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本《新疆图志》探析

《新疆图志》修纂于清末，是清代方志中质量较高的一种，其内容丰富，在新疆地方文献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目前学术界对该书的研究较为薄弱，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梳理、探讨。笔者最近查阅《新疆图志》版本时，发现中国科学院信息文献中心总馆（下文简称中科院图书馆）所藏《新疆通志》实为《新疆图志》的稿本，对研究《新疆图志》的编纂过程、分志作者、史料来源等问题有重要意义，因撰此文，介绍稿本《新疆图志》的版本信息与内容，考辨其关系，并分析其价值。

一 稿本《新疆通志》的版本状况

中科院图书馆藏稿本《新疆通志》共1函12册，包括《分界条约》1册，《物产志》1册，《祀典志》1册，《沿边事迹考》1册，《实业志》1册，《物候志》1册，《新疆全省物候表》1册，《国界志》1册，《（初稿）兵制志》4册。此12册均以纸捻为装订线，除《分界条约》、《沿边事迹考》、《实业志》外，其余均为毛装。

《分界条约》共38叶，封面题“分界条约”。使用“新疆通志”专用稿纸。楷书抄写，字体工整，每行20字、21字不等。“新疆通志”稿纸框高20厘米，宽14.5厘米，朱丝栏，半叶11行，双鱼尾，象鼻处题“新疆通志”四个朱字。

《物产志》共9叶，封面题“物产志”。行书抄写，无行格，半叶11行，行31字、34字不等。首页题“新疆通志·物产志·植物类谷品”。

《祀典志》共22叶，封面书签题“祀典志。分纂委员陈阜钧呈稿”，背面有贴签“镇西、绥来、婼羌、叶城覆文均未到，莎车庙坛方向道里待查。”正文前2叶是序文，后20叶为表格。序文使用“新疆通志”专用稿纸，表格所用稿纸无行格。（参图版2-1）

《沿边事迹考》共36叶，无封面。使用“新疆通志”专用稿纸，楷书抄写，字体工整，每行19字、21字不等。内有眉批、圈点、删改、贴签，对体例、内容进行增删和改动。

《实业志》共12叶，无封面。使用“新疆通志”专用稿纸，楷书抄写，每行21字。存总序和农事两部分。

《物候志》共27叶，封面题识：“定本。己酉四月初六日晋卿自记。” 使用“新疆通志”专用稿纸。卷首题“新疆物候志”，文中有很多眉批、删改和贴签。应为纂者在他人誊录的基础上做了修改。（参图版2-2、3）

《新疆全省物候表》共9叶，不用“新疆通志”稿纸。所用稿纸为朱丝栏，半叶9行，每行字数不等。分上下两栏，上栏写月份，下栏写节气名称及作者按语。表后有“物候附说”。末页有朱笔题字：“54.11.2。山西介休冀孔瑞。￥420000《新疆志稿》共10册，《分界条约》一册，《长安宫词》一册，《鑪藏道里新考》一册，《沿边事迹考》一册。”

《国界志》共12叶，使用“新疆通志”专用稿纸，每行19字、21字不等。封面题“国界。光绪十一年至十八年”。本册稿件比较杂乱，有三种字体，一为楷书，字体工整，应是原稿；一为行书，字体秀美、工整，仅4页，为增补的内容；一为行书，字体潦草，是在楷书抄写的稿件上进行批改。文中眉批、圈点、删改、贴签较多，多为统一体例、删改字句、增加内容而作。

《兵制志》共4册61叶。封面题“兵制志。初稿”，1-4册分别为13叶、22叶、9叶、17叶。使用“新疆通志”专用稿纸，楷书抄写，每行22字。《兵制志一》和《兵制志二》书名题《新疆通志》，而《兵制志三》和《兵制志四》则题《新疆图志》。

稿本《新疆图志》版本信息如上所述。对该书的著录，可以在中科院图书馆1976年编辑油印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中看到：

《新疆通志》，稿本，一函一二册，残，志460/1910。纪事止于清宣统二年（仅据残存数册）。

这是最早著录稿本《新疆通志》的书目。此后，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也有简单的著录：

