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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历史体验和未来想象中形成的“文化安全”命题，将是民族国家要长期应对的重大课题，要对“文化安全”战略进行积极性的理解。最强势的文化是最安全的文化，强势文化是通过文化自信、开放、创新、发展的实践逻辑获得的。文化安全不只是对于本土文化现状和当下价值的保护，而更是对于文化未来发展潜力的坚信和发展方向选择的认定。文化安全是在不断接受强势文化的挑战和冲击的“不安全”的境遇中，不断发展自身从而实现的，维持现状的文化安全战略将成为自我封闭乃至保护落后的口号。
文化软实力的本质是一种价值体系对世界的影响力以及世界性的认同程度，中国模式最终应该是一种思想文化模式。文化软实力的内涵不只是弘扬传统，而是传统文化、当代文化与人类文化的融合，同时不能缺少文化批判和文化反思的必要环节。通过“文化立人”来提升民族的思想质量，扩大人类的思想容量。
【关键词】文化安全 文化自信 文化创新 软实力 影响力
【作者简介】张福贵，吉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际语言学院院长。教育部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
【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北地域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0&ZD071）阶段性成果之一。
对于一个人或者一个族群来说，政治的需要往往是单一的，而文化的需要则是整体的。在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作为一种文化系统的表征甚至比作为国家的表征还要强烈、悠久和广泛。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文化才更具有凝聚力、保守性和排他性。对于在这样一种历史体验和未来想象中形成的“文化安全”和“文化软实力”命题，必须做一种积极性的全面理解，从而更好地应对人类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的挑战与机遇。
一、 文化的“安全”与“不安全”：当下思想文化状态的表里
从一种学理的角度来说，对于思想文化的评价与社会政治的评价是应该有不同的价值尺度的。思想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活动或者作为精神活动的实践形式，是不能用“稳定”、“安全”与否等社会政治评价尺度来衡量的。社会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建立完善的制度来维护合理的秩序，而思想文化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保持文化承传和思想个性以实现国家民族精神的创新与活力。这种创新与活力是促进制度完善和秩序合理的精神资源。当人们忽视两个不同领域的价值取向，用一种评价尺度代替另一种评价尺度，或者用同一种价值尺度来评价两个不同领域状况的话，就势必造成社会的整体性失序或者民族思想能力的弱化。
经过百年的冲突和融合，中国文化的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期：问题的积累和问题的解决都到了最后时刻。当下无论是对于中国的思想文化状态还是社会政治现状的评价，人们普遍都充满了危机感。危机感无论是对于一个民族国家还是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而非坏事。具有危机感至少表明了两点意义：一是敢于正视现实，二是渴望发展。不能正视现实和不求发展是不会产生危机感的。然而人们认为当下中国的思想文化处于一种“失序”的危机评价，则主要来自于一种消极性的负面判断，而这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一种单一的传统文化观乃至社会政治观：从传统的角度认为是变异，从本土的角度认为是“殖民”，从一律的角度认为是多元，从秩序的角度认为是失序。拘泥于这些既定的角度和立场，最后必然对当下思想文化状况得出消极性的结论。应该从宽容和多元的文化观出发，理性的整体评价当下中国思想文化态势的本质。
社会变革的根本是人的变革和思想的变革。当一种价值观或者思想理论与所有实践行为都长期不相符的时候，最应该改变的是理论自身而非实践。其实，近些年来所谓的思想混乱和文化迷失，就是不变的价值观和变化了的文化实践的错位和冲突。当价值观发生改变之后，对于对象的本质评价也必然随之改变。与改革开放之前思想文化的“有序”相比，今天的“失序”恰恰说明民众的文化选择空间不是小了而是大了；不是高雅文化少了，而是通俗文化多了；不是思想文化的整体性的衰退，而是人们的文化需求更高了……说到底，表面的“失序”是一种文化宽容下的多元与丰富。面对于这一思想文化状态，决策层和主流媒体首先要有理性而宽容的研判，当谁都可以批评领导者时就是其思想文化建设取得实际功绩的显示。不同声音，不同意见的存在，应该是一种常态，表明社会思想文化的活跃。文化的自信首先是来自于政治的自信。
