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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由吐鲁番地区文物、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主办的“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是国际欧亚古典语言学术界的一件盛事，大会不仅是对上世纪古代语言学研究的总结和对新世纪古代语言学研究的展望，而且是这一繁盛了一百余年的学科从其发祥地、研究重心的欧美、日本诸国向发现地中国回归的一个里程碑。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伴随着史前时期不同人类族群在欧亚大陆之间的迁徙游动和历史时期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的开通，以新疆为代表的内陆亚洲地区便成为这些文明交流的通道，吐鲁番则相当于欧亚文明交流汇聚的十字路口。
新疆古称西域，位于中亚东部，是欧亚大陆极为封闭的自然区域之一。虽然近百年来的考古发掘证实最迟在距今约4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生活，但从未发现这些人类的遗骸化石，只是从发现的石器可以得出其打制技法属于欧洲旧石器的打制技法，和东亚地区的旧石器有所差别，因此，从石器的打制技法上分析推测，这些石器的主人可能和欧洲地区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
从距今约1万前到距今约4千年，是新疆的细石器时代或者是前陶新石器时代，因为从这一时期的遗迹中只发现有细石器，而未发现有陶器的痕迹。由于种种尚无定论的原因，考古学家们同样没有发现这一时期人类的居址和墓葬，而这些细石器的风格又和中国河西走廊地区及内蒙古地区较为接近，所以推测新疆这一时期的居民可能和中国西北地区的狩猎文化有一定的关系。至于这些人类所使用的哪个语系的语言，则只能是一些语言学家的推测而已。
到了距今4千年以后，新疆各地均已进入青铜时代，这些青铜文化都已经非常成熟，和周边地区，特别是中亚西部、南西伯利亚地区的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可以视为是上述地区古代文化迁徙——扩散的结果。这些青铜文化是以游牧部落为载体进入新疆的。从历史时期的文献记载来看，无论是生活在阿勒泰山地区，还是生活在天山以北地区的游牧民族，都是后来称之为“塞”、“塞克”、“斯基泰”人的近亲，也就是操印欧语系中“塞语”的民族之一，他们的分布范围甚至翻越天山，一直扩散到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西缘的喀什、和田以及昆仑山地区。历史文献记载，距今约2千年前在西域立国的“塞”、“乌孙”、“于阗”、“疏勒”等西域古国的先民就是这些青铜时代“塞语”系的民族。
除此之外，还有一支早于塞人进入西域地区的游牧文化，他们就是所谓的吐火罗人，操印欧语系的一个古老的分支——吐火罗语。 这些人一部分分布在东天山地区的哈密、吐鲁番和昌吉地区，最远到达河西走廊的中部至敦煌一带，建立了后来称之为月氏和姑师的王国；一部分进入到罗布泊盆地，建立起楼兰王国；第三部分进入塔里木盆地北缘的焉耆绿洲和库车绿洲，分别建立起龟兹王国和焉耆王国。吐鲁番、焉耆、罗布泊地区的吐火罗人操甲种吐火罗语；库车地区的则操略有差异的乙种吐火罗语。
最后，在和塔里木盆地接壤的青藏高原西部，阿尔金山地区，还生活着一些操藏羌语族的羌人部落，是后来青藏高原西部女国的先民。
到了西汉以后，由于汉朝和匈奴战争范围的扩大，西域地区便成为汉匈两大民族角逐的战场，随着这两大民族势力的进入，西域地区的语言构成也开始出现深刻的变化。首先是从汉至唐，操汉藏语系的中原人进入西域，并在吐鲁番、库车、和田地区建立移民机构，进行系统的移民屯田，其中以在吐鲁番盆地建立的高昌郡——高昌国最为成功，使西域真正出现了以汉语为主要语言的中原民族的聚居区。其次是操阿勒泰——通古斯语系的匈奴人进入西域，虽然他们自身并未形成匈奴民族的聚居区，但生活在蒙古高原的匈奴人，姑且不论他们是阿勒泰语系里的突厥语族还是蒙古语族，却为此后操突厥语民族和蒙古语民族进入中亚打开一条民族迁徙的通道，从此以后西域地区就开始进入突厥化的民族变迁过程。
魏晋南北朝到唐西州时期，天山以北地区均为着操突厥语的游牧国家所控制，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北缘诸国随着王室成员和突厥人联姻通婚，越来越多的突厥人进入印欧语系民族建立的国家，开始出现突厥化的过程。