[宣统]新疆通志，（清）佚名纂。稿本。科学。

比较详细的著录，是纪大椿等在《新疆现存方志概览》中的记载：

[宣统]新疆通志，残稿本。其中物候志，王树枏撰，定本；兵制志，初稿本；祀典志，陈阜钧撰；实业志，仅得农事、工艺、商务三篇；国界志、物候志等均残缺。

从概览的内容来看，纪大椿等应该是对稿本有所了解，但没有进一步探讨。后来的《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新疆通志·著述出版志》均沿用了这一著录。

以上著录将这12册古籍合为一函，题作《新疆通志》，大概因为它们使用了“新疆通志”专用稿纸抄写，或者在卷首题名为“新疆通志”。但是，实际上，在解放以前，并没有刊印出版以《新疆通志》为名的方志。而据笔者的研究，可以肯定它们实际上就是宣统三年（1911）刊行的《新疆图志》的稿本。

二 稿本《新疆通志》的内容

中科院图书馆所藏稿本《新疆通志》并不完整，而是仅存12册的残本。各部分具体内容如下：

《分界条约》共有《科布多帮办大臣副都统衔法福灵阿巴图鲁奴才清额奏为塔城北段牌博建立完竣中俄互换条约》、《塔界条约》、《塔城东北条约》、《南段条约》、《阿科条约》、《伊犁中俄分界条约》、《刘襄勤咨文》、《金将军咨文》、《南路分界约记》、《南路分界约文》10部分，其中《塔界条约》、《塔城东北条约》、《南段条约》、《阿科条约》、《伊犁中俄分界条约》、《南路分界约文》为分界条约原文或节文，《南路分界约记》详细记录了签订“南路分界条约”的过程，其他三种为清额、刘锦棠、金顺因界约而写的奏折与咨文。《分界条约》使用“新疆通志”专用稿纸抄写，是纂修《新疆图志》时抄录的资料，这些资料有的已融入了《新疆图志》的《国界志》、《交涉志》之中。

《物产志》仅存9叶，内容为“植物类谷品”的一部分，其体例是首先列出谷物名称，接着加以解释，并用双行小字注出蒙古语、回语对该谷物的称呼，然后说明在新疆的产地，最后以按语的形式说明谷物名称在古代的沿革情况。如：“青稞，无皮谷也，蒙古谓之布尔察克，缠回谓之名阿尔帕。”《新疆图志》无此志。从现存的内容来看，该志只是罗列新疆物产名称，抄录古代典籍，如《说文解字》、《广雅疏证》、《广韵》、《集韵》、《诗经》等文献对此物产的解释，较为繁琐。

《祀典志》不分卷，当为未完稿，存序言及坛庙表。序言与《新疆图志·祀典志》序言内容基本相同。坛庙表有八个，坛庙表一、二为镇迪道属，坛庙表三为伊塔道属，坛庙表四、五为阿克苏道属，坛庙表六、七、八为喀什噶尔道属。在每表内，略述该地区的社稷坛、文庙、先农坛、关帝庙等坛庙的位置、建置情况。如《坛庙表三》“镇迪道属·哈密直隶厅”表内“关帝庙”栏目下的内容为“一在城西北郊三里，光绪十八年副将萧元亨重修。一在城北一百七十里天山，光绪三年办事大臣明春重修。”而《新疆图志·祀典志》共两卷，卷一为“文庙典礼”，详述文庙所祀先公、先贤、先儒位置及礼节、乐章、祝文；卷二为“秩祀祝文”，抄录告祀山川祭文及关帝庙、社稷坛、城隍庙、文昌庙等祝文。东方学会本无坛庙表，通志局本虽有坛庙表，但内容与稿本有差异。

《沿边事迹考》应为纂修《新疆图志》时所做的资料长编。残存的内容为嘉庆十八年至光绪三十四年九月间发生的事件。它以时间为线索，把新疆沿边所发生的事情简明扼要地加以叙述，类似于大事编年。如：“道光二十六年，俄人建阔拔勒城、唯尔讷城于巴尔开什湖南”；“同治十年，俄人乘乱入我伊犁，辞曰代收代守”；“光绪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伊犁将军长庚奏俄人借巴尔鲁克山明年九月十年期满，请顶先知照俄使，以便届期收还。奉旨允准。”从眉批等改动的内容来看，应是初稿，这些内容经过筛选、加工，融入《国界志》、《交涉志》之中。

