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胡人与传国宝珠

（此文即将刊出于2012年底出版的《徐文堪先生70华诞纪念论文集》）

一 唐人小说的描述

唐人笔记小说中有不少胡人识宝的传说，中、日两国学者对此现象早有关注，并从中西交通或民间文学研究的角度对其类型、成因、演变历史和文化寓意进行了细致分析。 这些胡人识宝传说的主人公有许多是波斯人，见于《太平广记》的就有：唐人戴孚《广异记》所记“径寸珠” 和“紫（羊末）羯” 故事中的“波斯胡人”、“南海大蟹”故事中的“波斯” ，薛用弱《集异记》“李勉”故事中的“波斯胡老” ，李冗《独异志》“李灌”故事中的“病波斯” ，以及宋初徐铉《稽神录》“岑氏”故事中的“波斯胡人” 等。另外有些故事主人公虽不一定是波斯人，但故事发生地却是长安、广州等城市的波斯邸、波斯店，如李复言《续玄怪录》中的“杜子春” 、裴铏《传奇》中的“崔炜” 、卢肇《逸史》中的“卢李二生” 等等，也表明故事与波斯人的关系。

迄今为止有关波斯商胡传说的讨论，主要是依据汉文资料进行的考察。本文拟变换一个视角，将唐人的有关传说，置于波斯文献的背景中进行研究，探讨波斯文化在唐代中国文学中的折射，为研究“波斯文化与中国文化在唐朝的相互影响与交融”，观照“唐朝时期中国所具有的世界主义精神” ，提供新的视角与材料。

唐人小说中与波斯胡人有关的宝物各种各样，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当数奇异的珍珠，如“径寸珠”、“阳燧珠”、“紫（羊末）羯（瓶中有珠十二颗）”等。 这些珍珠往往是传国之宝。《集异记》“李勉”故事中的波斯胡老自述：

“我本王贵种也，商贩于此，已逾二十年??????吾国内顷亡传国宝珠，募能获者，世家公相。吾衒其鉴而贪其位，因是去乡而来寻。近已得之，将归即富贵矣。其珠价当百万。”

这位出身王族的波斯人漂泊异乡二十多年，为的是追寻一颗传国宝珠。而《广异记》中“径寸珠”的故事，说的也是一件罕见的宝珠：

近世有波斯胡人，至扶风逆旅，见方石在主人门外，盘桓数日，主人问其故，胡云：我欲石擣帛。因以钱二千求买。主人得钱甚悦，以石与之。胡载石出，对众剖得径寸珠一枚。以刀破臂腋，藏其内，便还本国。随船泛海，行十余日，船忽欲没。舟人知是海神求宝，乃遍索之，无宝与神，因欲溺胡。胡惧，剖腋取珠。舟人祝云：若求此珠，当有所领。海神便出一手，甚大多毛，捧珠而去。

这些价值百万，惊动海神，并且令波斯人不惜剖肉以藏的珍珠，到底有什么奇异之处呢？“李勉”和“径寸珠”中没有交代，不过另外几则故事提供了线索。张读《宣室志》的“严生”故事中讲到一种被称为“清水珠”的国宝：

冯翊严生者，家于汉南。尝游岘山，得一物，其状若弹丸，色黑而大，有光，视之洁彻，若轻冰焉。生持以示于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弹珠名之，常置于箱中。其后生游长安，乃于春明门逢一胡人，叩焉而言：衣橐之中有奇宝，愿有得一见。生即以弹珠示之。胡人捧之而喜曰：此天下之奇货也，愿以三十万为价。曰：此宝安所用，而君厚其价如是哉？胡人曰：我西国人，此乃吾国之至宝，国人谓之清水珠。若置于浊水，泠然洞澈矣。自亡此宝，且三岁，吾国之井泉尽浊，国人俱病。故此越海逾山，来中夏以求之，今果得于子矣。胡人即命注浊水于缶，以珠投之，俄而其水澹然清莹，纤毫可辨。生于是以珠与胡，获其价而去。

像前面的波斯胡老一样，这位西国胡人跋山涉海前来寻找的，也是亡失的国宝。这是一颗被称为“清水珠”的黑色珍珠，能将浊水变为清泉，一旦失去，就导致全国“井泉尽浊，国人俱病”，因而被视作国之至宝。《广异记》中所描述的“青泥珠”，来自西域，也具有与“清水珠”类似的功能，能将泥泊中的水变清：

