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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中国金融应该成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金融。以人为本是中国金融的核心，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以人为本的中国金融的基本要求。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金融应该在已有发展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完善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中国金融内部与外部的全面协调，并进一步完善中国金融的运行机制，以达到预期的经济发展目标。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 金融机制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金融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深化指明了方向。中国金融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紧紧把握以人为本的核心，在现有成就基础上，通过中国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中国金融内部与外部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金融的大好局面，从而保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
中国金融应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金融
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我国金融界对中国金融怎样实践科学发展观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把以人为本的金融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金融作为整体进行研究还不多见。本文力图将三者结合起来，研究中国金融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的金融。以人为本是中国金融内在的本质要求。中国金融要实现以人为本，最根本的是对人的尊重。从现阶段来说，对人的尊重首先要克服中国金融存在的相当严重的“金融排斥”现象。所谓“金融排斥”就是需要借助于金融的支持谋求发展的落后地区、弱势群体和急需发展的行业，因为不能满足金融行业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而被排斥于金融服务之外的现象。贷款歧视就是金融排斥最明显的表现。
中国金融贯彻以人为本的必要前提是实现金融自由。金融自由包括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自由两个方面，即金融机构自主经营的自由(金融供给的自由)和客户选择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自由(金融需求的自由)。尊重金融供给的自由实质上就是尊重金融法人主体自主提供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及其自主定价权的独立性;尊重金融需求的自由实质上就是尊重金融客户对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自主选择权。只有有了前者的自由，后者的自由才能最终实现，因为满足金融消费者的需求是以人为本的金融的最终目标。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需求创造供给，供给引导需求。但在中国金融领域，金融供给占据着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垄断地位。广大金融消费者对金融的认知程度不高，对自身的金融权益保护严重不足，对金融资源的地域分布严重不均衡也无可奈何。因此，金融需求自由处于弱势地位。然而，也必须看到，处于强势地位的金融供给自由由于管制过多、竞争过度、创新滞后而不足。要实现金融供给和需求的自由就要正确处理政府管制与金融自由、金融竞争与金融创新、金融资源地区配置的均衡与失衡等关系。
全面协调发展的金融。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是实现“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之一。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非均衡状况，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东中西部地区、城市与农村的协调，促进投资与消费、供给与需求、内外经济的协调。只有经济全面协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才有可靠的经济基础，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文化各种需要才能得到满足，以人为本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的金融，也应该贯彻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的精神。中国金融应该通过自己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通过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通过金融经济内部各子系统的协调，通过货币政策中的货币数量政策与货币价格政策(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实现金融经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实现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的协调，最终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
当前全面协调的金融的首要任务是促进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按照马克思的“生产的国际关系”、“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和“两大部类”等理论，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对外失衡有其必然性，因为，中国经济的对外失衡是中国经济对内失衡的表现或反映。要解决中国经济的对外失衡必须从这个必然性中寻找，从解决经济的对内失衡着手。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强势的是投资，其次是出口，最后才是消费。这是一种“跛脚”的经济发展方式。当务之急是提振消费，降低国内储蓄。增加居民个人名义收入(包括减少税收负担)对扩大消费有积极作用。增加城乡居民真实的(即扣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可支配收入，才是扩大个人消费更重要的途径，即既要增加城乡居民的名义收入，更要使名义收入与通货膨胀率挂钩。中国要真正扩大内需，必须从提高城乡居民的真实可支配收入着手。