《实业志》体例虽与《新疆图志·实业志》相同，但内容差别较大。稿本《实业志》首页题第一行“实业志”下为小字“农事、工艺、商务”，第二行题“总叙”，先结合历史，综论实业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然后简要说明新疆实业凋敝状况，最后指出“作实业志，纪农工商以见当今民生之情实焉”。稿本《实业志》“农事”的内容比《新疆图志·实业志》“农”的内容几乎多一倍，其叙述新疆屯田沿革、土地耕作、沟渠灌溉、农作物播种等情况较为详细。

《物候志》与《新疆图志·物候志》内容相同，眉批、贴签多为作者统一体例，调整条目次序作的按语。

《新疆全省物候表》与《新疆图志·物候志》不但体例不同，内容差异也很大。《物候志》内容比《新疆全省物候表》丰富，在叙述具体事件、动植物时，二者也有差别。如对冰燕的描述，《物候志》为：“冰燕生于冰山，比家燕小，形色皆相似。群飞巢于冰雪之中，每极寒时卵于冰上，不待孚伏，卵裂自生。出卵后日食冰雪，月余毛羽丰满。总兵徐学功同治初被难博克达山中，曾见之。土人呼为冰燕，方言涅化也。鸡伏卵而未孚始化之时谓之涅。”《新疆全省物候表》的记载是：“常闻徐学功总戎谈伊同治初率乡人入博克达山深处避难，十二月见燕子群飞，比家燕略小，形色均同。异而察之，皆巢于冰厚山上。询据土人，云每冬遗卵于冰，至冬至后极寒卵裂，小燕即生，不待伏出。卵生日则食冰雪，夜仍卧冰上。月余毛丰始飞。此语选初闻甚疑，恐徐信口妄言。上年权篆迪化，接见老于入山之人，询之果然。”

《国界志》仅存光绪十一年至十八年间的部分内容，稿件中有眉批、圈点、删改。这部分内容比《新疆图志·国界志》光绪十一年至十八年间记述的事情少在叙述同一事件时基本相同。

《（初稿）兵制志》保存较为完整，其内容与《新疆图志·军制》基本一致，只有个别字句略有不同，如：稿本《军制一》后无“历代”二字，《军制二》后无“国朝”二字；《新疆图志·军制一》“历代”中“名曰统御，实则羁縻，而已所谓……”，稿本作“名曰统御，实则羁縻，晁错所谓……”；又，“郑吉迎之，乃因并护北道”，稿本为“郑吉迎之，乃因使吉并护北道”这种字句差异并不多见。此外，《新疆图志·军制志》是三卷，名为《军制志》；稿本是四卷，名为《兵制志》，前者是将稿本的《兵制志》三、四合为一卷，即卷三。军制与兵制内涵基本一致，在这里二者没有差别，只是在最后的定稿时选择了编纂者认为最合适的称呼，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新疆图志》及其各分志的定名，在编纂中是有一个反复思考的严谨过程的。

从以上介绍可知：《物产志》为《新疆图志》所无；《实业志》、《国界志》各存1册，内容不完整；《祀典志》体例和《新疆图志》迥异；《分界条约》、《沿边事迹考》和《新疆全省物候表》是修志时抄录的资料；仅《物候志》、《（初稿）兵制志》较为完整。但综合稿本《新疆通志》的版本状况和文字内容，它与今本《新疆图志》的关系是：中科院图书馆所藏《新疆通志》即《新疆图志》的稿本。

三 稿本《新疆通志》即《新疆图志》

中科院图书馆所藏《新疆通志》即《新疆图志》的稿本，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第一，从《新疆通志》所存内容来看，它与《新疆图志》有前后的继承关系。《祀典志》、《实业志》、《物候志》、《国界志》、《兵制志》是《新疆图志》的分志，其中《兵制志》内容最接近定稿，其他各志与定稿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些差别，但从总体上来讲与《新疆图志》内容相符，并不是另有一种《新疆通志》存在。说它是稿本，因为所存稿件均为抄写，有圈点、眉批、按语等修改；从行文上来看，有的稿件不如定稿通畅、规范；另外，还有《分界条约》、《沿边事迹考》、《新疆全省物候表》等为纂修《新疆图志》时所作的资料汇编。