当然，我们对于中国文化思想状况作出以上研判时，并不是否认当下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化思想状态的重大问题和尖锐矛盾。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多种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复杂态势之中，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都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等多重文化思想错综复杂相互对立。在这些冲突中，有历史、利益、观念、制度等多种因素的作用，而且这些因素又经常是互为消长和转换的，从而更加剧了冲突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在对当下文化思想“失序”的研判基础上，“文化安全”便成了中国社会鲜有的被高度一致认同的结论。文化安全的最终目的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就是要在承认各种文化系统之间的差异性和特色的同时，努力淡化文化体系之间的对抗性。面对这一态势，首先要有宽容的文化心态和多元的文化价值观。要在各种文化层面、文化群体之间通过制度建设和思想变革，建立沟通和融合机制。在此之中，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和加强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文化宽容、文化信任乃至政治信任。无论是对于国际政治还是对于国内政治来说，没有文化宽容和文化信任，都很难建立起真正而持久的政治信任。而缺少足够的政治信任，也会扩大文化差异激化文化冲突。政治信仰和社会道德一样，是一种生存需求之上的精神境界诉求。个人建立一种政治信仰是发自于内在的精神感召和思想认同，不可能用强制性的方法和普遍性的原则，去约束每一个社会成员。然而，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信任的确立和强化，是维护社会秩序必备的心理基础和文化环境。要达到这一目的，文化的认同和融合是最佳途径。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所谓的文化安全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问题便被许多国家和民族共同体高调强调，成为一种国家发展战略和民族文化理想。
二、文化的自信与创新：文化安全的核心力量
我们应该看到，文化安全问题不仅仅是向外的理解，将其视为外来文化入侵的威胁，也应该是向内的理解，将其看做是民族国家对于社会思想文化秩序的维护。其中，包括文化政策的制定、文化市场调控和网络管理，特别是对于人们的文化情绪和文化价值观的研判。在当下要特别注意民众社会心理与主流媒体、官方话语之间的落差乃至反差。毋庸讳言，通过网络和舆情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社会心理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价值观背反。这种背反是产生于社会的政治分化和经济分化的基础上的，它对于社会秩序的破坏和心理的影响不可小觑。一个社会出现阶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出现阶级意识，特别是是普遍的阶级意识的出现。在社会失序的状况下，强力的社会治理是最有效但也可能是最后的手段。要从社会的深层和细部来实现长治久安与谐发展，就必须加强社会的凝聚力。文化安全应该是在这一层面意义上的理解。
文化安全主要不是对于文化现状的保护，而是对于民族文化特色和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维护。而如何维护这种特色并使之成为人类先进文化构成的重要元素，就需要一种建立在文化自信基础上的文化创新和文化开放。
毫无疑问，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一种文化的自我表述，而是建立在包容和认同的文化心理之上的。文化自信有时候并不一定与本土文化的地位和影响力划等号，不只是对于本土文化当下价值的肯定，更来自于对于文化未来发展潜力的坚信和发展方向选择的认定。所以说，文化自信是一种文化发展战略成熟的表现，有着深刻而正确的思想内涵。没有这种理性的、前沿的思想意识的文化自信只是一种情感诉求和政治宣言。缺少文化开放和文化创新的“文化安全”战略，只能是消极性的文化保守主义策略。一味地强调文化保护而惧谈文化开放和变革，正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那么“文化安全”战略最终可能就是一个保护落后的口号。
一切文化发展战略的最终目的都是使民族文化变得强势，成为时代文化的价值导向。文化安全的学理含义是指保持和坚守民族文化传统的承传性和民族特色的独立性，同时也是为了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但是，提出文化安全口号的往往是文化影响力处于弱势的民族国家，文化安全的背后其实是更为强烈的政治安全需求。“冷战”的意识形态属性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文化的战争，而局部的“热战”是民族国家利益的冲突，但从近些年来中东地区的多次局部战争来看，其中也都包含有激烈而直接的文化冲突。所以，文化安全需求和文化软实力提升不是个别国家和民族共同体的战略，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时代性的主题和国家行动。在这样一种境遇中，由于政治历史和文化地理的原因，中国的文化安全和文化软实力问题更引人关注，不仅是紧迫的当下问题，也是严峻的历史问题。长期以来，周边国家在亚洲历史领域争论历史中的国家主权问题，而近些年有关中华文化的文化源头、“四大发明”、民俗节日归属之争，更是引人格外关注的文化问题。无论是从历史的事实还是当下的国际现状来看，文化冲突都可能是未来国家冲突的先兆，至少是冲突的原动力之一。如果就这一意义来看，文化安全和文化软实力问题的探讨是具有民族国家的实质意义的。