汉语系民族的生活范围还是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并辐射到于阗、疏勒、龟兹等环塔里木盆地地区。这期间，虽然有很多生活在中亚两河流域的粟特人移民到西域地区，由于他们是不成系统的移民，又没有强大的军事集团为后盾，所以很快就消融在汉、突厥和西域土著居民的汪洋大海之中。但是，由于他们所使用的粟特语是丝绸之路上的通用语言，而且操突厥语的突厥人也多以粟特人为秘书和商业委托人，所以粟特语在商业、中央王朝和北方游牧政权的沟通联系上承担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唐朝后期随着吐蕃人的兴起，整个西域地区都为吐蕃所控制，他们虽然在整个西域都派驻有军队，并且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移民屯田，但由于占领西域的时间较短，其相对落后的文化又不为西域各民族所认可，所以当吐蕃王朝发生内乱后，吐蕃人立刻就从西域消失的毫无踪迹，其语言也只是在藏传佛教重新崛起后随佛教典籍传入西域。
随着唐朝后期失去对西域的直接控制，原来生活在蒙古高原的回鹘人失国后大量迁入西域避难，西域地区便开始了突厥化的过程。这期间，由回鹘人建国于西域西部的喀拉汗王朝，为推行伊斯兰教化而对库车、和田地区进行的圣战，也是西域突厥化——维吾尔化的重要一环。
西辽的建立，使得操阿勒泰语系东胡语族的民族也开始进入西域，这些契丹人口极少，统治时间又短，当蒙古大军进入西域后，他们就踪迹全无了。但由于建立西辽国的契丹人汉化程度较高，所以西域当地的人们就把他们等同于中国内地的汉族人，将“契丹”的称号给了汉族。
元代，大批操阿勒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蒙古人随着成吉思汗西征的大军进入西域，特别是天山以北地区都成了蒙古人游牧的家园，他们取代了以前在此游牧的突厥语民族，使天山以北地区的民族构成又一次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而在天山以南的环塔里木盆地地区，统治这里的蒙古贵族由于很快地从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维吾尔人那里接受了伊斯兰教，所以和其下属的蒙古人一起便融合到了维吾尔人当中。
到了明代，西域民族构成的基本状况就是天山以北，包括准噶尔盆地，是蒙古准噶尔部的地盘；天山以南，包括环塔里木盆地和哈密、吐鲁番在内的东天山地区，是维吾尔族的聚居区。2千年前广泛生活在西域地区的印欧语系民族，就仅剩下生活帕米尔高原、操东伊朗语支的塔吉克人了。
随着清朝重新领有新疆，新疆的民族构成又有了极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一直影响到新疆今天的民族分布及构成格局。当时清朝政府为了稳定新疆，除了在今天的伊犁地区和塔城地区长期驻扎有满族、锡伯族、达斡尔族等阿勒泰——通古斯语族东胡语支民族的军队之外，还从内蒙古东部迁来了察哈尔蒙古驻扎在今天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来协防新疆的边境安全。此外，大量的汉人士兵、农民、服劳役的囚犯和稍后迁来的回族也随之散居到新疆各地；另外有一些生活在阿勒泰山地区（这一地区在民国以前不归新疆管辖，而属于清朝的乌里雅苏台将军管制）和哈萨克草原上哈萨克族由于清朝和沙俄划界等原因，也成为新疆的常住居民，这些民族共同奠定了今天新疆民族分布版图的雏形。
通过百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和各国专家潜心释读，基本上可以认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以吐鲁番为代表的新疆地区，曾经流行过用约十几种文字或字母书写或拼写的约二十二种语言 ，计：
1．汉语文
2．阿拉伯语文/波斯语/察合台文
3．契丹文
4．突厥/回鹘文
5．藏文/八思巴蒙文
6．梵文
7．印度俗语
8．混合文字
9. 叙利亚语文；叙利亚文/突厥语
10. 波斯语文
11. 帕提亚语文
12. 巴克特里亚语文
13. 粟特语文/回鹘文/托忒蒙古文/满文
14. 婆罗钵文
15. 于阗塞语
16. 图木休克语
17. 吐火罗A
18. 吐火羅B
19. 希腊语文
20. 西夏语文
21. 希伯来文/波斯语