这里要澄清一种观点：用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升值来纠正中国经济的对外失衡，这种观点是没有科学根据的。首先，汇率的基础是货币的价值，但在当今纯粹纸币制度下，纸币的价值是无法确定的。一再对人民币施压的美国人也是同意这一观点的。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万无一失地给某种货币定值;衡量一种货币的公平价值是非常困难的;没有可靠或精确的方法估计一国货币的确切汇率。其次，为了解决人民币汇率是否低估、低估了多少的问题，人们提出了很多评估方法，设置了许多数学模型，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英国《经济学家》杂志采用了3种方法(购买力平价理论、货币的公平价值理论和基本要素均衡汇率模型)对人民币汇率进行评估，可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几乎不可能确定某种货币何时处于错位状态，更不要说确定错位的程度了。它甚至认为，即便贸易顺差需要中国对人民币汇率作出重大调整，但内部平衡原则可能也会要求中国调低而不是调高汇率。①
党的十六大提出“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之后，国内对虚拟经济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然而，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与蔓延引发了人们对虚拟经济作用的重新思考，对虚拟经济极大地脱离实体经济所带来的危害产生了警觉。我国金融的协调发展必须关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如果过度关注虚拟经济，可能会引发经济出现虚拟化现象。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没有虚拟经济的提法，只有虚拟资本的概念。但马克思对虚拟资本性质与特征的分析完全适用于对虚拟经济的分析。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虚拟资本是由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构成的与现实资本不同的一种资本形态。它是在借贷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包括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可以作为商品买卖，可以作为资本增值，但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它代表的实际资本已经投入生产领域或消费过程，而其自身却作为可以买卖的资产滞留在市场上。虚拟经济就是从具有信用关系的虚拟资本衍生出来的，并随着信用经济的高度发展而发展。它们是货币资本，是一种“以钱生钱”的生息资本。虚拟资本中有价证券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②它们的资本价值“也纯粹是幻想的”。③总之，它们的价值、价格、收入都是“虚拟”的、“假定”的、“假想”的、“幻想”的。虚拟资本的性质决定了它的高流动性、高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的特点。虚拟经济是虚拟资本“量”的积累引起的“质”的飞跃。它把虚拟资本的四个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应该看到，虚拟经济来源于实体经济，就应该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如果虚拟经济一味只追求自己的发展，甚至创造出各种脱离实体经济需要的“金融创新”产品，那么，虚拟经济可能“泡沫化”。泡沫的膨胀是危机的开始，而泡沫的破灭则是危机的到来。总之，我国应该健康地发展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应该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己任。
可持续发展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是指经济发展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必须为后代人的生存发展留出和创造巨大的发展空间，使人类具有长期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和能力。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金融可持续发展。金融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我国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是金融创新和金融安全。
第一，金融创新是我国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只有这样，我国金融才能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对于什么是金融创新，现在还没有一个为大家一致接受的定义。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定义金融创新：或引用熊彼特的说法把金融创新定义为新生产函数，或把金融创新定义为金融要素或金融领域内部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包括金融产品、金融市场、金融制度、金融业务、金融机构)，或把金融创新定义为金融工具特性的重新组合(包括收益、价格风险、信用风险、国家风险、流动性、可买卖性、定价惯例、数量大小和期限长短，等等)，或从金融创新目的(金融机构和金融管理当局出于对微观利益和宏观效益)的角度定义金融创新。综合以上定义，我们把金融创新定义为：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在金融新生产函数基础上对金融要素进行重新组合，从而创造出新的金融产品(新金融工具或新金融服务)。金融创新是一柄双刃剑。金融创新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风险并获取盈利，但与此同时，金融创新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这是因为，金融创新是在原生性金融产品基础上推出金融衍生产品。原生性金融产品本身就存在着风险，在此基础上推出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就必然包含着原生性金融产品的风险;在金融市场上，金融衍生产品是交易的对象，它们的价格或收益会因各种原因而波动，例如供求关系、利率、汇率等的变动，因而它们本身又产生着新的风险;再加上出于利润最大化的需要，在已有衍生金融产品的基础上又不断推出衍生金融产品，从而使衍生金融产品离实体经济愈来愈远，而成为纯粹的投机工具，这样更把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推向极致。因此，中国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是在金融创新过程中克服与防范金融风险。
第二，金融安全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化背景下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只有这样，我国金融才能具备强大的抵抗金融风险、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金融安全的基本涵义是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它应该具备以下四方面的特点：一是政府对国家金融主权的掌握，包括国家独立制定金融政策的权力和有效地控制金融资源的能力;二是社会单位，包括个人、企业能够保持对经济数据的信心，对经济发展和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的信心;三是货币币值保持相对稳定，或者处于政府可以调控的范围内，不会受到国际资本的冲击而出现大规模资本外逃导致货币迅速贬值，或大规模资本流入导致货币迅速升值，从而使国际国内失去对该种货币稳定的信心;四是间接融资市场借贷的持续进行，以支持经济活动发展的需要。直接融资市场债券正常的发行、承销和发售。股票市场正常交易，没有出现脱离经济数据表现的持续异常下跌或者上涨。与金融安全紧密联系的另一个概念是金融稳定。我们认为，金融稳定侧重于金融的稳定发展，不发生较大的金融动荡，强调静态的概念。而金融安全侧重于强调一种动态的金融发展态势，包括对经济体制、金融结构、货币政策机制等调整变化的动态适应。
