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博）的04056盖铭与《陝金》之一六四盖铭为同盖所拓。器铭为后者所无，但与上博现藏的器铭显系同铭所出，但上博盖铭则未著录；
《集成》藏上博的04057盖铭与《陝金》一六三盖铭系同器，后者无器铭。但均与上博现藏盖铭不类，也不同于后器铭之拓，可知盖、器拓本均非上博所藏者。故此或实为调国博之器的2拓片。
《集成》指藏牛津雅士莫里博物馆器的2拓，《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亚（雅）士摩兰（里博物馆）器铭全同。《陝金》一六三之器铭拓又同于前两组之盖铭，知其记录有误，将本为牛津之盖铭错作另一器铭拓。
如此、则可辨现藏上博器之器铭拓已著录，而盖铭拓未著录。上博转国博器之器、盖拓本著录于《集成》，盖又录于《陝金》。雅士藏器之盖、器拓于《集成》、《遗珠》均已录，但拓本均不理想，后者还有黑白器照片。如不误，可知《集成》04056、1（有于省吾印鉴）、《陝金》一六四盖拓片（拓本带有盖口）之原器，实缺具体藏地。鉴于《集成》04057、2器铭拓片亦有于省吾印鉴，不排除其与04056、1确为同器之盖、器拓片，并有藏上博的记载，墨拓不匀的特点也相似。或是一套拓本，原藏于氏，器后转商氏收藏（有加盖的商氏吉金印鉴，与04057、1同），现藏国博。如此，则《集成》04057盖、《陝金》一六三盖拓之原器不知所存。但无论何种可能，均可知师噩父簋传世的应有4件，其一不知藏所，尚需继续求索。
以上的工作进展情况说明本项目的设立，对金文、商周青铜器等方面的研究整理，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项目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