这些现在已经变成“死文字”的古典语言文字，曾经是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集团的交流媒介，它们根植于今天欧亚大陆仍在使用的语言文字当中，成为现代人们思维、交流所使用词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由于这些语言文字的“源代码”已经消亡很久，让今天的人们不知出处在何方。
在此次盛会召开之际，我谨代表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向大家介绍一下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和调查成果。同时重点介绍近年来胡语文献的整理研究与国际合作情况。
一、国外吐鲁番探险回顾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西亚、南亚和中亚地区的扩张碰撞，同时也伴随着大清王朝统治的中华帝国的衰落，新疆这块由冰峰雪岭所环绕，为戈壁、沙海所阻隔，为河流所分割的中亚最封闭的地理单元逐渐走进了那些醉心于中亚、西藏地理大发现的西方探险家眼中，那里遥不可及、被各种传说所笼罩的绿洲废墟成为他们所追寻的终极目标，早已湮灭在历史沙尘中的丝路重镇吐鲁番就这样从历史又回到了今世。
1.从1893年开始，俄国人罗波洛夫斯基、科兹洛夫和克列门兹，都先后来到吐鲁番并带走大量出土文物。由此，开启了吐鲁番考古探险的大门。
2. 1902至1912年，德国共组织了四次新疆考察探险，都以吐鲁番为名义，但考察范围涉及整个新疆塔里木盆地北沿全境。
3.1902年，日本西本愿寺长老大谷光瑞开始组建西域探险队，到1910年，他们一共进行了三次西域考察，其中第二次和第三次，在吐鲁番都大有收获。因为他们进行了墓葬挖掘，所以获得了大量文书。
4.1913年到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在吐鲁番收获尤其丰富。他不仅切割壁画，还对阿斯塔那墓地进行了系统发掘，多达34座古墓被他一次挖掘完毕。
二、黄文弼开启中国吐鲁番考古先河
1928年，是吐鲁番学的一个里程碑时刻。中国、瑞典联合西北考察团成立，作为中方的成员，黄文弼开始了他的西北考察活动。1928年和1931年，黄文弼两次重点考察吐鲁番，古代遗址、古代石窟和古墓地都是他的考察对象。黄文弼的考察与研究，不仅揭开了吐鲁番学研究的一个新阶段，更重要的是黄文弼的学术活动标志着中国的吐鲁番学取得了坚实的成果，在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面甚至具有主导地位。
三、以唐长孺为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的辉煌时代
1959年到1975年，新疆考古部门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先后进行了13次发掘，出土了大量文书和文物。1975年开始，国家文物局成立了以唐长孺为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从1981年开始，陆续出版了十册录文本《吐鲁番出土文书》。到1996年，四卷本图版录文对照本也出版完毕。与大谷文书相比，这批新出的吐鲁番文书，有系统发掘记录，符合考古学的要求，所以在释读和理解上更加便利。此外，文书数量多、内容丰富，对于相关的研究促进很大。国内吐鲁番学从此进入一个研究的高峰时期。
四、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出土文献整理情况
1980—1981年，对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进行清理，获得800多件古籍、佛经及胡语文书。其中汉文文书796件，回鹘文文书96件，汉文、回鹘文合璧文书133件，婆罗谜文文书27件，汉文、婆罗迷文合璧文书12件，粟特文文书13件，西夏文文书3件。
1.汉文佛经文书的整理、定名、编目
1995年以后，《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出土文书整理编目》被列入自治区“九五”社会科学项目，在此期间，吐鲁番文物局和博物馆课题组成员对每件文书的尺寸、形制和写印本进行了测定、分辨、编号和登记；并对每件文书进行了拍照、放大，尽可能地对每件文书的内容作出定题、断代、定名。至2007年，大部分佛经定名、编目工作完成，《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经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2.胡语文献的初步释读研究
