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翻译与经文辩读”暑期国际研讨班在北京举办

2011年8月3日至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经典英译本汇释汇校”项目课题组主办，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协办的暑期国际研讨班在北京举行。来自海内外的11位著名学者和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40余位青年学者与会，围绕着“经典翻译与经文辩读”这一主题进行了专题研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耿幼壮教授主持了此次研讨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应邀致辞，并就会议主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此次共有9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作了专题演讲，分别是：斯洛伐克科学院高利克（Marián Gálik），瑞士苏黎世大学韦宁（Ralph Weber），英国牛津大学罗伯特·恰德（Robert Chard），美国贝勒大学威廉斯（Daniel Williams），澳大利亚纽斯卡尔大学玻尔（Roland B?er），台湾大学林鸿信，台湾中原大学曾庆豹，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和刘小枫。学者们的专题演讲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中国经典与经文辩读，《圣经》翻译与文化互动，中西经典与近现代思潮。与会者亦在分组讨论中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并就上述问题予以热烈的回应。

一、中国经典与经文辩读

“经文辩读”（Scriptural Reasoning）本是同属亚伯拉罕传统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文献研读和思想对话。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杨慧林教授作为“中国古代经典英译本汇释汇校”课题的主持人，主张“经文辩读”应该突破原有文献的局限，借助传教士所译介的中国经典以及大量注疏，使之真正成为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他认为中西“经文”之间的互译、互释、互训的实践，可能会达成一种“非中心”（decentred）或“解中心”（de-centered）的“真正的思想”，而这正是包含在“倾听”和“回应”的对话关系中的“经文辩读”的根本命意。

瑞士苏黎世大学韦宁教授立足于儒家学说，通过考察英文之“scripture”和中文之“经”的词源演变，提出“经”应该在一个相对狭义的、接近“经典”意义的基础上理解和运用，从而经文辩读中的儒家典籍，应该集中于具有某种宗教特点的文本。韦宁教授认为，在发掘亚伯拉罕传统之外的价值这一层面上，“经文辩读”具对全人类命运来说至关重要的价值。

台湾大学林鸿信教授从基督教与儒家思想对于“天”的不同理解出发，为中西“经文辩读”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相比较基督教强调“天对人的开放”，儒学比较强调“人对天的开放性”，而这样一种由人而天又由天而人、且由天而人又由人而天的回环，当成为儒学与基督教进行经文辩读的思考方式。

牛津大学罗伯特·恰德教授则通过研究理雅各对“礼”的阐释和西方学界近期一些对“礼”的研究，认为西方知识界对于“礼”的理解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西方知识结构的制约或影响，这既可能造成曲解，也可能带来新的视角与启迪，从而丰富和深化对“礼”的研究。

在分组讨论中，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管恩森通过追溯中西“经文辩读”的历史实践，从理论层面阐释了中西之间“经文辩读”对当下人文学科的理论启发与实践价值。中国人民大学赵倞、高志强则具体分析了理雅各所翻译的《道德经》和《论语》，从不同角度阐明了中西之间“经文辩读”的可能。北京华文学院成盈秋以“将”的翻译及其语法化为例，从共时变异与历史发展两个角度，探求翻译经典著作中语法化等级较复杂的高频词的合理途径。

二、《圣经》翻译与文化互动

《圣经》作为西方世界的基本“经典”，在传统意义的“经文辩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近代以来，《圣经》的中译与中国经典的西传过程可以说是紧紧交织在一起的，这些翻译活动对于不同传统之间的相互理解、乃至由此重构的自我理解,都具有普遍的借鉴价值。

美国贝勒大学的丹尼尔·威廉姆斯教授重点讨论了古代希腊文化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复杂关系，他认为在古代，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诠释者将古代犹太教、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的视野融合起来，表达了共同的形而上学和道德理念。最为突出的就是教育（paideia[ Paideia几乎完全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讲的文化理想，在这个意义上，Paideia可以定义为希腊教育的理想和目的，是为教育过程的终极目的所提供的优雅、美德、高贵和巧妙的混合物。（陈恒语）]）的形成和对美德（virture）的追求。

