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的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

“环中国海”是指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的中华海洋文化繁荣、发达、扩展地带，包括我国四大海域及东南亚半岛的陆缘地带、日本、台湾、菲律宾、印尼等岛弧及相邻的海域，是以中华海洋文化为纽带的跨界文化圈，是世界海洋文明体系中相对独立的一环。

海洋文化遗产是历代海洋文化史上形成并积淀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经济、环境、景观、生态等内涵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形态。环中国海历代海洋先民创造了发达的海洋文明成就，留下大量独具特色的、在世界文化遗产焕发异彩的、珍贵的海洋文化遗产，是海洋先民认识和征服海洋、利用和开发海洋、繁荣发展海洋经济、创造多样海洋文化的最直接、最真实的历史记忆。

建国以来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存在重陆上、轻海洋的倾向，海洋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与保护相对滞后。相对于层出不穷、异彩纷呈的考古（侧重陆上）大发现在我国史前、历史研究上的重大贡献，多时空、多方面的海洋文化遗产在重建海洋文化史上应有的学术价值、学术潜力还远未被挖掘出来。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来在沿海地区高速推进的现代化过程中，海洋文化遗产、尤其是海洋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快速灭绝，在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新港建设浪潮中传统港市面目全非，在大小轮船的轰鸣声中老帆船不见了、帆船匠师相继离世、传统造船法式迅速“失忆”，老船家代代相传的“指南正法”、“过洋牵星”无人承继，海洋性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濒危”。海洋文化遗产的调查、记录、研究与保护，成为继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项十分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一、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的内涵构成

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包括了物质与非物质两类，通过调查、保护、研究与开发海洋文化遗产，可以充实、完善中华民族多元文化遗产的内涵构成，弘扬中华海洋文化的优秀传统，从海洋文化立场和文化遗产的角度重新谱写环中国海海洋文化史。

海洋性物质文化遗产，涉及海洋聚落与港市遗迹、沉船船货与海洋经济史迹、海疆经略遗产与海防史迹等三个方面。在海洋性聚落形态与港市遗迹方面，包括史前海岸贝丘到历史时代的海滨聚落形态，古代码头、渡口、船坞、疏港路桥、市舶司（海关）等海港史迹，古航标、灯塔、航路参照等航海史迹，街巷、商号、货行、信局、钱庄、蕃坊、来远驿馆、蕃人墓地等港市遗迹。在海洋经济史迹方面，包括古代（商船）沉船船货（丝、瓷、茶、铁等），海洋性瓷窑（或外销瓷窑）体系及相关的腹地海洋经济史迹，舶来品与海外经贸史迹等。在海疆遗产与海防史迹方面，包括古代海防城堡，水军营寨与船政史迹，海岸炮台史迹，以及古代水军、水师遗民聚落。

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舟船民族志与民间造船法式、传统航技与民间航路指南、海洋船家社会人文等。在舟船民族志与民间造船法式方面，包括传统木船形态与结构、沿海传统造船技术、传统造船法式文本等的调查与收集、整理。在航技与航海文献方面，包括地文、天文与气象（八面使风）等船家传统航技，舟子航海秘本（水路簿或针路簿）与古航海图等民间航海指南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在海洋船家社会人文方面，包括海洋族群与船家社会形态，多时空的海洋神灵崇拜，祭船、祈风、祭海、送王船等海洋民俗，以及海洋文学与艺术等。相对来说，海洋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形势更为紧迫，这是因为这类遗存大都缺乏实物载体，在现代化进程中正加速湮灭、濒危，尽早开展实地采访、记录、收集、分类与源流研究（图一）。

图一 海洋文化遗产调查研究的学术框架

需要说明的是，“海洋文化遗产”的认知与“水下文化遗产”是截然不同的。海洋文化遗产是从人类文化行为的源头上去把握遗产的内涵与性质，是基于文化遗产研究与文化史认知的学术角度。水下文化遗产是从埋藏形态上考察遗产的内涵与性质，是基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便利（附表一）。