为了保证中国金融安全，应该构筑金融安全的三大支柱：掌握金融主权是国家金融安全的根本保障;稳健的银行体系是国家金融安全的坚实基础;谨慎灵活的外汇储备管理和适当的资本管制是国家金融安全必不可少的手段;应该基于“免疫系统观”建立一种自我免疫与外部管制彼此融合、相互促进的新的金融安全网;在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的进程中，国有银行的国有控股对中国的金融安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金融安全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金融全球化使我国金融面临的风险因素增多、金融安全的可控性减弱、金融风险的传染性急剧增强。而我国的金融业整体竞争力较弱、金融市场发育不充分、金融制度和金融监管的漏洞等使我国金融易暴露在全球金融危机之中，对我国金融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为保证金融创新顺利进行，使金融安全得以实现，金融监管必不可少。美国次贷危机表明，如果金融创新成为金融资本追逐利润的手段，而金融监管不到位，或听之任之时，金融风险就不可能得到有效控制;当金融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金融危机也就不可避免，也就谈不上金融安全，金融也就不可能持续发展，从而以人为本的金融也就成了空谈。当然，金融监管也有一个被监管的问题，也就是说，金融监管也要以适度有效的制衡为前提。
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进一步完善金融运行机制
要实践科学发展观，真正成为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金融，必须在我国金融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金融运行机制。这是深化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
在经济学文献和日常生活中，体制、制度、机制是经常出现的三个概念。所谓体制是经济机体各构成要素(机构、职能部门)为了共同目的(目标)而按一定的组织层次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有机体(整体)。如果把这个有机体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那么，各构成要素就是它的子系统。所谓制度则是整个经济机体及其各构成要素运行或发挥功能的规则、规范、政策，即共同的行为准则。所谓机制，是指经济机体(系统)各构成要素(子系统)之间，以及各构成要素(子系统)内部的各子要素(第二、第三等层次的子系统)之间发生关系(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方式。因此，人们又常常将经济机制称为经济运行机制。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一个经济体的体制、制度、机制的关系是：第一，从外在向内在逐渐发展的关系，即体制是外在的;制度是外在的，但已有内在的“成分”;机制是内在的。这是符合“现象与本质”的哲学原理的。第二，从“实”向“虚”逐渐变化的关系，即体制为“实”;制度兼有“实”与“虚”的特征;机制为“虚”。这是符合系统论的一实一虚“二象对偶”原理的。
中国金融机制可从金融体制和货币运行两个角度进行完善。
第一，从金融体制角度完善。我国的金融体制是由中央银行和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构成。为了规范中央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的行为，还进行了金融制度建设，制定了有关法律、规定、条例和政策。这是研究完善我国金融运行机制的出发点。从金融体制角度，完善中国金融机制，应进一步提高金融的能量供给系统和指挥系统——中央银行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传导系统和新陈代谢系统——金融市场的作用，进一步整合中国金融的管理系统，将“一行三会”变为“一行一部”(中央银行+金融监管部)的模式。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货币是经济的第一推动力。中央银行以提供经济所需货币为主要任务。它是整个经济，也是整个金融系统的能量供给系统，应该处于能量供给层次的上层。中央银行通过对基础货币的投放和回笼，控制着货币供给量，影响着信贷总规模，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因此，中央银行应该处于整个金融系统空间层次的上层。中央银行之外的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虽然也通过自己的运行为经济提供能量(例如贷款)，但它们处于能量供给层次的下层。同时，中央银行以币值稳定为己任，因此，它是整个金融体系的指挥系统。中央银行之外的所有金融机构都应该通过自己的工作与中央银行稳定币值的目标保持“理性的一致”，这既是国家利益之所在，也是所有金融机构利益之所在。强化金融机制能量供给系统和指挥系统地位的关键是要进一步强化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这包括货币政策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独立性两个方面。如果中央银行不能保证足够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就会受到各种形式的干扰，币值的稳定就不可能实现，从而宏观经济环境稳定的目标也就难以达到，其结果必然是中国经济或者承受高通货膨胀压力，或者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
这里所说的传导系统和新陈代谢系统主要是指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既发挥着广义借贷资本(或称生息资本、虚拟资本)数量余缺的调剂功能，也发挥着发现(以各种金融工具为载体的)广义借贷资本的价格(可贷资本的利率、外汇的汇率、各种金融工具价格)的功能。通过价格的发现向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传递国家宏观经济信息，传递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信息和金融市场资本数量信息。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在数量信号和价格信号中，金融市场的主要功能应该是通过资本的价格引导实体经济资源和虚拟资本的合理配置。金融市场通过金融资本数量信号和价格信号的传递，实现优胜劣汰的新陈代谢。然而，由于各种经济、政治原因，我国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还很弱，不仅起不到引导经济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也起不到使金融市场参与者优胜劣汰的新陈代谢作用。我国股票市场中一些应该退出市场的股票没能退出就是一个证明。