则天时，西国献吡娄博义天王下颔骨及辟支佛舌，并青泥珠一枚???胡云：西国有青泥泊，多珠珍宝，但苦泥深不可得。若以此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宝可得。

此外，牛肃《纪闻》中还详细记述了一种能引来清泉的“水珠”：

大安国寺，睿宗为相王时旧邸也。即尊位，乃建道场焉。王尝施一宝珠，令镇常住库，云：值亿万。寺僧纳之柜中，殊不为贵也。开元十年，寺僧造功德，开柜阅宝物，将货之。见函封曰：此珠值亿万。僧共开之。状如片石，赤色，夜则微光，光高数寸。??????月余，有西域胡人，阅市求宝，见珠大喜，偕顶戴于首。胡人贵者也，使译问曰：珠价值几何？僧曰：一亿万。胡人抚弄迟迴而去。明日又至。译谓僧曰：珠价诚值亿万，然胡客久，今有四千万求市，可乎？僧喜，与之谒寺主。寺主许诺。明日，纳钱四千万贯，市之而去，仍谓僧曰：有亏珠价诚多，不贻责也。僧问胡从何而来，而此珠复何能也。胡人曰：吾大食国人也。王贞观初通好，来贡此珠，后吾国常念之。募有得之者，当授相位。求之七八十岁，今幸得之。此水珠也，每军行休时，掘地二尺，埋珠于其中，水泉立出，可给数千人，故军行常不乏水。自亡珠后，行军每苦渴乏。僧不信，胡人命掘土藏珠，有顷泉涌，其色清泠，流泛而出。僧取饮之，方悟灵异。胡人乃持珠去，不知所之。

故事中西域胡人所述与“李勉”中的波斯胡老之语如出一辙：都是为了寻找传国之珠，离乡背井几十年，找到宝珠之后，也都可以位极人臣（“授相位”或“世家公相”）。不同的是，“李勉”叙述简略，没有交代宝珠的神奇之处，“水珠”中则作了详细说明：这颗“水珠”能供给几千人的军队用水之需。这个胡人自称“大食国人”，并说“水珠”是其国王在贞观初年来通好时所贡。诚然，小说家言，不足为凭。查诸史籍，我们知道大食首次遣使唐朝，是在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 即大食推翻波斯萨珊王朝（Sāsāniyān, 224-651）的同一年，在此之前，未有大食与唐通使的记载，而唐史所记在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遣使朝贡过的，有吐火罗、康国、安国、波斯、石国、疏勒、于阗、焉耆、高昌等西域诸国，其中波斯朝贡过两次。 若按“水珠”故事所说，故事发生于玄宗开元十年（722），那么这个自称“大食国人”的商人，很可能是归附大食的波斯萨珊遗民，所谓“贞观初通好，来贡此珠”，说的正是波斯萨珊帝国的前朝往事。

我国史籍中所记波斯国，以出产珍珠闻名。《魏书?西域传》已记载波斯国“多大真珠”，其王“饰以真珠宝物”， 《周书》、《隋书》也有相似记载。 值得一提的是，《旧唐书?西戎传》明确记录了波斯国所献方物中有珍珠：“自开元十年至天宝六载，凡十遣使来朝，并献方物。???九年四月，献火毛绣舞筵、长毛秀舞筵、无孔真珠。???大历六年，遣使来朝，献真珠等。” 由此可见，珍珠一直是波斯用以进献的重要方物之一。开元、天宝之时，统治波斯长达四百多年的萨珊王朝已为大食所灭，而有关波斯遣使朝贡的记载仍不绝于史，这些波斯使臣，多半是亡国后仍活跃于丝路上的萨珊遗民。

上文“清水珠”和“水珠”之所以成为国宝，均因它们能令泉水变浊为清，或能引来清泉。换句话说，它们的神奇，不在于其作为珠宝的货币价值，而在于其能解决水源问题的异常功用。诚如研究者指出：“两颗宝珠都与缺水干旱的西域国家的民生问题紧密相关，显示了西域人民改变所处自然条件的渴望，这应是西域人民传统幻想的反映。” 那么，为什么这些故事中所说的国宝都是珍珠，而不是其他宝物呢？它体现的是哪些“流传于西域的幻想故事或传说” 的影响？

