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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韓學者對古代高句麗王號的研究，可謂豐富而全面。本文只能在前賢成就的基礎上，就幾個形式化的、邊邊角角的問題，略作推測與申論。首先要說明，在史料上我們主要依賴高麗朝學者金富軾於12世紀撰寫的《三國史記》，當然以廣開土王碑為代表的碑誌資料是極重要的補充，但如果沒有《三國史記》，要研究包括高句麗在內的三國歷史， 可以說是不可想像的。然而，必須謹記在心的一個問題是，金富軾寫《三國史記》時，畢竟去高句麗滅亡已近五百年，這期間歷經史料之散失、棄取和改寫，使得我們今天在使用《三國史記》時不得不倍加小心。前人就《三國史記》的史源所做的批判探索工作 ，特別值得我們學習。還要說明的是，本文所引的《三國史記》，以李丙燾先生校勘本為主 ，參以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鑄字本，以及韓國奎章閣所藏木板本。
本文的研究方法，則是側重於觀察古代高句麗政治與行政事務中口頭語言與書面語言的分離：一方面，口頭語言是高句麗自己的傳統語言；另一方面，文書則使用從中原漢魏晉王朝所輸入的漢文書寫系統。高句麗國家口頭語言（高句麗語）與書面語言（漢語）之間的差異，在王號制度相關的史料中是有一些痕跡的，這給我們探討高句麗行政與政治的特性留下了一定的線索。當然這裡說高句麗國家所使用的口頭語言，並沒有忽視在高句麗國家控制的範圍内語言與人群（族群）的複雜性與多元性，而是指高句麗核心統治集團所使用的某種語言。世界歷史上，這類口頭語言與書面語言相分離、統治集團的語言與國家大眾的語言相分離的情況很常見，東亞地區漢字文化圈就有多個顯例，探討這種分離對國家與地區内政治、文化和社會的影響，是歷史學一個非常有趣的題目。
歷代高句麗王的人名和王號，最系統、最全面的記錄只見于金富軾《三國史記》。金富軾編寫《高句麗本紀》時，能夠參看到的史料，不僅有中國史書和統一新羅時期整理過的高句麗史，而且可能還有高句麗時代編定的史書，以及更原始的金石銘刻資料。《三國史記》既採用了高句麗內部流傳下來的歷代高句麗王的人名，也參錄了中國史書所記的名字。比如太祖大王的名字，中國史書所記是“宮”，《三國史記》採用為正式的名諱，同時又記“小名於漱”，保存了高句麗史料。又如故國原王的名字，《三國史記》記作“諱斯由，或云釗”。斯由是高句麗史書的記錄，釗則來自中國史書。對金富軾來說，中國史書和高句麗史書是兩個同等重要卻又有很大區別的史料傳承系統，是不能偏廢的。
出現在中國史書中的高句麗王，特別是那些與中國王朝發生了直接交往的高句麗王，其人名多為單名（宮、釗、璉、雲），這當然反映了高句麗王人名在外交文書和中國官方文書中的原貌，然而卻遠遠不是在高句麗的社會和語言環境下的實際情況。
從西漢中後期開始，中國的制名文化崇尚單名，以至於影響到對藩屬國君長多音節人名的態度。王莽讓匈奴單于囊知牙斯上書改名為“知”，號稱“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 ，原因是“聞中國譏二名” ，要在制名文化上向王莽所建立的新制度看齊。其時代背景，就是西漢中期以後，單名在正統的文化價值上壓倒了二名，因為公羊家有所謂“《春秋》譏二名”的說法。《春秋》定公六年冬有“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條 ，而仲孫忌在同年夏被記作仲孫何忌，《公羊傳》的解釋是“譏二名，二名非禮也”，何休注云“為其難諱也，一字為名，令難言而易諱” 。漢武帝尊儒，是從尊公羊學開始的，從此公羊學對漢代政治的影響至為深遠 。西漢後期雖然《穀梁传》和《左傳》地位上昇，但《公羊傳》的傳統影響力卻持續存在。東漢光武帝獨尊公羊學 ，在制名文化上繼承了王莽的改革精神，因此單名的正統地位得以鞏固。長沙走馬樓吳簡所記大量人名資料顯示，到漢末三國時期，長沙地區基層社會的普通編民也基本上是單名了，研究者認為這是官方文化價值深入到基層社會的表現 。從西漢中期到魏晉大約四百年的時期內，制名傳統確定了單名的優越地位，這一優越地位直到東晉十六國時期才面臨挑戰。