第二，从《新疆通志》稿本的一些署名来看，他们就是《新疆图志》的作者。稿本《新疆通志》有两处题名：一是《祀典志》封面书签题：“祀典志。分纂委员陈阜钧呈稿。”陈阜钧字镕皆，湖南湘乡人，曾客吐鲁番同知曾炳熿幕。在王树枏所纂《新疆访古录》中，提及他在庚戌（宣统二年，1910）十月曾将吐峪沟出土的《佛说菩萨藏经残卷》赠给了王树枏。而1911年刊印的《新疆图志》“纂校衔名·分纂”中，也有“湖南廪生臣陈阜钧”的记录。因此，这一《新疆通志》本的《祀典志》从内容来看，也证明了后来刊行的《新疆图志·祀典志》就是由陈阜钧担任分纂的。二是《物候志》的封面题识：“定本。己酉四月初六日晋卿自记。”己酉当宣统元年（1909），晋卿则是时任新疆布政使王树枏（1851-1936）的字。他在那个时候也兼任了《新疆图志》的总纂官和兼办局务。《物候志》的封面题识证明了他对各分志最后的定稿过程。

第三，从《新疆通志》的名称互用来看，《新疆通志》就是《新疆图志》的前身。为了纂修《新疆图志》，王树枏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于省治迪化布政使衙署设立了新疆通志局，作为纂修方志的专门机构。从上文可知，当时印制的稿纸象鼻题“新疆通志”，因此稿本《新疆图志》有时也题“新疆通志”，如《兵制志一》。此外，天津图书馆所藏64册通志局本《新疆图志》书根书名均题“新疆通志”。一省之志为通志，这是清代修纂省志的通例；但是方志也有注重舆图而图文并重的特点，因此称“图经”、“图志”者，也代不乏例，新疆地方在乾隆年间纂修的《西域图志》即是典型。但是，从现在的《新疆通志》残稿本来看，其中《兵制志三》和《兵制志四》虽然用了“新疆通志”专用稿纸，但是在卷首则题《新疆图志》。由此可见，在纂修开始，书名可能援各省通例而定名《新疆通志》。但在编纂过程中，在边疆地区从事地图测绘的分量被肯定，又有《西域图志》作为榜样，最后便定名为《新疆图志》。

这些稿本入藏科学院图书馆，据记载似乎也不是一次性收藏，如《新疆全省物候表》后“物候附说”的末页朱笔题字：“54.11.2。山西介休冀孔瑞。￥420000。《新疆志稿》共10册，《分界条约》一册，《长安宫词》一册，《鑪藏道里新考》一册，《沿边事迹考》一册。”可知《新疆全省物候表》、《分界条约》、《沿边事迹考》是1954年11月2日经由介休书商冀孔瑞购藏的。其他则有可能是王树枏与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之间的关系造成，这也是《新疆通志》即《新疆图志》关系的旁证。

还需要辨明的一个问题是：这一稿本的《新疆通志》也不能等同于民国时期曾经筹备的《新疆通志》。民国年间，新疆地方政府拟修《新疆通志》，但未成功。第一次是1932年金树仁主政期间，聘请张德善为新疆通志馆馆长，筹备修志事宜。张德善虽然收集了很多资料，但1933年被盛世才下狱，其家人将资料全部焚毁，修志未果。第二次是1943年，在钱海岳的主持下准备撰修新疆通志，并在报纸上进行了短暂的讨论，但终因新疆三区革命爆发，战乱四起，修志化为泡影。这两次修志都只停留在酝酿阶段，没有撰写稿件。所以中科院图书馆藏《新疆通志》不可能是民国时期准备纂修新疆通志时的稿件。1983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开始了由86部专志组成的《新疆通志》编纂，目前在陆续出版中，这与当年的稿本《新疆通志》自然更没有实际的联系了。

综上所述，中科院图书馆所藏《新疆通志》实为《新疆图志》稿本。古籍编目员将其命名为《新疆通志》，从编目理论上来讲，符合书名项的著录规则，但从内容上来看，将其定名为《新疆图志》，或者括注为《新疆图志》以便读者了解二书的关系更符合实际。