“百丈风波起于青萍之末”，人们在谈到文化安全的概念时，总是将其置于国家主权的政治高度：“国家文化安全首先是就国家主权意义而言,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选择必须得到尊重,包括国家的文化立法权、文化管理权、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选择权、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独立自主权等等,这是国家文化安全最核心的内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就是保障国家文化主权,捍卫国家文化主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①在这一表述中，如果把文中的“文化”去掉或者替换为“政治”的话，其中心思想的正确性是毫无异议的。然而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文化安全虽说具有极其鲜明的政治立场，但是结论的预设则过于严峻和悲观，本质上是缺少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这是对于文化的一种纯政治化的理解，如果付诸于实践的话，其结果是十分令人忧虑的。在这种政治正确和民族大义口号下的文化理解必然使“文化安全”最终成为单纯的“文化保护”，而保护的欲求恰恰是由于缺少文化的自信。
“文化安全”首先要考虑的是何为文化的“不安全”，进而思考“安全的文化”为何种样态。毫无疑问，最强势的文化是最安全的文化。文化的开放和包容不是文化的不安全，而是文化自信的显示。文化要获得强势地位首先要发展，要发展必须要开放。文化安全不是通过封闭和保卫来获得的，恰恰是在不断接受强势文化的挑战和冲击的“不安全”的境遇中，不断充实和改革自身从而实现安全和发展的。所以“文化安全”不能是一个简单防御性的口号，更不能成为一个拒绝变革保护落后的口号。文化“不安全”很可能是文化交流和文化新生的必然过程。应该在文化创新的思路下，对“文化安全”口号进行积极性的理解。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是要把防御性的文化建设变为主动性的文化建设，要在文化发展的前提下理解文化安全，因为这种理解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创新。
文化安全的另一种扩展解读是文化创新问题，这是一种文化发展的积极性的概念，也是实现和保障文化安全的核心力量。
文化安全就要使本土文化发展为强势文化，而文化要发展首先要创新。文化创新也不是知识的创新和管理体制的创新，而是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创新，这才是文化创新的根本。如何进行文化创新，最重要的是确定一种正确的整体思路。思路不正确，可能干劲越大离目的就越远。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在文化观理解上存在着“三多三少”的现象：强调继承多，强调创造少；强调弘扬多，强调批判少；强调本土多，强调外来少。“中国本位”和“全盘西化”文化观都体现了本土文化的弱势心理和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文化创新首先是文化思想的创新，而思想的创新首先来自于基本理论的突破。我们注意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学、法学甚至政治学理论等都获得了巨大的突破，但是文化观还停留在100多年前的“中体西用”的层次上。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我们一直过多的纠结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二元对立的文化观，却忽略了二者都是人类共同的文化创造，都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的基本属性认识，从而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伴随着政治上的强权和文化上的屈辱，民族文化心理承负着过多的困惑与痛苦。这种貌似辩证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恰恰成为中国文化变革与发展的主要思想障碍。正如刘中树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传统文化本位论还是西方文化本位论，都陷入了那种‘中西之争’、‘古今之辨’的陈旧思维模式。中国文化要完成现代化转型必须把自己融入世界。”②反思百年来中国文化冲突的诸种问题，摆脱文化建设困境，必须在文化观上建立一种人类文化多元一体论：任何优秀的文明都是人类共同的创造，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和资源。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权利去接受和享用，都有义务去传播和弘扬。如果没有这种文化认识论，人类文化的传播与接受就不可能。这种人类文化多元一体论能减少文化接受和文化冲突过程中的异己感，并且也为中华文化的世界性价值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历史经验。
全人类性的文化意识是一种民族文化大视野大气魄形成的前提。过去我们一直强调“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它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文化特性的强化起到了巨大的现实效用和心理慰藉。但是，全球化时代需要在原有判断的基础上补充另一个反向的判断：越是世界的也就越是民族的。因为在今天的世界上，无论是国家内部的发展还是国际关系的协调，人类意识和世界意识绝不再是民族意识之外的思想，而是民族意识构成的本质属性。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不能对文化安全进行单向的消极性理解，也不能用政治意识形态来代替文化本身。在文化冲突的境遇下，能否减少和淡化文化对抗心理，是文化发展战略的思想前提，也是正确的文化发展实践的心理保障。文化发展就是要扩大人类的思想容量，提升民族的思想质量。简单的思想重复和单纯的文化保护是没有出路的。“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外来文化冲击所构成的外在压力，而固有文化辉煌的历史及‘天朝’文化心态造成了中国文化系统的封闭、保守性功能。它对于外来文化除了收缩性的防御之外，最好的表现是被动的变化或转化。文化的转型是任何一个有生命力的或者要获得生命的文化的必由之路。从发生到发展、老化直至转型，是文化有机体发展存在的完整过程，它构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链条。拒绝转化，无疑会使固有文化自取灭亡，成为当代人类文化链条之外的一个孤立的圆环。”③