在這樣的背景下，高句麗王的人名在外交文書和中國官方文件中以單音節的單名出現，就是不難理解的。然而，這不可能是高句麗王人名的原貌。關於古高句麗的語言，日本、韓國學者已經做了大量工作，積累了豐富的成果。近年來的新成果中，引人矚目的是芬蘭赫爾辛基大學的Juha Yanhunen教授對高句麗語與古代通古斯語族各語言（Tungusic languages）關係的分析 ，以及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的Christopher Beckwith教授對古高句麗語與古代日本語之間關係的分析 。雖然現在對高句麗的語言尚不能確切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高句麗王族和統治集團使用的語言與古代滿-通古斯語（Proto-Manchu-Tungusic）比較接近，大致上可以說在古代阿爾泰語言（Altaic）的範圍內或非常接近。使用這樣的語言的社會，怎麼可能會有單音節人名呢？很顯然，出現在中國史書中的高句麗王的單音節人名，是高句麗與中國接觸時，為了適應中國的制名文化而做出的適應性調整，要麽是在其多音節原名中取某一音節（如巨連改為璉），要麽就是在原名之外另取一個中國式的人名（如釗，似與斯由無直接關係）。我們對中國史料在這方面的局限性，應該有清醒的認識。
不過，高句麗的史料傳承系統所使用的是漢字，以漢字記錄高句麗語言的專名（proper name），包括人名（anthroponym）、部族名（ethnonym）和地名（toponym），在忠實表達方面難免存在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這就造成一個後果，即高句麗傳承系統的史料本身，也存在很多問題。比如，同一個人名會有不同的漢字音寫（transcription），以漢字形式凝固下來以後，其原有的共同語源（etymology）卻可能逐漸模糊乃至消失，從而增添了史料的混亂。比如《三國史記》記東明聖王“諱朱蒙，一云鄒牟”，似乎朱蒙與鄒牟是兩個不同的名字，其實這二者是對同一個專名的不同漢字音寫（transcription） 。另外，《三國史記》記美川王“諱乙弗，或云憂弗”，似乎乙弗與憂弗是兩個不同的名字，其實二者一定是對同一個人名的不同漢字譯寫。
需要指出的是，《三國史記》裡出現這種看似混亂的情況，是真實地反映了史料本身的複雜情況的，特別是反映了有文字時代對無文字時代進行追記的史料特點，這種特點就是不一致和不穩定。這種不穩定和不一致其實有助於我們去窺探高句麗早期歷史的真實面貌，只是我們應該意識到史料本身的殘缺及其編織歷程。
現在，基於我們對高句麗史料的認識，我嘗試探討歷代高句麗王的政治名號（political titulary）問題。
我以前研究過高句麗兄系官職 ，我認為高句麗的加系（即兄系）諸官職，來自夫餘。從夫餘的加，到高句麗的加系諸官職，到北朝系史料意譯加系職官所形成的兄系官位群，再到新羅的湌（幹）系諸職官，我們看到同一個政治名號（political titulary）在空間上從內亞向東北亞，在族群上從夫餘經高句麗向新羅，在時間上從漢到唐的傳播過程。這個過程中，由於語言、文字和文化距離所造成的過濾、折射作用，加（兄、湌、幹）名號的內容與形式在分化、變異的同時，也發生了原有語義的脫落和迷失。這一研究的意義，在於揭示高句麗政治文化與政治制度中，存在著與內亞（Inner Asia）文化與制度傳統的深刻聯繫。由於魏晉以後高句麗及韓半島其它古國越來越全面深入地捲入到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歷史運動中，韓半島古代社會中那些與阿爾泰民族（Altaic Peoples）間的語言、政治和制度聯繫，逐漸變得模糊和不那麼引人注目了。從歷史學追求歷史真相的角度看，這種變化的過程中，也漸漸迷失了一些寶貴的歷史信息。歷史學家的責任，就是要搜尋這些殘剩的零星信息，把它們補綴起來，看能不能拼成一幅大致可以辯認的歷史圖景。
在阿爾泰的傳統下，成熟的政治名號是由官號（appellation）和官稱（title）兩部分聯合構成的 ，比如著名的突厥文暾欲谷碑（Tonyuquq Inscription）記暾欲谷的名號全稱，是Bilg? To?uquq boyla baγa tarqan ，按照唐代的音譯習慣，這個名號應作“毗伽暾欲谷裴羅莫賀達干”。在這個名號中，暾欲谷的官稱（title）是tarqan（達干），前面那些都是他的官號（appellation），本質上是修飾官稱的。再舉一個無人不知的例子，是成吉思汗（Chingis Khan），汗是官稱，成吉思則是官號。這種名號並不是死後被追贈的，而是生前與其政治領袖的職務同時獲得的，是他生前的正式稱號，代替其姓名與此前的一切稱號。
按照這個傳統，古代高句麗王的政治名號也應該是由兩個部分構成的，一個是官稱，一個是官號。官稱方面，高句麗在採用漢朝的“王”之前，用的是什麼呢？當然不能確知了，不過可以猜測。《三國史記》說東明聖王的名字“一云眾解”。有學者提出“眾解”乃“眾牟”之訛，而眾牟當然就是鄒牟、朱蒙的異譯。不過也存在另一種可能，即眾解之眾乃是眾牟的省譯，解則是鄒牟的官稱。《三國史記》記大武神王“或云大解朱留王”，這個“大解”的“解”，也是官稱。其實，解就是加（aka/akan）的異譯。高句麗的祖先記憶中，包含了對早期政治領袖的政治名號的模糊記憶，而且這些名號早就被當作人名了。如果這個猜測成立，那麼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說，東明（東盟）、朱蒙和鄒牟的語源（etymology），其實是高句麗政治體演化史上某一個重要的政治領袖的官號。這也說明，在稱王之前，高句麗的最高政治稱號可能是“加”。