表一 海洋文化遗产与水下文化遗产的内涵关系

二、海洋性物质文化遗产的考古学研究

（一）海洋聚落与港市考古

聚落是人类衣食住行等文化实践活动的最重要场所，也是人类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从聚落形态的理论高度调查研究古代人类的居住和活动遗迹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范围考古学的新课题，也是我国考古学界正在探索、实践的新领域。聚落考古学的理念是，从“人地关系”入手探索古代聚落与环境的关系，从“人人关系”即人群社会组织形态的角度探索聚落单位的宏观形态、布局与内在微观结构、内涵，从文化变迁角度探索聚落形态的历时发展。

海洋性聚落形态是海洋先民依托海洋环境、创造与发展海洋文化的主要舞台，是海洋性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基本形态之一。在相关领域，学界曾经开展了全新世海平面升降与海洋环境变迁、沿海部分史前贝丘遗址环境考古、若干港史、海交史迹的调查等重要的基础工作。如在史前滨海聚落与环境考古上，严文明的《胶东考古》、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高蒙河《长江下游考古地理》、肖一亭《先秦时期的南海岛民——海湾贝丘遗址研究》、吴春明在《闽越国都城考古研究》一书中对闽江下游史前聚落形态变迁到闽越冶都港市兴起的考察等；焦天龙在The Neolithic of Southeast China一书中探讨了东南沿海新石器文化发展与海洋环境的关系。在海港史迹与建筑方面，港史学界分别在沿海十余处重要海港历史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海港建筑史迹，泉州、广州等港市还开展了海交史迹等专题调研。但这几项调查研究几乎是“各自为政”的，缺乏海洋聚落史的认知框架，缺乏从史前海岸居址到历代港市的系统的海洋性聚落形态演化史观。

因此，今后的工作应将聚落考古学的理念和方法运用到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从人海关系”入手，认识环中国海海洋聚落形态发展的不同阶段遗迹，诸如沿海史前贝丘遗址、南北港湾中代表性的古代船家村落遗存、历代海港遗迹与海交史迹、海滨城市古代建筑史迹等，作为一个延续发展的、一脉相承的、完整的海洋聚落形态体系，予以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环中国海海洋性聚落形态的特点与演变。具体的内涵包括：

1．海洋基层聚落形态，主要是滨海民居聚落的发展史。系统调查环渤海、胶东半岛、长江口沿岸及舟山群岛、闽台区域、南海北岸等若干重要海洋文化区内的海滨聚落遗址，包括史前海岸贝丘遗址，历史时代的海滨村落遗迹，分析研究不同时空的基层海洋聚落形态的发展演变规律。

2．港市的发生与发展史。港市是海洋聚落形态的中心，是海洋文明中的“都市”社会。现阶段应全面调研合浦、番禹（广州）、东冶（福州）、泉州、漳州、明州（宁波）、太仓刘家港、蓬莱（烟台）、天津、碣石（秦皇岛）等历代港市遗存，古代码头、渡口、船坞、疏港路桥、市舶司（海关）、古航标、灯塔、航路参照等海港史迹，古代港市街巷、商号、货行、信局、钱庄、古代蕃坊、来远驿馆、蕃人墓地与近代“西风东渐”的港市建筑等海洋商贸聚落，研究认识环中国海港市的发生于发展、变迁的历史。

3．海洋聚落发展史的理论总结。开展环中国海海洋聚落与港市遗存基本的考古类型学与年代学研究，弄清环中国海海洋聚落遗存的不同类型，研究各类海洋聚落遗存发展演变的阶段性。宏观调研“人海关系”背景下，发展过程中的各类海洋性聚落形成的海陆环境背景，探讨海洋性聚落同大陆性聚落的关系与区别。选择代表性的港市聚落形态，微观个案调研“人人关系”背景下，不同时空类型的海洋聚落遗存的内在结构，探索微观聚落结构所反映的港市内部族群文化关系、社会阶层关系、功能区分等。