二 波斯文献的记载

在波斯，珠宝业与香药业、酿酒业一样，属于最古老的行业，其始祖可以追溯到神话传说中的帝王贾姆希德（Jamshīd）。据说贾姆希德在位7百年，有许多重大发现和发明，其中一项就是珠宝工艺。 贾姆希德统治时，波斯极度富庶强盛，贾姆希德死后，他曾经拥有的巨大财富不知所终，民间因此流传着许多“贾姆希德的秘密宝藏”的说法。波斯诗人菲尔多西（Firdawsī, 940-1020）在《列王纪》（Shāhnāma）中写到，萨珊王朝君主巴赫拉姆古尔（Bahrām-gūr）当政时，发现了贾姆希德的宝库，里面装满黄金打造的水牛、野驴、雄狮、孔雀、鹧鸪，还有各色宝石和“大颗晶莹的珍珠”，其数量之多，宛如“珠宝的海洋”。 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宝库所在的地方，就是一处水源，被荒原上的寻水人偶然发现。 《列王纪》随后还讲到巴赫拉姆古尔偶遇珠宝商人、聘娶商人之女的故事。 可见，珠宝行业在波斯不但历史悠久，地位也颇高。

伊朗高原西部的波斯湾，是古今闻名的珍珠产地, 早期穆斯林地理文献对此多有记载。成书于9-10世纪的《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了巴林海岸的大珍珠， 《世界境域志》（作于982年）则指出法尔斯（Fārs）省“海中有一珍珠海岸”。 法尔斯是波斯帝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波斯人对珍珠的认识，得益于法尔斯西边这个盛产珍珠的海湾。 10世纪波斯湾东部港口城市锡拉夫（Sīrāf）的商人阿布?赛义德?哈桑说：“珍珠的出现，是世人赞美的真主所创造的一大奇迹。” 波斯人对珍珠的由衷喜爱于此可见一斑。

对于珍珠的成因，波斯人很早就认识到是沙粒等异物落入蚌中，刺激其分泌而形成。 不过，民间流传更广的是一种富于诗意的解释，认为珍珠是由天上的雨滴化生而来：“早春时节，雨滴降落，蚌从海底浮至水面承接雨滴，雨滴落入蚌心，于蚌腹中汲取天赐之精华，孕育成珠。” 这种诗意的想象，在历代诗人作品中不断重现和强化。11世纪波斯诗人纳赛尔?霍斯鲁（Nāsir Khusraw Qubādiyānī, 1004-1088）的诗句“馥麝香囊本由血块凝成，清水珍珠原是雨珠一滴” 就是这种认识的典型反映，而13世纪大诗人萨迪（Sa‘dī Shīrāzī, 1208-1291）所吟“我渴望像蚌贝一样育出珍珠，只因你爱的云朵在我口中洒下了雨滴”， 更是借雨滴幻化成珍珠来表达爱情升华的愿望，使这种诗意想象之美臻于极致。

最能说明波斯人对珠宝的重视，以及他们的鉴宝智慧与传统的，莫过于为数众多的珠宝著作。据统计，公元8-19世纪的一千多年间，有30几部波斯-阿拉伯语鉴宝著作问世，它们的作者多来自波斯与中亚，如哈马丹（Hamadān）、布哈拉（Bukhārā）、卡尚（Kāshān）、克尔曼（Kirmān）、贝哈克（Bayhaq）、伽兹文（Qazvīn）、伊斯法罕（Isfahān）等地。 其中，成书时间较早、影响最大的，是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花剌子模的比鲁尼（Abū Rayhān Bīrūnī, 973～1048）的著作《珠宝录》( Al-Jamāhir fī-al-Javāhir)。 这部以阿拉伯语撰写的著作，记述了雅姑（yāqūt）、红玉（la‘l）、祖母绿（zumurrud）、绿松石（fīrūzaj）、玛瑙（‘aqīq）、孔雀石（dahnaj）、青金石（lāzvard）、钻石（almās） 等30多种珠玉宝石， 其中介绍最为详尽的，就是珍珠（lu’lu’），约占四分之一篇幅，内容包括：珍珠的“水色”，珍珠的用途、类别、产地、价值，珍珠的钻孔技巧和修复方法，珠蚌的种类及其生长海域，采集珍珠的时间和方式，采珠人潜水的深度及其危险，有关珍珠的逸闻趣事，等等。 所谓珍珠的“水色”，指珍珠的成色或光泽，是鉴定珍珠优劣的重要标准。比鲁尼所记珍珠的主要产地有锡兰（Sarandīb）、波斯湾(Khalīj-i Fārs)、红海（Qulzum）、僧祇（Zanj，非洲东海岸），以及中国（Sīn）的南方海域等， 与9-10世纪波斯湾商人的记述一致，但更为详细。