四 稿本《新疆图志》的价值

稿本《新疆图志》虽为残本，所存内容不多，但对研究《新疆图志》的纂修过程，以及新疆历史文化仍有一定价值。《新疆图志》纂修时间较短，前后三年即修成印行。对于《新疆图志》的纂修过程、分工情况、史料来源，由于资料缺乏，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梳理清楚。稿本《新疆图志》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尤其值得重视：

1、为考察《新疆图志》各分志的编纂过程和作者情况提供了新材料。

《新疆图志》成于众人之手，参与其事者达70余人。由于书中没有注明各分志的作者，后人只能根据王树枏、钟镛、宋伯鲁等人的自述或刊行的单行本来考定各志的作者，但这些资料有的相互矛盾，如《新疆图志·交涉志》的单行本《西畺交涉志要》一题钟镛撰，一题吴棣棻撰，作者到底为谁，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稿本《新疆图志》为考察分志作者提供了很多信息。如稿本《祀典志》题“分纂委员陈阜钧呈稿”，可知此稿应为陈阜钧所撰，而魏长洪、高健《〈新疆图志〉各分志作者摭拾》认为《祀典志》为魏承耀所作。魏先生没有说明其依据，可能来自采访资料。陈阜钧、魏承耀二人均为《新疆图志》分纂，《祀典志》可能出自二人之手，但稿件究竟如何纂成，是二人分工撰写，还是魏承耀在陈阜钧稿件的基础上做了修订，仍需要深入探讨。但稿本《祀典志》的出现，对确定其作者是有参考价值的。再如《新疆图志·物候志》，一般认为是王树枏所撰，笔者通过考察稿本《物候志》和《新疆全省物候表》，认为定本《新疆图志·物候志》是王树枏在张应选《新疆全省物候表》的基础上撰成的。

2、为了解《新疆图志》的纂修过程提供了重要信息。

关于《新疆图志》的纂修过程，资料较少，无人做系统梳理，多数研究者涉及此问题时语焉不详。而了解这一过程，不仅可以作为我们利用《新疆图志》的重要参考，也为清末新疆的文化活动提供很好的参照。稿本《新疆图志》为我们提供了以下信息：

第一，新疆通志局为修志印制了统一的“新疆通志”稿纸，作为撰写稿件、抄录资料的专用纸。这一信息笔者还没有发现其他资料记载。印制修志专用稿纸，用来抄录资料、撰写稿件，既可以规范《新疆图志》纂修工作，也说明王树枏等人对修志的重视。这也是纂修工作的一个环节，对研究《新疆图志》的编纂有一定价值。

第二，新疆通志局为了纂修《新疆图志》，曾征集资料，编纂资料汇编。王树枏在纂修《新疆图志》之前，已参与过《畿辅通志》等方志的编修，积累了一定的修志经验，宋伯鲁、王学曾也修过地方志，他们应该深知征集资料、编制资料汇编在修志中的作用。《分界条约》、《沿边事迹考》是资料汇编，《沿边事迹考》内有很多眉批、圈点、贴签，说明这些资料经过多人修订。《祀典志》内有贴签“镇西、绥来、婼羌、叶城覆文均未到，莎车庙坛方向道里待查”，这说明新疆通志局曾向新疆各地征集过资料，可能如纂修乡土志时的做法一样，拟好条目，让各地如实填写，最后汇集成册，供修志参考。