（二）沉船船货与海洋经济考古

海洋经济活动是人类依托海洋、开发海洋、发展区域性乃至全球性海洋社会文化形态的核心内容，海洋经济史迹是海洋性物质文化遗产和海洋考古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该领域的调查研究是认识海洋经济发展史、研究环中国海海洋经济文化圈的客观有效途径。

在该领域，学界已经取得一系列沉船水下考古、古外销陶瓷、海上丝绸之路等相关的研究成果。从沉船船货角度开展环中国海海洋经贸史迹的调研，始于上个七十年代韩国新安、福建泉州等宋元沉船的发现与研究。针对新安沉船的2万多件中国瓷器、28吨中国铜钱、大量产自东南亚的香料，在韩、日召开的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对陶瓷船货产地、始发港口、贸易航线等涉及环中国海海洋社会经济史课题展开了大讨论。泉州后渚沉船中原产东南亚的香料货物、陶瓷遗存、船货标签等的发现，同样引发了古船的航线、船货与海外贸易、船货管理等研究。近年来，随着东海、南海、西沙等海域系列沉船的新发现，就相关贸易陶瓷也有不少基础性的调查研究。而在海交史、海外贸易史、中外关系史、海上丝绸之路、古外销瓷等方面，早在解放前方豪教授就将海交史置于《中西交通史》的总体系中论述，章巽的《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章巽文集》等奠定了建国以来海交史研究的基础，杨熹《中国古代海运活动》、韩振华《中外关系历史研究》、《航海交通贸易研究》、陈高华《中国海外交通史》、孙光圻《海洋交通与文明》、沈福伟《中西文化关系史》、韩槐准先生《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马文宽等先生《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叶文程先生的《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论文集》、冯先铭先生《中国古代外销瓷的几个问题》、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李金明、廖大珂《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庄景辉的《海外交通史迹研究》等，都有不少学术创见。

但这些局域性的工作、片段式的研究缺乏从海洋性经济体系的高度，不足以体现环中国海古代海洋经济圈完整的内在结构。甚至“古外销陶瓷”、“海上丝绸之路”等研究范畴，将环中国海的古代海洋贸易陶瓷误识为出口到国界（包括陆地国界）以外的“外销瓷”，将环中国海从史前到历史时代延续发展的海洋经济文化体系误识为唐宋以来“丝绸之路”从西北内陆向东南海上的“转移”，这些都具有明显的大陆性文化视野的局限。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海洋经济考古的主题是从古代沉船船货遗存入手，搜寻不同船货的来源产地、销行路线等海洋经贸史迹，从海洋经贸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重构环中国海海洋经济文化圈的内在形态与结构。具体的内涵包括：

1．沉船船货考古。系统收集、整理环中国海古代沉船的调查与发掘资料，尤其是近年来在辽宁绥中、山东蓬莱、福建连江、平潭、东山、广东阳江、南澳、南海西沙等海域的最新沉船考古发现，调研东北亚日韩、东南亚越、泰、菲、印尼等海域中国沉船考古发现。以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建立起环中国海古代沉船船货的时空框架。

2．从沉船船货探源研究。分别开展环中国海海洋经贸史上主要的外销物品如丝、瓷、茶、铁等产地、产址，即腹地海洋经济史迹的调查、研究，尤其是海洋性瓷窑（或外销瓷窑）体系的调研，分析研究不同时空船货的外销区域。同时，要重视海外舶来品的调查与探源，从文化遗产角度探讨世界经济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3．重建环中国海海洋经济发展史。从海洋经济发展史的角度，重新检讨传统史学大陆性文化视野下，将我国古代发达的海洋经贸史看成唐宋以来“丝绸之路”从西北内陆向东南海上“转移”的“海上丝绸之路”之理论局限，树立大陆性与海洋性经济文化体系相对独立的视野，探索环中国海海洋经济内在源流的规律性，重构从史前土著生成到历史时代延续发展的环中国海海洋经济文化体系。