高句麗何時引入漢朝的“王”作為最高政治領袖的官稱，似乎是一個難以攷實的問題，也許是在東漢中前期。我們的問題是，在稱王之後，原來的“官號+官稱”的傳統是否應用到王這個官稱中？具有鮮明修飾色彩的官號（在這裡就是王號）是否出現在“王”的前面？
廣開土王碑在這方面具有無與倫比的重要性。《三國史記》只提到“廣開土王”這一個稱號，而碑文則稱“國岡上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顯然比《三國史記》要齊全得多。這個稱號，應該是死後追上的，具有諡的性質。《三國史記》記高句麗最後一個王寶臧王，稱“以失國故無諡”，可見金富軾也很清楚寶臧王之前的那些王號都是諡號。
根據盧泰敦教授的研究，《三國史記》所記的高句麗諸王中，四世紀之前的王號都是原本不存在的，是到了五世紀以後的某一時期追加修訂的，這些王號都有諡號的性質 。按照盧泰敦教授的理解，五世紀的高句麗王國系統地整頓了高句麗的歷史，從而形成《三國史記》中所記高句麗王號的系譜，這當然是為了建設高句麗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所做的重要工作。我很贊成盧泰敦教授對高句麗王系形成史的研究，而且我認為《三國史記》所記早期王號的資料非常寶貴，即使那些含有諡號性質、即後來追贈的稱號，也值得深入探究。
在研究廣開土王的諡號之前，我要先提出一個問題。廣開土王生前的稱號是什麼？在擔任高句麗王的時候，他的稱號除了“王”或“大（太）王”，是否前面還有王號？
回答是肯定的。碑文明確說：“二九登祚，號為永樂太王。”碑文後面說：“永樂五年，歲在乙未。”永樂並不是許多學者所理解的年號，“永樂五年”就是指永樂太王在位之第五年。因此可以說，廣開土王在即位為王的時候，獲得了一個稱號“永樂太王”，這是他生前的正式稱號。永樂是王號（appellation），太王是官稱（title）。
廣開土王生前有正式的王號，這當然不應該是他一個人的孤例，在他之前的高句麗諸王即位之時，也都理所當然地會獲得其各自的王號。這說明一直到五世紀時，高句麗還是維持了內亞阿爾泰官號的政治文化傳統。非常可惜的是，除了廣開土王，高句麗諸王生前的王號都已無從知曉了，《三國史記》所記的高句麗諸王王號，都是死後追加的，而死後的王號，多多少少就具有“諡”的性質。
諡號是中國政治傳統的一部分，是阿爾泰傳統中所沒有的。中國古代史家很早就注意到內亞阿爾泰傳統中沒有諡號這個特點，但是並不知道諡號制度其實是春秋戰國時代才發展起來的，春秋以前和內亞一樣也有官號（appellation）傳統 。《北史》：“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為稱號，若中國立諡。既死之後，不復追稱。” 《逸周書》解釋“諡者，行之跡也” ，與北族之“因其行能，即為稱號”，的確頗為相近。諡是什麼？諡的本字是益，益就是增加。唐蘭先生說：“人已有名，而另外再加美稱，叫做益。” 《禮記?郊特牲》：“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 “生無爵，死無諡”的情況什麼時候開始改變了呢？《史記》記錄秦始皇二十六年完成統一之後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 秦始皇知道諡是“中古”以後才有的，此前只有“號”。這個號，當然是生前行用的，與內亞阿爾泰的“名號”性質相同。
高句麗什麼時候開始行用諡號制度？
長壽王死後，《魏書》記北魏孝文帝“舉哀於東郊，遣謁者僕射李安上策贈車騎大將軍、太傅、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諡曰康” 。然而，在《三國史記》的高句麗王系中，並沒有稱長壽王為“康王”的用例，說明高句麗並沒有接受來自中國各王朝的諡號。不過，儘管高句麗並沒有行用來自中國各王朝的諡號，但這種諡號制度勢必深刻影響高句麗的政治文化。正如研究者已經指出的，“國岡上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這樣的稱號，很大程度上就是諡號，特別是其中的“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是對先王行能功業的褒揚，應該是在廣開土王死後正式追尊的王號。“長壽王”這個王號也一樣，應該是一個比較長的王號的節略形式。也就是說，長壽王死後所獲得的王號，應該和廣開土王一樣是由多組美稱構成的，文字比較多，但後來常用的只有其中的“長壽”二字，所以進入《三國史記》中就只剩下“長壽”這一組王號了，正如“國岡上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在《三國史記》中就只剩下“廣開土”這一組王號。