在理解了“文化安全”口号的历史真实性和现实必要性之后，还应该对“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做出深层的、积极的理解。
三、文化安全的主动策略：文化软实力的本质理解
近些年来，“文化软实力”成为了频率极高的流行关键词，人们对于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呼吁和探讨十分热烈，显示出民族国家欲求全面发展和提升的强烈渴望。要提升文化软实力，首先要对其本质内涵做正确深入的理解。
首先，文化软实力构成的本质内涵是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力。正像衡量文化安全与否的标准一样，现在人们往往多从数量和结构的对比来考量文化软实力的强弱。人们常常列举目前欧美文化产品所占世界文化市场的多数份额、日本和韩国在亚太国家所占多数份额等，来说明文化安全需求和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紧迫态势。可以看出，文化软实力的评价首先是作为一种量化指标来被理解的，对此我们应该明确指出这是软实力提升的一种歧途。在关注文化安全与文化软力量化指标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到其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力，这是文化冲突的深层较量，也是理解文化软实力的本质。也就是说，文化软实力的评价不只是文化产值的量化指标，而是一种价值体系及其对他国的影响力亦即世界性的认同程度。而且这种认同不是一时的猎奇式的欣赏和功利性的利用，而是对于人类未来生活和文化未来发展方向的指导性价值。没有思想和价值观影响力的文化输出只是一种产品贸易，并不具备真正的软实力。没有经过价值取舍的文化影响也不会有益于软实力的提升，因为会造成文化的误读和曲解，甚至起到相反的功效。说到底，文化软实力的最高标准就是思想和价值观的世界尺度，或者是为世界确立尺度。
与此相关，我们需要对“中国模式”这个当下流行关键词进行深层的反思，以此来调整中国的发展道路，加强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中国模式”加强了中国人的自豪感，也引起了世界性的热议。近代以来，中国在救亡图存的危急环境当中，形成了一种非常急迫的功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其本质上源自于急于求变的民族对于国家富强的渴求，争取在最短时间内体现最快的发展效果，而且这也确实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飞跃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领导者提出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进一步为中国的思想变革和社会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充分的物质证据。在人类历史上，极少有哪个国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改善这么多人的物质生活状况。应该说，这的确是个“奇迹”，也可以成为一种“中国模式”。但是，中国模式不能只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还应该是一种整体全面的社会发展模式，特别是应该是一种思想文化模式，代表着人类生存发展的一种先进价值观。否则，就不可能被世界真正认同而成为世界发展模式。
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强国的战略的确立应该看做是对以GDP主义为核心的“中国模式”的反思。其实，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当下人们理解的“中国模式”真的成为世界模式的话，那么最受伤害的将是中国经济本身。我们不能沉浸于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未来世界第一的成就之中，必须思考这种成就是“怎样实现的”和“实现之后又怎样”的深层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当代社会的思想文化的核心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念到底是什么尚未明晰，没有形成真正的价值体系。不管做出怎样的评判，西方模式毕竟在思想文化上推出了“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价值理念，并对世界构成了长期的巨大影响。最近决策层对国家思想文化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再一次强调要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认为这一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④但是这一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建立这一体系等问题还需做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其次，既然文化软实力的本质一种价值观的影响力，那么关键就是如何确认和建立文化发展的价值内涵。