（三）海疆经略与海防史迹考古

海疆经略、海防事务主要是站在国家社会的立场，为抵御外敌从海上入侵而开展的一系列政治、军事实践。严格地说，明代以前的历代王朝政治与海洋世界的军政关系，主要是属于古代中国之“华夏—四方”族群与文化框架内的大陆性文化为中心的“国家社会”与海洋性的东南沿海“海疆（地方边缘）社会”的关系，属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范围内的政经文化整合，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海防问题。自明代“倭乱”始，明清两代的海防凸显，海疆经略、海防史迹是我国古代王朝政治对环中国海海洋地带主权的象征和历史记忆，是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遗留下来的各类海疆遗产与海防史迹包括海防城堡、海岸炮台要塞、水军水师营寨、船官船政史迹等。可在考古调查基础上，从海防史迹的时空演变考察历代王朝军事经略海洋之发展史。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历代王朝的海疆政策、海疆治理与海防实践等，做了大量理论研究，尤其是随着我国在南海、东海等海域与多个邻国的领海主权与海洋权益冲突的加剧，海疆史、海防史的研究成为热点课题。在海疆经略史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是研究重镇，林荣贵主编的《中国古代疆域史》是迄今最系统的中国疆域经略史，海疆史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吕一燃主编《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安京的《中国古代海疆史纲》等都是系统的海疆史专门论著，吕一燃主编《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李国强《南中国海研究：历史与现状》等则是南海区域性的疆域史论著。此外，本课题支撑单位之一的厦大南洋研究院在南海疆域、史地考证上也有不少重要的成果，如韩振华《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本子课题负责人李金明《中国南海疆域研究》等。在海防史方面，杨金森、范中义《中国海防史》深入系统地论述了明清两代的海防史，王朝彬《中国海防炮台图志》、黄中青《明代海防的水寨与游兵》、卢建一《福建海防史》、驻闽海军《福建海防史》、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等都是重要的专题或区域海防史的重要论著。不过，迄今的海疆史、海防史论述多数是基于历史文献的记载，很少涉及海疆与海防之文化遗产，从文物考古、文化遗产角度的调查研究明显薄弱，海疆遗产与海防史迹的调查研究不力。

开展海防史迹考古工作，可以从文献记载之历代王朝海疆海防实践、古海疆图志等线索入手，调查、记录历代海疆治理史迹，考察、勘测历代遗留下来的各类海疆遗产与海防史迹，凸显文化遗产在重建海疆史、海防史上的特殊意义。具体的内容有：

1．明清海防城堡与海岸炮台要塞遗存的考古调查研究。对明洪武朝始设的卫所体制下的城、堡、关、寨、墩等海防建筑体系的史迹遗存做系统的调查、勘测，建立完整的图文资料体系，探讨明清海防城堡体系的演变。寻访、勘测、研究诸如大连、旅顺、直沽、威海、烟台、长山列岛、江阴、江宁、舟山群岛、吴淞口、温州、福州、厦门、虎门、基隆等重要的炮台要塞遗存。

2．古代水军、水师营寨遗址的调查研究。依据历史文献线索，寻访沿海地区残存的历代水军、水师营寨基地遗址，在必要的情况下做考古发掘、勘测与记录；寻访古代水军、水师营寨遗民后裔的社会人文的民族学调查研究。

3．历代船官、船政史迹的调查研究。根据文献线索，调查、研究上起周代船官、下迄清代船政等历代水师舰船厂遗址。

三、海洋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学研究

（一）舟船形态与民间造船法式的民族学调查

舟船是海洋文化的载体，舟船的形态结构、营建技术与传统更是特定时空海洋文化类型的重要因素和体现。特色鲜明、形态多样的古代帆船是环中国海海洋文化史的核心内涵之一，体现了中国船家对人类海洋文化史的杰出贡献。环中国海古代船舶历史的重建，除了参考传世文献的记载和前述子沉船船体资料外，还应重视民间残存的传统木船和民间造船法式等海洋民族志调查，建立起海洋舟船形态与建造法式的非物质文化资料库。以这些“活的船史”民族志，整合“死的沉船”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资料，重建环中国海海洋帆船技术发展史。