针对1981年夏天柏孜克里克千佛洞65号窟出土的保存完好的3件粟特文书和5件回鹘文文书，吐鲁番地区文物局与日本粟特语专家吉田丰、回鹘语专家森安孝夫合作对其进行研究，此8件文书，全部是摩尼教徒的书信。其中81TB65:1,是由九张纸粘贴连接而成的长卷，高26、长268厘米，存墨书粟特文135行，在接缝处和底行书写的地方钤有朱色印鉴，中间是一幅工笔重彩的插图，有一行金字标题。此外，吉田丰博士在1980年柏孜克里克出土的约800件文书中又释读出10余件粟特文残片，均为佛教文献。其成果入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之中，由文物出版社2000年出版。
3. 胡语文献的全面释读研究
2007年，吐鲁番学研究院与日本、德国开展了关于共同整理研究新疆吐鲁番等地出土非汉文古文献的合作项目，此次合作旨在对1980-1981年间在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出土的非汉文古代文献，主要是回鹘文文献及已经公开和未公开刊布的古代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参加此次合作的人员除了吐鲁番学研究的相关人员外，还有国内外非常知名的回鹘语专家，如，国内有耿世民、张铁山、迪拉娜?伊斯拉菲尔、安尼瓦尔?哈斯木；国外有梅村坦、庄垣内正弘、吉田丰、松太井以及德国柏林吐鲁番学研究中心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教授、D.Durkin一Meisterernst(D.多尔肯?麦斯特恒斯特)教授。
历时三年，经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已经取得了如下可喜的研究成果：一、吐鲁番柏孜克里克80年出土的约500多件回鹘文书的编目、排版、校正工作已经结束，目前正准备将所获成果公开出版发行。释读工作和校正工作也正在有序展开，并且所有的文献都以高清的电子照片上传到此次研究指定的网站里，每一件文献都附有文字描述和记录，这对其他学者深入研究回鹘文提供了科学有效地网络平台。此外学者们纷纷对这些非汉文献进行了详细认真研究并撰写有关论文。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将有梅村坦先生在随后的会议中详细向大家介绍，此不赘论。
五、近年来吐鲁番考古发掘
1.2003年3—5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合作，对洋海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发掘509座墓葬，其中一号台地216座，二号台地213座，三号台地80座。
洋海古墓出土的器物之多也让人叹为观止，最引人注目的要算两件竖箜篌了。竖箜篌基本保存完好，是用整块胡杨木刻挖而成，长60．6厘米，由音箱、颈、弦杆和弦组成。音箱上口平面呈长圆形，底部正中有三角形发音孔，口部蒙羊皮。蒙皮正中竖向穿一根加工好的柽柳棍，再用5个小枝等距分别穿在竖棍下，枝、棍交叉呈“十”形露出蒙皮，再分别引一根用羊肠衣做的琴弦到弦轴上（图一）。
据考古资料显示，竖箜篌发源于西亚美索不达米亚，最早存在于古代巴比伦、埃及、希腊的音乐中。竖箜篌传入我国中原的时代，最早有文字记载是在东汉。在新疆，考古工作者1996年在且末的扎滚鲁克墓地发掘、出土过三件竖箜篌实物，时代为公元前5世纪前后。
据考证，洋海和且末两地出土的竖箜篌形制与埃及、西亚所见的箜篌十分接近，应起源于西亚。洋海古墓那只保存了皮面连接弦的部件，弥足珍贵。它证明，西域早于后汉灵帝600年—700年前就有了竖箜篌，而公元前后由西域传入中原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2.2004年10月至2005年3月份，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对被盗绕严重的巴达木墓地进行清理发掘，共发现墓葬82座，实际清理79座，其形制可分斜坡道土洞室和斜坡道带天井土洞室墓两型。其中斜坡道土洞室墓占大宗，为76座；斜坡道带天井洞室墓3座，地表原封土均残蚀无遗。共出土随葬品700余件，以陶器为主，次为木器，另有泥、铜、银、金、珠、石、骨器及丝织品、墓志、文书等。时代为麴氏高昌国至唐西州时期（图二）。