当前，中国金融管理系统(监管机构)是由“一行三会”构成的，即中央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既然中央银行处于整个金融系统空间层次和能量供给层次的上层，“一行三会”的关系就不应该是平起平坐，“一行”应该担负起整合和协调监管力量的责任。而现实中它们的关系并不完全如此。这种“群龙治水”的金融监管或者带来监管的重叠，或者带来监管的虚置。为了整合金融监管的力量，我国应该仿效一些国家或地区，变“一行三会”的多边监管模式为“一行一部”(中央银行+金融监管部)的监管模式。
第二，从货币运行角度完善。从货币运行角度，中国金融机制的完善表现为要保证货币的正常循环：增强货币的主动供给(中央银行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发行的基础货币)、控制货币的被动供给(中央银行通过外汇占款发行的基础货币)和控制货币的“熵”(不做功的货币)的增加。
在货币经济时代，正常的货币循环是经济健康运行的关键。其一，当代经济是货币经济。生产要素、物质产品和金融产品都是货币(价值)的转化或凝结。正是因为这种货币化现象使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物的价值都用货币来衡量，经济的货币化现象也成为人类社会配置资源、推动整个社会经济机器运行的巨大力量。其二，货币是经济的第一推动力。货币是经济体的“血液”。货币周而复始的正常循环是整个经济体充满“生命”活力的关键。如果货币运动的调节失控，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对经济、金融都会带来不利影响。所谓“货币运动调节的失控”既包括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失控，也包括商业银行信贷供给的失控。因此，要使货币正常循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都负有责任。
要实现货币的正常循环必须增强货币的主动供给、控制货币的被动供给。所谓货币的主动供给是指中央银行根据经济状况而发行的基础货币。所谓货币的被动供给是指中央银行通过外汇占款发行的基础货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主动供给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即中央银行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货币供给量，也可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和其他手段对市场上的货币状况进行调控。之所以加上“一定程度”的限定词是因为还有一些不可控的要素影响着货币的发行。被动的货币供给来自于外汇占款。在我国现行外汇管理制度下，外汇占款基本上是中央银行无法控制的。要减少被动的货币供给除了要彻底实行意愿性结售汇制而外，更要真正实现“藏汇于民”。当然，要真正实现“藏汇于民”有赖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更多的外汇避险工具的开发。
要实现货币的正常循环，必须控制货币的“熵”的增加。“熵”是物理学的一个概念。它是不能再转化为做功的能量总和的测定单位。或者简单地说，“熵”是指做功的能量变成不再做功的无用能量。熵的增加就意味着有效能量的减少，不做功能量的增加。无效状态的能量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污染。这里借用“熵”这个概念就是想说明，货币的“熵”就是指推动经济发展的货币变成了不再推动经济发展的货币。马克思从商品流通的不同形式将货币分为“货币的货币”和“资本的货币”。前者是“为买而卖”的货币，即在商品流通中发生作用的货币，W—G—W。货币的这种运动一般是在消费领域。后者是“为卖而买”的货币，即资本运动中发生作用的货币，G—W—(G+△G)。货币的这种运动一般是在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领域。但我们如果不考虑W，“资本的货币”的纯粹形式就是G—(G+△G)，即生息资本或虚拟资本。货币的这种运动一般是在金融市场进行的。如果这样，那么，货币的“熵”的增加，则是指作为“货币的货币”不再推动消费。例如，我国城乡居民大量的储蓄，作为“资本的货币”不再推动投资。再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投入金融市场的部分资金处于“沉寂”状态，等等。在货币供给一定的情况下，货币的“熵”的增加就是做功的货币减少、不做功的货币增加。很显然这对经济、金融发展很不利。要减少或控制货币的“熵”的增加，应该推动经济向内需型经济转变，减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
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从经济总量看，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呈现出“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局面。“三不”严重地影响到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走科学发展的道路才尤为重要。中国金融要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以马克思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两大部类”、虚拟资本和汇率理论为指导，分析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可能性、必然性，寻找解决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对策，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中国金融应该通过为广大群众提供多样化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开辟多种投融资渠道、保护他们的投资收益和合法金融收入，以体现人民利益至上。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当前全面协调的金融的首要任务是促进中国经济的内外同时均衡。金融要实现以人为本和促进经济科学发展，金融本身必须科学发展。金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金融创新、保证是金融安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以人为本的中国金融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07&ZD014)
注释
1 “具有误导性的错位”，《经济学家》，2007年6月23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7年6月29日，第4版。
2 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30、529页。
【作者简介】
何泽荣，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导，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以人为本的中国金融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负责人。
研究方向：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等。
主要著作：《入世与中国金融国际化研究》等。
徐艳，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金融理论与实务。
主要著作：《伦理与金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