建国以来，我国船史学界主要依据传统的文献资料、考古发现的泉州、新安等部分古代沉船以及广州、长沙、江陵等地墓葬出土船模等实物资料，开展了一系列中国古代造船史的复原研究。杨熹的《中国古代船舶》、《中国古代造船发展史》二文以及《帆船史》一书，是船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席龙飞《中国造船史》、金秋鹏《中国古代的造船和航海》也是造船史的力作。彭德清主编的《中国航海史》将船史寓于航海史的总体背景中考察。周世德《中国古代造船工程技术成就》等文则站在自然科学技术史的角度，总结了中国造船史上不同环节的技术特点。王冠倬《中国古船》、《中国古船图谱》、彭德清主编《中国船谱》等则以文物图片的形式展示中国船史。

舟船民族志是国外船史学界非常重视的资料和方法，但我国船史学界却相对忽视。半个多世纪以前，渔业水产部门曾调查、收集了沿海地区部分民间舟船资料，如《中国海洋渔船图集》、《福建省渔船图集》、《福建省木帆船船型汇编》等，是我国舟船民族志领域重要的开创性文献，但这类调研以往很少进入船史学者的视野。近年来，少数学者开始关注舟船民族志的调查，如吴春明《黔东南台江施洞苗族“子母船”在太平洋文化史上的意义》等调研成果、《环中国海沉船》中有关舟船发展史的章节，都是民族考古学上的船史研究。

今后这项工作的重点是，考察环中国海海域现存的传统木结构舟船形态以及民间社会传承的传统木船建造技术、法式文献，结合沉船考古与传世文献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重建环中国海海洋舟船发展史。主要内容有：

1．调查环中国海传统木结构船体的形态与结构的民族学调查研究。在传统木结构海船因更新换代而退出现代航运主力的背景下，下大力气搜寻、探访沿海尚存的一些传统木渔船，少量残存延用的木帆船，港湾中停航、废弃的老帆船，保持传统船型的新动力船，以及华南土著社会中续用的各类原始舟船形态。同时，收集、整理建国以来水产渔业部门曾经收录木帆渔船图录资料。对各时空的传统木结构舟船民族志做系统的分类研究，结合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进行溯源考察。

2．考察沿海老船厂、传统渔村中保留的木帆船建造工艺。在我国南北沿海港湾中还有一些传统残存或升级改造过老船厂，渔村中也还有不少木结构渔船建造点，拟开展选点考察，了解不同海区、不同类型民间木结构船只的建造技术及相关的流程。

3．传统木结构帆船造船法式的文本征集与整理。民间造船工艺是时代传承的海洋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拟深入寻访老船厂、古港市中的造船世家，尽快抢救、征集流散民间的传统造船法式文本。

舟船民族志与造船法式文本都属于濒危的海洋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寻访、记录、征集的难度大，但基于此类资料对于海洋史研究的极端重要性，需深入调研，力求突破。

（二）传统航技与航路指南的民族学调查

航海技术是海洋社会经济文化活动最基本的技术保障，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的环中国海历代船家在数千年的航海实践中创造了独特的航海技术，从原始的“一帆风顺”到成熟的“船行八面风”，从早期地文航海及“望日月星宿而进”到先进的、定量化的“过洋牵星”，发明并实践了一系列独特的航海技术，不但见载于传世文献，如《马可波罗游记》所呈现的元代量北极星出水高度而定位航船技术，郑和船队留下的《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即著名的“郑和航海图”）等，都是典型代表。航海技术更鲜活地保存于船家的航海记忆和民间航路指南中，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海洋性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代航海技术涉及海洋学、地理学、气象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和经验，航海史学界依据文献、考古资料进行了不少基础性的研究，如刘南威《航海天文学》、陈登俊《航海气象学与海洋学》、严敦杰《中国古代航海技术史成就》、韩振华《我国古代航海用的量天尺》、金秋鹏《略论牵星板》、孙光圻《中国古代的航海气象知识及其应用》、文尚光《中国风帆出现的时代》、吴春明《环中国海沉船》中的有关章节等，但民间船家航技民族志的寻访仍较薄弱。在民间航路指南方面，老一辈历史学者做了若干开创性、基础性的工作，如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章巽《古航海图考释》、韩振华等收集整理《海南岛渔民在西南沙群岛等地生产航行的<更路簿>和<地理位置略图>》等。