比鲁尼《珠宝录》影响很大，不但其内容被大量引用，其结构与风格也为后人所沿袭，在12世纪珠宝商人内沙布里（Muhammad Ibn Abī al-BarakātJawharī-i Nayshābūrī）的《尼扎米的珠宝书》（Javāhir-nāma-i Nizāmī，1195）， 伊利汗朝大学者纳西鲁丁?图西（Nasīr al-Dīn Tūsī, 1201-1274）的《伊利汗的珍宝之书》（Tansūkh-nāma-i ?lkhānī，1264）， 以及著名历史学家喀山尼（Abū al-Qāsim Kāshānī）的《奇珍异宝录》（'Arāyis al-Javāhir va Nafāyis al-Atāyib, 1300） 中，都可以看出比鲁尼的影响。

内沙布里《尼扎米的珠宝书》是现存最早的波斯语珠宝著作。内沙布里出身于波斯珠宝商世家，熟悉突厥、印度、波斯各地的珠宝贸易状况，对其家乡内沙布尔及附近各地的珠宝掌故更是如数家珍。他的著作除了引用比鲁尼《珠宝录》之外，补充了许多他本人的亲身见闻和贸易经验，其中有关珍珠的章节更有许多不见于比鲁尼书的记载。例如，他讲述珍珠商人到波斯湾的基什岛（Kīsh）和巴林（Bahrayn）等地将珍珠贩运到锡拉夫（Sīrāf，或Sīlāv）或巴格达（Baghdād），进行钻孔、加工后，再转运到其他地方出售，反映了波斯湾地区海上贸易在不同时期的变迁情况，很值得重视。

14世纪以后，以《珠宝书》（Javāhir-nāma）命名的波斯珠宝著作越来越多，如Ghiyās al-Dīn Mansūr Dashtakī的《苏丹的珠宝书》(Javāhir-nāma-i Sultānī，1481)、Zīn al-Dīn Muhammad Jāmī的《珠宝书》（Javāhir-nāma，15世纪）、Muhammad b. Ashraf Husaynī的《吉祥珠宝书》（Javāhir-nāma-i Humāyūnī, 1528）、Shāh Mubārak b. Mubārakshāh Qazvīnī的《珠宝书》（Javāhir-nāma, 16世纪）、Rashīd Abāsī的《韵体珠宝书》（ Javāhir-nāma-i Manzūm），等等。

波斯人对珍珠的观察与了解可谓具体入微，他们将珍珠按外形、色彩、光泽、大小等特点进行分类，各种种类又按品质分出等级。例如，《尼扎米的珠宝书》中记录了近40种珍珠的称呼。其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按光亮程度对珍珠所作的划分，例如，光泽最好的珍珠称为khush-āb，khush意为“美好的，适宜的”，āb意为“水”，khush-āb意为“清澈而有光彩的”，作为珍珠的称呼，与唐人所谓“清水珠”相当。这种珍珠“色泽洁白，晶莹清澈，光彩夺目，在珍珠中最为高贵、优质，价格也最高。” 因而又被称为“君王之珠（shāhvār）”，“具有完美品质”。 khush-āb作为珍珠的称呼，在菲尔多西的《列王纪》中已经出现，诗人在讲述巴赫拉姆古尔发现“贾姆西德的宝藏”时，描述里面“颗颗清水珠，犹如水珠般晶莹”。 关于这个称呼，比鲁尼还提供了另一种说法，认为它是khūsha-āb的简称, khūsha意为“成串的穗状物（如葡萄）”，khūsha-āb亦即“穗水珠”，意味着这颗珍珠具有成串珍珠合在一起的光芒，异常明亮。