在高句麗王中，廣開土王是唯一有史料證明在生前和死後分別擁有不同的王號系統的。其他諸王的王號，在《三國史記》的記錄中，似乎有各不相同的情況，比如很多是以埋葬地為號（故國川王、山上王、東川王、中川王、西川王、烽上王、美川王、故國原王、小獸林王、故國壤王），有些以行能功業的特徵為號（廣開土王、長壽王、文咨明王），有些是後來追尊形成的王號（東明聖王、太祖大王、次大王、新大王），有些則不清楚（安臧王、安原王、陽原王、平原王、嬰陽王、榮留王）。
金富軾在記錄這些高句麗王的王號時，兼採了不同來源的史料，以“或云”、“一云”的方式，保存了極為珍貴的異文史料，這些異文史料對我們理解古代高句麗王號形成和翻譯的過程有極大的幫助。
第一，關於“崗上”。廣開土王碑所記的王號全稱“國岡上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中有“國岡上”、“岡上”一詞，這個詞在《三國史記》所記的其他高句麗王的王號中也曾三次出現：a. 故國原王“一云國罡上王”；b. 陽原王“或云陽崗上好王”；c. 平原王“或云平岡上好王”。岡、罡都是崗字的異寫。這三條用例中，“原”字都是對應“崗上”的，可見“原”和“崗上”是對同一個高句麗語詞的不同漢文意譯（liberal translation），因此出現了不同的史料傳承系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國岡上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還存在一個未曾傳下來的版本“國原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
第二，關於“壤”。《三國史記》所記高句麗諸王的王號中，有六次提到“壤”：a. 故國川王“或云國襄”；b. 東川王“或云東襄”；c. 中川王“或云中襄”；d. 西川王“或云西壤”；e. 美川王“一云好壤王”；f. 故國壤王。襄即壤，可以視作壤字的假借字。在前五個用例中，“壤（襄）”與“川”是對應的。可見，“壤（襄）”與“川”是對同一個高句麗語詞的不同漢文意譯，與“原”和“崗上”的情況完全一樣，因而出現了這些王號的不同版本。如果這個猜測是成立的，那麼《三國史記》所記的故國壤王（例f），應該還有另一個版本即故國川王。可是，之前已經有一個故國川王（例a）了，二者是否重複了呢？我的解釋是，二者在王號中的這一部分（最開始的部分）的確是重複了，不過他們的王號中應該還有其他部分，足以把他們二人區分開，只是後來傳承中後面的那些部分從歷史記憶中遺失和脫落了。金富軾可能面對過這個難題，所以他雖然在故國川王後面寫了“或云國襄”，在故國壤王後面卻沒有寫“或云故國川王”。
這種異譯的情況還可以說明，在高句麗內部，對於歷代高句麗王是用高句麗自己的語言稱呼的。王號首先不是以漢語的形式呈現出來的，而是先有高句麗語言的王號，後有漢文的翻譯，因而會發生同一語詞的不同翻譯。當然，還存在另一種可能性，即這些異譯的版本差異是不同時期翻譯的結果，特別可能的是後代在整理早先的高句麗王系歷史時，故意地用一些雅字去代替早先比較質樸的漢字，比如用“川”代替“壤”，用“原”代替“崗上”。這反映了高句麗對自己的歷史的反復修訂和整理。但無論如何，可以確知的事實，就是在高句麗內部，稱呼高句麗諸王首先是使用高句麗自己的語言，而後為了書面記錄才翻譯成漢文。
《三國史記》所記高句麗王號中常見“好”字，如美川王“一云好壤王”，文咨明王“一云明治好王”，陽原王“或云陽崗上好王”，平原王“或云平岡上好王”，而廣開土王的全稱“國岡上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裡也有好。很可能在高句麗給死去的諸王的諡號裡，都有這個“好”，只是大多數都未能在史料中保存下來。而這個好字，也只是對一個高句麗語詞的翻譯。在美川王“一云好壤王”的用例中，川對應壤，美對應好，美是好的一個異譯，美與好對應的都是同一個高句麗語詞。
從許多高句麗王號中有“故”字而廣開土王碑文卻沒有這個字來看，故的確應當是在遷都以後加上的。這提示我們，高句麗整理自己歷史的歷史，一定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個話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