3.2004年至2005年，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先后三次对木纳尔三个台地被盗墓葬进行考古清理，共清理墓葬42座，其中竖穴偏室墓和斜坡道带天井土洞室墓各1座，余40座均为斜坡道土洞室墓。共出土随葬品310件，按质地可分为陶器、泥器、木器、铁器、铜器、银、金币及墓志、文书等。时代为麴氏高昌国晚期至唐西州早期（图三）。
4.2007年底和2008年3月，在胜金店墓地发掘墓葬36座。
胜金店墓地位于吐鲁番市胜金乡胜金店村南郊、胜金店水库与火焰山之间的坡地上。为了配合312国道吐鲁番—鄯善段复线工程建设，前期考古调查中被发现。2006年5月，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在公路北侧进行了考古发掘，考古资料尚未公布。2007年修路施工时挖掘机在路边山坡上取土，挖出了人骨和器物，靠近公路南侧的墓葬始被发现。同时，吐鲁番学研究院的文物考古人员进行了调查。
2007年10月，在请示并得到自治区文物局许可后，吐鲁番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组织考古专业人员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工作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从2007年10月14日开始至11月30日结束，开10х10米探方9个，发现并发掘墓葬26座。第二个阶段从2008年4月4日开始至4月28日结束，又开10х10米探方4个，发现并发掘墓葬5座。2次共发掘墓葬31座，出土了一批有价值的文物。
这一时期的墓葬中还有一部分带有床形葬具，即尸床，为木材制成的长方形床形葬具。从洋海、胜金店墓地的发掘来看，它往往和棺罩配套使用，如果推测棺罩是仿自车蓬的话，那么尸床则代表了车厢，由棺罩和尸床构成的葬具组合意味着死者在冥界居住的帐篷，是活人世界所居住的帐篷的镜像反映。众所周知，游牧民族是不使用床之类的卧具，因为它不便于迁徙和摆放，而是直接在帐篷的地面上铺陈毛毡、地毯或兽皮等柔软、可折叠的物品作为卧具。阿勒泰——南西伯利亚和吐鲁番盆地同时期墓葬中的葬具在形制和使用方式上的一致性，说明了这两个地域在丧葬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图四）。
六、《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
1.近年来吐鲁番洋海、巴达木、木纳尔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纸质文书、墓志等珍贵文献，同时又陆续征集了近十多年来从吐鲁番地区流散出去的古代文书，有着极高的史学价值（图五）。
2. 2005年10月，吐鲁番文物局、研究院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由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三人负责，组成了一个“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开始从事整理工作。经过三年多的努力，至2008年4月《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正式由中华书局出版。
七、雅尔湖石窟突厥文题记的调查与释读
雅尔湖石窟位于吐鲁番市西约10公里交河故城西南河谷南崖壁上。下距河谷底约20米，窟区东西长40余米。现存洞窟自西向东依次编号7个窟。窟前有宽约4.5米的平台，从崖前残留痕迹看，应有廊檐等木构建筑物与洞窟结合为一个整体。平台两端尚存阶梯通道与谷底连接。1号窟西15米内是塌毁的僧房废墟，阶道入口处西侧露出两条烟道，上部合一，显然是两灶合用一烟囱。7号窟东10米内，有两处坍塌的洞窟遗迹，也发现灶台的痕迹，南壁还残存一个小龛。若包括两侧塌毁的僧房残迹，东西长约65米。
窟内存壁画的有4号窟与7号窟，于此，我们暂且不提。另外一个引人瞩目的就是窟内存有多种语言的题记。如1号窟主室后壁有红色汉文题记，字迹难以辨认。2号窟后壁和窟门西侧壁残存零散红色汉文题记。西壁有尖硬物刻画的竖行回鹘文。3号窟窟内东西侧壁有零散的红色汉文题记，西侧壁还有尖硬物刻画的汉文文字。 4号窟主室券顶部分的千佛图像，存有大量汉文千佛榜题 。6号窟窟门两侧壁上有零散的红色汉文题记，均难以识别。