以“水”命名的珍珠，还有“红水珠（surkh-āb）”和“黑水珠（siyāh-āb）”， 分别指红色和黑色珍珠；此外，还有“盈水珠（pur-āb）”和“干水珠（khushk-āb）” 之称，“盈水”即水分充足，清亮莹润；“干水”则显然水分不够，缺乏光泽。

有意思的是，比鲁尼所说的“干水珠”还与中国（契丹）有关：

有一种珍珠叫“干水珠”，是一种中国（Sīnīya）珍珠，来自契丹（Qitāy），颜色黯淡，近似石膏，无水分，少光泽，有斑点，因此称作“干水珠”，与“清水珠”相反。这种珍珠价格较低，人们甚至认为它是人造的。???红海出产的契丹珍珠很多，其色类似“干水珠”，但缺点更多，因其易腐、颜色灰黑。

此处所谓“来自契丹”，指的是中国北方，关于这一点，下文将有进一步讨论。

除了光泽以外，评判珍珠的标准，还包括外形、颜色、大小等。根据外形，有葡萄形、槟榔形、芜菁形、扁豆形、手鼓形、橄榄形、蜡烛形、椭圆形、菱形种种分类； 根据色彩纹理，则有砂糖色、天青色、云纹色、大理石色、石膏色、橄榄色…… ，等等。珠中极品，必须形色俱佳，颗粒饱满。波斯文献中名贵的珍珠，除了已提到的清水珠、君王之珠以外，还有以滚圆细腻著称的“圆珠（?????）”、灿若星辰的“星珠（???）”以及亮如泉水的“泉珠（????）”，等等。 以颗粒大而著称的珍珠，可重达3米斯格勒（misqāl） ，有的甚至可达5－6米斯格勒，这样的珍珠往往极其难得，世间找不到第二颗，如明星孤悬，因此被称为durr-i yatīm（孤悬之珠）。

三、宝珠的流传

《尼扎米的珠宝书》作者的家乡内沙布尔，是波斯东部呼罗珊地区的首府，也是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重镇。书中有两则逸闻讲述的是作者在内沙布尔所见的两颗稀世之珠，它们的经历，体现了丝绸之路上珠宝流传的典型方式。

第一则轶闻与花剌子模国王算端沙（Sultān Shāh，1170在位）之母蔑力克?可敦（Malika Khātūn）有关。据说她在内沙布尔时，曾获得一枚罕见的菱形珍珠，它洁白晶莹，重达2.4米斯格勒，极为珍贵。蔑力克?可敦因当时急需用钱，将它以500第纳尔（dīnār，金币）低价卖给了一位内沙布尔人。后来，一位从科尼亚（Qūniya，在今土耳其）来的珠宝商又以750第纳尔将其购得，然后带到君士坦丁堡，以2千第纳尔的高价转手卖出，获利丰厚。

另一则轶事，因其涉及到“契丹人”而更值得注意。在克尔曼（Kirmān）官方库府中有一颗重1.4米斯格勒的珍珠，这颗珍珠虽不大，但成色极好，兼有“圆珠”、“星珠”、“泉珠”和“清水珠”的诸般美质，世间罕有。这颗宝珠因故流落到内沙布尔，为当时内沙布尔统治者蔑力克穆阿夷（Malik Mu’ayyad）所得，成为他的镇库之宝。后来又被他作为礼物献给了契丹人（Khitāiyān）。