由于现代航海技术的日新月异，传统航海技术及民间航路文献已经衰竭多时，民间保存非常有限，是海洋文化中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已有航海技术史研究、民间航路指南调查资料的基础上，拟深入民间，大力抢救。研究内容有：

1．通过周密的田野调查，尤其是粤海、闽南、舟山、蓬莱等古代航海发达地区的航海世家，寻访仍然健在的老船家、老水手及其后人，征集有关地文、天文与气象（八面使风）等传统航海实践的历史记忆与经验实录，结合已有的学术基础，整理一部比较系统的民间航海民族志。

2．深入调查、收集整理船家社会世代传承的舟子航海秘本（水路簿或针路簿）、古航海图等民间航路指南，并对时代、航线等予以必要的考释研究。

3．系统收集、整理、研究古代文献记载的环中国海古代船家的航海技术与航路资料，比如《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航海量天术，佚名《海道经》、张燮《东西洋考》中的航路资料，以及《武备志》中的“郑和航海图”与“牵星术”等等。

4．在资料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从历史文献学、考古学与航海民族志整合研究的角度，对环中国海古代帆船传统航海技术史做深入的理论总结。

（三）海洋船家社会人文的民族学调查

海洋船家社会是创造海洋文化的主体之一，当代传统海洋船家的社会文化形态是古代海洋社会文化的延续与再现，其社会人文是海洋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内涵，包括族群社会文化、海洋性宗教信仰、海洋民俗与海洋文学艺术等，反映了环中国海海洋文化丰富多彩的内涵与积淀深厚的传统 。

虽然学术界尚未以“船家社会人文”为题进行过系统的专题调研，但人类学者、民族史学者、宗教文化研究者、文学艺术学者等，曾从不同学术角度开展了一系列与环中国海船家社会文化有关的调查研究，取得了不少基础性的研究成果。比如在海洋族群文化史方面，有关东夷、百越、南岛语族、疍民、福建泉州海路回族、东南沿海的东西洋海洋移民等，都曾是沿海区域人类学、民族史研究的热点，成果甚丰。在海洋人文民俗方面也有不少区域性调查研究成果，如叶大兵《中国渔岛民俗》、山曼等《山东海洋民俗》、姜彬《东海岛屿文化与民俗》、王文洪《舟山群岛文化地图》、徐波《舟山方言与东海文化》、陈国强等《闽台惠东人》、彭兆荣《渔村叙事：东南沿海三个渔村变迁》、黄新美《珠江口水上居民的研究》、黄金河《珠海水上人》等。海洋宗教信仰是船家人文的核心内容，尤其是对海神之一妈祖的研究，学术界已有不少相关成果，而本子课题负责人王荣国《海洋神灵——中国海神信仰与社会经济》一书是该领域最系统的专题研究成果，子课题成员彭维斌的《中国东南民间信仰的土著性》也有独到的创见，但也缺乏以海洋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从族群到人文的船家社会的系统考察。

在环中国海区域开展以海洋文化取向的、以船家社会人文为专题的调查研究，可以开展的工作有：

1．调查、寻觅环中国海历代海洋族群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既要在前人基础上调查研究东夷、百越、南岛、疍民等海洋族群及外来的海路回族的社会文化，又要调研汉民文化体系中、具有鲜明海洋文化特性的区域性船家人文，探索其人文内涵与特点、产生过程。

2．以个案调研的形式，选择一批典型的海洋社会人文聚落单位，调查传统船家社会中保存的形态多样的造船祭仪、定期船祭、祭海祈风、送王船等海洋民俗文化内容，分析、解读不同海洋文化区域中船家民俗人文的关系、差别及其原因，研究环中国海船家民俗文化的特点与发展规律。