当下人们关于文化软实力的内涵的理解，还多限于历史性的、传统性的文化关注，当然这是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的承传性和民族特色的独立性的基本条件，但是仅限于此还远远不能适应当代世界的文化竞争和发展的需要。应该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动态的整体性理解基础上，对于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做现代性的理解。从而使文化软实力真正具有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的功能。
文化软实力的构成内涵并不只是传统文化，应该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当代文化与人类先进文化的综合。文化传统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一成不变的文化只能是一种“博物馆文化”。“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⑤当时代已经发生剧烈变化时，文化价值观不能随之改变，仍然坚守“天变道亦不变”的话，最后消亡的只能是文化自身。任何作为体系的文化，本身就存在着对异质文化接受的缓冲和减损机能，把异质文化作为异己文化来看待。文化传统愈悠久，文化积累愈丰富，对外来文化的排斥或者同化力就愈强。中国传统文化具备同化弱势文化、排斥强势文化的强大功能和丰富经验，使文化创新和文化转型变得格外艰难与迟滞。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任何一种异质文化的局部或元素进入另一个文化价值体系之中，都要被接受主体改变并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形。变形，也是一种适应和生效过程。从文化接受和传播的最终结果上看，完全不发生变形的文化接受和传播是不存在的。使文化创新和转型较快完成的途径就是较对于异质文化的整体性、系统性的接受，而且这种接受过程不是先验的预设，而是自然发生和自然选择的过程。
面对强势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保护意识自然十分强烈，而这种强烈的保护意识在理论上往往导致两极对立的文化价值观和建设方法论：传统的、本土的就是好的，当下的、外来的往往就是不好的，进而把文化安全需求和软实力提升，理解为就是弘扬传统文化，抵御外来文化的过程。这种理解本无非议，但是不能成为单一的理解。而且在这种理解下实践的文化选择也往往是失效的，其结果甚至是适得其反的。这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建设的迟滞和民族文化心理的苦痛的重要原因。
文化传统应该是一个开放性、动态性的系统，在当下的文化安全和文化软实力问题的讨论中，人们往往对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关注不够评价不足。五四新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没有五四新文化，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变革与发展就无从谈起。所以，弘扬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加强中华文化的建设决不能背离五四新文化精神。从政治层面上讲，否定五四新文化就会带来对于执政党产生的思想基础的动摇；从文化层面来讲，否定五四新文化就会带来对于中国近现代文明进程的否定。当下中国社会在文化建设上存在着较浓的向后看的意味，各地都出现了盲目复古的热潮，各种“国粹”搭市场的车大行其道，文化复兴和文化守旧成了被热捧的同义语。所有这些现象都与对于文化传统做单一、僵化的理解，对于五四新文化质疑和否定有着深层的思想关联。
1990年代以来，受制于国内外的环境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中国社会思想潮流出现明显变化：意识形态向左转，文化意识向后看。在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潮中，一些违背历史违背学理且不适用于现实的命题不断被提出，并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强烈响应。例如，针对外来语和网络语言对于现代汉语的渗透，有人认为是“汉语危机”，主张“净化母语”，并得到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广泛而热烈的支持。殊不知，只要有文化交流的存在，只要存在着民族、地方和个人的差异，只要是正在被使用的语言就不会是“纯净”的，真正纯净的语言只能是死去的语言，活的语言必然是开放的、变化的语言。我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大量的西域语汇特别是梵语佛教语汇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汉语，而现代汉语的形成是与近代以来大量吸收日本语词汇有着直接的关系的，现代汉语中大约70%以上的词汇都来自于日本语。由此可见语言是不能净化的，最多只能是尽量规范。