这里提到的蔑力克穆阿夷，原为突厥人在波斯建立的塞尔柱王朝算端桑扎儿（Sultān Sanjar b. Malikshāh, 1117-1157)的属将（ghulām），从1153年起长期驻守在内沙布尔，算端桑扎儿死后，其外甥马合木（Mahmūd, 1157-1162）继任为算端，穆阿夷趁乱起兵造反，于1162年在呼罗珊自称为王（malik）。 这期间，花剌子模沙亦勒?阿儿思兰（?l Arslān, 1156-1170在位)去世，年幼的算端沙继位并由其母秃儿罕（Turkān）摄政，其兄帖乞失（‘Alā al-Dīn Takish Khwārazmshāhī, 1172-1199在位）不服，投靠了当时在中亚地区强盛一时的哈剌契丹（Qarā-khitāiyān），并在哈剌契丹支持下，率军夺取了花剌子模。算端沙及其母被迫弃城出逃，投奔内沙布尔的蔑力克穆阿夷，“把包括珍贵珠玉和各种财宝在内的礼物送给蔑力克穆阿夷，并把花剌子模国土及其整个疆域奉献给他。” 蔑力克穆阿夷纠集军队与帖乞失交战，不料兵败不敌，反为所杀。此事发生于1174年，不少波斯文献，如志费尼（‘Atā Malik-i Juwaynī，1226-1283）的《世界征服者史》(Tārīkh-i Jahān-gushā)、哈姆都拉?穆斯妥菲?加兹温尼（Hamd al-Allāh Mustawfī Qazvīnī）的《选史》(Tārīkh-i Guzīda, 1329）等都有记载。

《尼扎米的珠宝书》所说契丹人，就是在这个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哈剌契丹，即耶律大石（1087-1143）率契丹人西迁后在中亚广阔地区建立的西辽王朝（1131-1218）。波斯、阿拉伯等穆斯林文献中称西辽为哈剌契丹（Qarā-khitāiyān），也常简称为契丹。例如，志费尼在讲述上面这场战争的结果时说：“至于算端帖乞失，他实现了花剌子模秩序的恢复，国政井井有序。同时候契丹的使者们往来不绝，而他们的征索和需求难以容忍。”

对于西辽与中亚各族的关系，《辽史?西辽始末》有一条“回回”献方物的记载：“（耶律大石）驻军寻思干（撒马尔罕）凡九十日，回回国王来降，贡方物。” 此处“回回国”一般认为是花剌子模 或西部喀喇汗王朝 。从时间来看，蔑力克穆阿夷于1153年在内沙布尔称雄，1174年被花剌子模沙帖乞失所杀。他向哈剌契丹人进献珍珠之事应发生在此期间。这段时期西辽先后有过两位统治者：耶律大石之子夷列（1151-1163年在位），以及夷列之妹普速完（1164-1179年在位）。蔑力克穆阿夷进献的对象应是其中之一。

西辽政权强盛时期，统治区域曾西起塔剌斯河，东北达额敏河，南接锡尔河上游，北至伊犁河谷，使中亚地区的高昌回鹘王国、东喀喇汗王朝、西喀喇汗王朝、花剌子模国，以及乃蛮、康里、葛逻禄等部落都成为其附庸，交赋纳贡。据《选史》所记：“花剌子模沙亦勒?阿儿思兰登基7年之后，疏忽了向哈剌契丹进献礼物。哈剌契丹便派军队向他进攻。” 在哈剌契丹的威慑下，原本称雄于中亚的塞尔柱王朝也不得不纳贡：“（苏丹桑扎儿）深为哈剌契丹之菊儿汗所苦，遵照约定，每年必须交纳3万第纳儿贡赋，作为其军需之用。” 在此情形下，立足于内沙布尔的蔑力克穆阿夷，虽然远离西辽统治中心，却也同样感受到了压力，故而不惜献出珍贵的稀世之珠，以示归附。

西辽王朝建都于巴拉沙衮（后改称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托克马克），远离辽朝故地。但耶律大石深受汉文化和中原政权典章制度的影响，立国后仿照辽国旧制，并仍使用汉文， 这些举措无疑对扩大中国文化在中亚的传播产生了作用。西辽政权灭亡不久，长春真人丘处机于1221年到达伊犁河谷，见当地土人称赞汉人“诸事皆巧”， 可见契丹人曾将中原许多先进技艺传到这里。另一方面，西辽与河中地区书信往来又使用波斯文， 重视与地方政权的沟通。因此，西辽王朝在中亚近90年的统治，对当地产生了深远影响。