第三，为考察《新疆图志》稿件的修订过程提供了依据。《新疆图志》稿件的撰写较为复杂，正如凡例所说：“是书分类较繁，则分纂诸家甚众，而服官于此者复居多数。有初稿甫定，即行奉檄他出者；有甫成半稿，经后贤接续者；有一志数门分员编纂者，虽经诸总纂所酌易，亦各随其识，略删润之。”王树枏追述纂修经过时说：“《新疆图志》开局以来，余自撰成《国界志》八卷、《山脉志》六卷、《兵事志》二卷、《访古录》二卷、《新疆小正》二卷、《礼俗志》一卷、《道路志》四卷、《土壤表》一卷。其《建置志》则余仿汉地理志创撰一卷，而属同年宋子顿伯鲁照式续成之。《实业志》则余创撰森林、渔业二门，属门人钟镛笙叔续成，又经余一一改定润色，始成定本。”钟镛论及此事时也说：“他若宋先生作《建置志》若干卷，余为补譔一叙，故有序无书；郭先生作《职官表》若干卷，余为补譔十三序，故有序无表；裴先生作《水道志》，仅成于阗河、叶尔羌河一卷，旋诏赦入关，余为续成之。”由此可知，《新疆图志》由草稿到定稿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祀典志》小序与《新疆图志·祀典志》略有不同，后者在文笔上较为顺畅，而在内容上失去了一些有用信息，正文则完全不同，详见前述。《实业志》序言和所存正文与《新疆图志·实业志》差别较大。《新疆全省物候表》与《新疆图志·物候志》序言相同，内容相差不大，只是在叙述上略有不同，而正文体例二者完全不同。将稿本与定本仔细比勘，参以王树枏、钟镛、宋伯鲁等人的追忆，结合字体、文笔、章法，可以勾勒出某些分志稿件的撰写脉络。

第四，反映了《新疆图志》初稿与定本在体例与内容方面的变化。《新疆图志》定本有29个分志，舆图与文字并重，内容十分丰富，体例也较为严谨。但仔细研读，发现有些分志内容与体例略有不符，如《祀典志》序云“爰志祀典，并表坛庙，后之官斯土者备览观焉。”《新疆图志·祀典志》卷一为“文庙典礼”，卷二为“秩祀祝文”，通志局本有部分坛庙表，东方学会本全部删去，可知撰者最初的意图有坛庙表。后来删去，不但有悖于体例，也失掉了很多有价值的内容。笔者推测，《新疆图志》最初的设想应有很多表格，后来或删去，或把表格改为文字叙述，如《交涉志》单行本有“俄领事馆员暨附属营表”、“俄商贸易岁计表”和“各属教堂调查表”，而定本把表格改为文字叙述。王树枏自述撰有《土壤表》一卷，《新疆图志·土壤志》序云“今取周官土会土宜之法，分晰（析）列表，为今之有守土责者察焉”，可知《土壤志》最初也有表格，后来只以文字叙述，没有采用表格。此外，稿本《新疆通志》有《物产志》，定本无。这说明《物产志》最初也为《新疆图志》诸志之一，后来删去。从所存《物产志》来看，不用“新疆通志”稿纸，内容多为征引古书资料，十分繁琐。《新疆图志》中有因内容变化而更改分志名称的，如《新疆图志·道路志》初稿为钟镛所撰，后收入其《新疆志稿》中，题为《新疆邮传志》。可知此志最初名为《邮传志》，后来由于内容增多，更名为《道路志》。

3、稿本所保存的原始资料对了解清代新疆地方文化提供了稀见资料。

稿本《新疆通志》有些内容为其他文献所无，有些内容比《新疆图志》丰富，对研究新疆历史文化颇有价值。如《祀典志·坛庙表》把新疆各地的庙宇、祠堂汇为一表，略述其兴废沿革和地理位置。这些坛庙既是普通民众特殊的活动场所，也是地方基层政权宣扬社会主流思想、培育民众文化认同、控制社会中下层群众精神活动的重要地方。《祀典志》保存的这些珍贵资料，对我们研究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思想及治理措施，中原文化在新疆的传播及与新疆本地文化的冲突、融合，普通民众的信仰及文化认同，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综上所述，中科院图书馆所藏稿本是《新疆图志》传世稿本中的一部分，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稿本还会陆续面世，如南京图书馆所藏《沟渠志》，据笔者初步研究，应该是《新疆图志·沟渠志》的稿本。由于《新疆图志》出于众人之手，有些作者如宋伯鲁、钟镛、朱清华等，均携带所撰稿件入关，而寓居西安、北京、沈阳等地。他们所撰的稿本，现在可能藏于某些图书馆或藏书家中。这些稿本的发现，都将如上中科院图书馆稿本一样，对我们研究《新疆图志》的成书过程，提供十分重要的资料。

附记：本文系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新疆稀见史料调查与研究”（项目编号：11&ZD095）成果之一。

（本文已刊《西域文史》第六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315-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