在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中发现并强化相通性，使固有文化较自然地接受外来优秀文化，从而创造发展出属于新时代的中华文化是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有效途径。毋庸置疑，在极其严峻的国内外政治、文化的态势中，文化安全和提升软实力的口号多包含有文化竞争乃至文化对抗的意味。文化竞争不只是市场问题，可能更是战场问题，这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可能具有的价值立场。“从中国问题出发看世界的立场,不是给定的一个预先的答案,而只是提出一个问题或一种思路。寻找中国立场,表明我们仍然在本土身份中求索对话。真正的立场是一种合法性的平视对话,是人类面对同一个终极问题获得的澄明解答。大国文化安全意味着必须提倡文化可持续输出。”⑥但是，文化输出与商品输出都有着共同的基本前提——可被接受和使用的价值功能。任何不具备人类共通性的文化输出，都不可能被人类所接受，更不能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目标。所以，无论一种文化的民族特性如何鲜明，也都必须以人类意识为价值取向。反人类的文化最终必然被人类所反掉。因此，在强调文化安全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渴望当中，政治权威和文化权威在文化多元而同一的认识论基础上，应该做出适合世界潮流的价值选择。要充分认识到只有文化开放，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现代性的理解，认同世界优秀文化的全人类属性，才是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的最有效的保证，才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创造“中国的世纪”的必由之路。
再次，提升文化软实力并不意味着单纯的对传统文化进行弘扬和肯定，也应该包括文化批判和文化反思。在一般的文化评价中人们之所以把“五四新文化”排除在传统文化系统之外，最主要的依据就是认为五四新文化是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破坏，从而构成了传统文化的断裂。五四新文化究竟是否属于单向的批判与破坏尚且不论，仅从一般纯粹的思想逻辑来说，批判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建设。虽然逻辑不一定能转换为实践过程，但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一定符合其中的必然逻辑。所以，文化建设往往就不知不觉地体现在一切批判和破坏之中。批判的对象就是需要建设的对象，或者说，一切有目的的批判就是有目的的建设。否定的本质是肯定与之对立的另一面，诉说寒冷显然是渴望温暖。人们在批判和否定一种“错误”的存在之前，一定已经有了一个认定的“正确”的存在，即一种心灵的尺度和文化理想。这个“正确”正是形成批判“错误”的尺度，只不过这个正确不是存在于建设的实践中，而是存在于破坏错误的实践中。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本身就应该包含摒除阻碍文化提升的环节。所以就其思想实质来说，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真正的只破不立，只要批判错误的现实就是在诉求一种理想的境界，只不过这种诉求不是从正面开始的。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就是文化的建设过程，建设精神是不能脱离批判精神的。文化的落后一定有落后的原因，而文化批判就是要反思原因并努力加以改变。以“法先王”价值观和“述而不作”的注疏传统为标志，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可以说是一种肯定性模式，缺少否定性思维亦即批判精神。在传统思维模式限制人的思想能力，使人对于现实存在着一种习惯性的普遍认同时，这种否定和批判精神就显得格外珍贵，其重要价值也更加凸显。通过对存在的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进行深刻生动的历史审视，以此来改变人们观念中形成的思维定势，破除一切陈规陋见，培养创造性的思想能力，从而增强中华文化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最后，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文化强国的发展战略要通过“文化立人”来实现。社会发展概念是一个整体全面的发展概念，应该在已有的“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中，加入“人的现代化”和“制度的现代化”两个重要的内涵。文化立人就是以文化立人，以文化“化”人，从而实现“人的现代化”。人不能只是政治动物和经济动物，而要成为“文化人”：美化情感，提升道德，培养个性。需要指出的是，任何社会文化发展的终点都是人的发展，很难想象一个缺少人类意识、拒斥变革的民族会真正成为“以文化立人”是增强文化安全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目的。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目的，一切“安全”和“实力”都是一个伪命题。
注释：
①胡惠林：《再论国家文化安全》，《文艺报》2002年10月10日。
②刘中树：《在世界文化中创造中国现代先进的民族文化》，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③张福贵：《惯性的终结：鲁迅文化选择的历史价值》，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14页。
④《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2日。
⑤董仲舒：《天人三策》，《汉书·董仲舒传》。
⑥王岳川：《大国文化创新与国家文化安全》，《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