3．调研不同文化区系中的海洋文学内涵、海洋艺术形态等多样的文化内涵，研究海洋话语下船家社会的民间故事、祖先传说、歌谣唱曲等海洋文学内容，研究海洋文化背景下的手工产品、营建形态、民间工艺等艺术形态内涵。

4．调研不同海洋文化区系中的海神崇拜，分别调查、研究上自东海龙王、经由闽台妈祖、下迄南海龙王与岭南龙母等不同区系的海神崇拜，研究探讨不同区系海神的产生、发展、变迁过程与传播的空间范围，探讨东方海神的特点及其在世界海神文化体系中的地位。

5．结合传世文献与海洋考古的新发现，研究环中国海海洋族群的社会文化各类内涵的总体特点、内在关联、时空变迁等问题。

四、海洋文化遗产调查研究的理论框架、学术与社会价值

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调查研究的理论框架是，通过多学科的调查，系统获取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内涵构成与时空分布，发掘中华先民认识海洋、开发海洋、创造丰富多彩的环中国海海洋社会经济文化的真实“历史记忆”，从海洋文化“主位”的立场上客观地重建环中国海海洋文化史。

在这一总体框架下，本课题所追求的基本理念是，环中国海的空间范畴，海洋文化的视野，文化遗产研究的学术理念，多学科的调查研究方法，抢救性保护与弘扬传统文化的宗旨。

在空间范畴上，突破传统史学中原中心、大陆性农耕文化中心的“中国史”偏颇，基于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中华海洋先民开发、活动的海洋空间超越我国四大海域，海洋文化遗产遍布于跨界的环中国海的基本史实，确立调查研究上“环中国海”的空间范畴。

在文化视野上，克服传统“中国海洋文化史”研究中从中原看海疆、从大陆性农耕文化立场看海洋世界的价值偏颇，树立海洋本位的立场，彰显海洋文化自身的价值。

在学术理念上，超越传统考古工作重物质轻非物质、重文物轻自然与人文景观的不足，从文物考古上升到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从文化遗产中发掘海洋文化丰富、系统的内涵。

在调查研究方法上，海洋文化遗产的抢救性调查、研究是新时期我国海洋人文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学术工程，内容广泛、工作繁重，需要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海洋学、船舶工程学等多学科的协作与整合。

在学术宗旨上，基于沿海地区现代化建设步伐加速的当代，海洋文化遗产、尤其是海洋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消亡的濒危困境，树立海洋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的紧迫感和使命感，通过调查、发掘与研究，认识、保护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海洋文化的优秀传统与深厚价值。

通过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航海学、船舶学、民俗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综合的田野工作，调查、研究濒危海洋文化遗产，发掘、认识、保护环中国海海洋文明史的真实内涵，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

一方面，海洋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是认识、重建环中国海海洋文化真实历史的客观、有效的学术途径。传统史学主要依托以中原王朝视野为中心、大陆性农耕文化取向的“文献资料”，传统的“中国海洋文化史”往往陷入大陆性王朝历史的附庸，海洋史、海交史也多从中原中心看“海疆人文”、“海防历史”，海洋文化自身的价值、真实历史无法彰显。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是数千年来海洋先民认识、开发海洋之漫长历史的客观反映和最真实、最直接的历史记忆，本课题的调查研究对于重建海洋人文客观历史、摆脱传统史学的王朝政治中心视野和大陆性农耕文化的价值偏颇、树立环中国海海洋文化圈的视野与海洋人文的话语，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另一方面，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为保护海洋文化遗产的多样内涵、促进海洋文化新发展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传统文化的积淀、保护和弘扬，是中华文化存续、复兴和建设和谐文化的根基，海洋文化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不同历史时期被不同程度忽视的重要因素，因此开展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着力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与弘扬，推进海洋性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彰显中华海洋文化在世界海洋文明体系中的地位与价值，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调查研究”阶段成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项目批准号：10&ZD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