波斯语对中国的称谓通常有两个，一是Chīn（“秦”），一是Khitāy（“契丹”）。Khitāy源自“契丹”一词，于中国北方的辽朝（916-1125）政权崛起之后进入波斯语。前述比鲁尼的《珠宝录》作于11世纪，书中讲到产于中国北方的一种“干水珠”，已经使用了契丹（Qitāy）一词。另一处介绍雅姑（yāqūt）宝石时，他也使用了同样的称谓。 伯希和指出：“11世纪，北部中国已经被称为‘契丹（??tai）’，但是古老的名称仍然在使用，如波斯语的?īn，阿拉伯语的?īn，突厥语的Taβγa?……” 由于西辽（哈剌契丹）王朝在中亚的影响，西辽政权灭亡之后，契丹一词没有从波斯语中消失，而是被保留下来，继续作为对中国的代称。

《尼扎米的珠宝书》所记两颗“孤悬之珠”，以内沙布尔为起点，一颗以通商贸易的方式，向西远传至君士坦丁堡，另一颗则通过朝贡进献，向东传到了“契丹”（西辽）。它们传播的轨迹，代表着丝绸之路上珠宝流通的两种典型方式。

四 结语

“水珠”、“清水珠”在唐人笔下所具有的引来泉水或将浊水变为清泉的功能，并没有同样出现在波斯文献中，但唐人的描述似乎从波斯人那里获得了灵感,他们对珍珠的称呼也体现了波斯称呼的影响。这些充满神奇色彩的“水珠”传说，既非有些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是波斯故事的直接“输入” ，却也不是中国中古小说家的凭空想象，而是波斯“珍珠文化”在唐代中国文学中的折射。如果说，善于识宝的波斯商胡，“随着唐人传奇小说的不断重复和改写，成为永远留存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波斯文化符号”， 那么有关珍珠的传说，就是这种充满异国情趣的波斯文化符号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一笔。

诚然，对珍珠的喜爱，各民族皆然。中国人欣赏珍珠的光亮，自古就有“骊龙之珠”、“随侯之珠”之说。佛教传入中土后，受佛经故事（尤其是“摩尼宝珠”故事）的熏染，以宝珠为意象，描写照夜珠、聚宝珠、济世珠的传说越来越多，反映了印度佛教文化的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波斯文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波斯人喜爱珍珠，同样有“夜明珠”传说， 不过对他们来说，珍珠的特殊意义，更多地体现在它与水的关系上。以“拜火”著称的波斯人，其实也同样“拜水”，他们的水崇拜与火崇拜一样古老。由于他们生息的广漠沙原上干旱缺水，水的珍贵因而显得尤为突出。水，决定着生命的存在与延续，是生命的象征。事实上，波斯前伊斯兰时期遗留下来的文献表明，波斯人自古就存在对水神Anāhītā（Nāhīd）的崇拜。 诗人内扎米?甘扎维（Nizāmī Ganjavī, 1141-1209）在讲述亚历山大寻找生命水的故事时说“不必惊奇，生命水之珍珠能使枯鱼复生”， 典型地反映了他们对“珍珠-水-生命”三者关系的理解。 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在唐朝流传的许多传说中，拥有或寻求这种神奇珍珠的，往往是波斯商人，因为“对于唐朝人来说，似乎只有在边荒绝域才能完全懂得和了解娇艳无比的真珠的美丽。在这些神秘的国土上，人们懂得怎样利用真珠特殊的价值——真珠的特殊性能在于它能够控制水，而且真珠本身就相当于水的精华。所以在荒漠绝域之中，真珠可以引导人们找到井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比鲁尼《珠宝录》中转述了一个在突厥人之间流传甚广的“雨石（al-hajar al-jālib lil-matar）”传说，据说突厥人能借助这种石头唤来雨、雪、风、雹，因而在行军打仗时往往获胜。 这种“雨石”的奇异功能，与唐人小说中的“水珠”颇有几分相似，然而有趣之处在于，比鲁尼对此是不以为然的，并嗤之为迷信和无稽之谈。 可见，波斯人虽然对“珍珠-水-生命”的关系怀着一种近乎神圣的信念，却并没有借助宝珠来施法求雨（水）的传统。事实上，这是中亚游牧民族的古老习俗。 应该说，波斯宝珠及其传说在向东流传的过程中，又被附会上中亚民族的传说，然后传入中国。“水珠”、“清水珠”等种种传说，就这样揉合了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色彩，诞生在中古中国人的丰富想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