台湾中原大学的曾庆豹教授则从“解释主权之争”的角度，重新阐发了基督教在中国进行传播时，与中国古代经典相遇、并由此引发的“译名之争”。曾庆豹教授认为，“礼仪之争”是一个与“本地化”纠缠在一起的问题，对外来宗教来说，一旦援用了所在地的资源，其“正当性”就成为了话题。而有明末儒者参与的“译名之争”，已非天主教教派内部之争，而是“跨文化/文本/宗教”的政治神学之争。

斯洛伐克科学院的高利克教授根据《官话和合本》等六个《圣经》中文译本，考查了《雅歌》中“书拉密”这一女性形象的差异。通过翔实的文本分析，高利克教授认为，由于《圣经》译文的新版单卷本在中国销售影响较广，具有更高的利润，所以出版商热衷于不断推出新译本，“被认为是上帝之言的《圣经》已然成为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的一部分”。

一些与会学者也在各自的研究中注意到了异质文化间有关宗教翻译的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宋旭红认为，利玛窦与中国信徒之间关于译名政策的高度默契，是以彼此对对方的误读和对自己文化的调适为基础的，而该政策的最终成与败则提示异质文化间的对话与交融必须在一定限度内进行方能有效。河南大学王鹏分析了李提摩太受其传教士身份的限定，在翻译《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等佛经时有出明显的基督教化倾向，表现出有意、无意的文化误读。中国人民大学张靖则从“古老的智慧”入手，对《圣经·箴言》中的“外女”(foreign woman或strange woman)形象进行了新的诠释。

三、中西经典与近现代思潮

经典之价值，不但在于其典范性和权威性，更在于其历久弥新、生生不已的意义和智慧。中西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不断注目于经典，返回到经典，从中汲取不竭的思想资源。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刘小枫教授在此次研讨班上带领与会青年学者细读了熊十力先生的《与友人论六经》，提出了“深究唯识、弘阐《大易》《春秋》微言的十力儒学，绝非空玩心性之学，而是有着深切的政治关怀——十力先生不仅是形而上学大家，也是政治思想大家”的观点。刘小枫教授认为，“为了共和革命而问学，是熊十力在20世纪而中国世变的历史境遇中所获得的独特际遇”，而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熊十力如何做学问：服膺心学，唾弃考据之学——因为考据无益于当下的共和革命，从而化育“中国固有文化”，凭靠心性形而上学成为“治天下的圣王”。

澳大利亚纽斯卡尔大学的罗兰?玻尔教授详细分析了列宁运用的一个很重要的有关组织的比喻，即《马太福音》第13章中有关“杂草”（tares）的比喻。他发现在列宁的《怎么办？》（1902）、甚至所有著作中，都可以见到《圣经》的影响。玻尔教授认为，正是列宁揭示出了这些比喻的内在范畴，因为列宁的解释和翻译使福音书的故事和比喻变得更为激进，也使聚集在福音书周围的“信徒”（社会主义者）变得更为激进，从而福音书信息变成了革命的信息，也为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转变提供了坐标。

宁波大学中文系葛体标分析了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剩余时间：〈罗马书〉评论》及其对本雅明（Walter Banjamin）、陶伯斯（Jacob Taubes）相关思路的延续。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汪海认为不断生成的“他者”的“翻译”，既是“我们”解放经典、也是经典解放“我们”的途径。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还涉及了中西文化语境下的明清传教士研究、神学研究、诗学与艺术研究、文学与基督教关系研究、明清儒学研究和古典诗词英译研究等等。

当今世界的多元文化语境，已经使跨文化、跨宗教的对话不但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而探讨中西经典在不同文化间的翻译，既可能从异质的视角催生新的意义，也将启发译者和读者反观自身，甚至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经典和传统。由此，本课题力图成为多元的“他者”共同参与的“寻求智慧的活动”，并进一步促动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对话。

（项目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