然而，雅尔湖石窟最具魅力、最难以辨认的语言文字还算是窟内存在的大量看似杂乱无章的突厥文题记。这对于解读古代操突厥语民族在吐鲁番的社会生活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缘此，2009年，我们（吐鲁番学研究院）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土耳其阿塔图克大学三方联合，旨在对吐鲁番地区的古代突厥文献刻铭进行调查和整理，包括刻写在洞窟墙壁和石质墓志等材料上的铭文，进行拍照、录文、转写和研究，此项工作历时三年，今年9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罗新教授协同土耳其阿塔图克大学成吉思?阿勒耶勒玛孜（Cengiz Alyilmaz）教授等学者来吐进行实地考察，重点对交河故城雅尔湖石窟寺内的几个洞窟进行了考察，并对其中两个洞窟墙壁上刻写的古代突厥文进行了拍照、转写和整理等前期工作。经初步研究可知晓这是属于突厥语民族曾经崇拜和信仰佛教的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清晰地反映出当时突厥族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有着鲜明的隶属关系，也可证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汇集的区域（图六）。
目前，此方面深入研究方面的工作正在积极向前推进，相信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快就会出炉，届时定能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八、2010年吐峪沟石窟东区的清理发掘
2010年4—5月，为配合丝绸之路（新疆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以及吐峪沟千佛洞山体加固工程，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龟兹研究院合作，于2010年春季对吐峪沟千佛洞东区北侧部分洞窟及库内进行保护性考古发掘。经过本次发掘，清理出原先完全被山体崩塌所掩压而未知的洞窟四组，面积在二百平方米以上。原先部分显露洞窟的清理，也获得了许多原来位置的信息，修正了长期以来对于吐峪沟石窟的一些错误认识。更为重要的是，本次发掘中我们比较注意石窟前遗迹现象的处理。经过此次发掘，清理出了大量的窟前殿堂、地面、门道、阶梯等重要的遗迹现象，对认识新疆地区的石窟建筑形制提供了重要的新认识，同时也解决了吐峪沟东区石窟族群结构、功能等等长期以来混而不清的问题。这为中国古代石窟、古代建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宝贵资料。本次发掘中还出土了文书、壁画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此外，我们还新发现了一处地面回鹘佛寺遗址，预计面积500平方米左右。经新疆自治区文物局批复，我们抢救性发掘了约100平方米面积。发现佛寺殿堂一处及相关的仓储、厨房的生活设施。清理壁画残存面积7.2平方米，发现有回鹘文题记。出土的重要文物有汉文、回鹘文写经等（图七）。
总体看来，这次发掘对了解吐峪沟，乃至整个吐鲁番地区、古代新疆地区的历史宗教文化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结语
吐鲁番考古学研究对于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意义，在语言学上意义。大家知道，语言是承载文明的基础，由于种种原因，有很多曾经在欧亚大陆上流行过的语言随着他们的使用者消融在历史长河之中而湮灭，只有少许的记忆残片为其他人群所保存。吐鲁番独特的自然环境、位于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这一独特的位置，使得这些已经消失很久的文明介质在干燥、炙热的土地下完好无损地沉睡了一、两千年，直到百多年前，随着西方文明的崛起，才由到西域地区考察的西方探险家所发现，打开了这一尘封弥久的封印，生活在今天不同文明体系下的人们才得以了解他们曾经拥有但今天已经失去的独特的语言，和这些语言所承载的宗教信仰等远古文明。
作者：李肖①、②，陈爱峰②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① 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