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当代社会发展的新变化

全球化的出现，不仅深刻改变着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而且对各个国家、民族的社会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如果说，以往的社会发展尽管也受到国外环境的影响，但其基本上还是在国家、民族范围内谋划和推进的。而在全球化条件下，这种发展格局大为改变，一个国家、民族的社会发展已经不再是孤立的事情，而是被深深钳入到全球的版图之中，由此形成了社会发展新的变形。因此，今天讨论社会发展，必须关注全球化这一时代特征，必须注意全球化条件下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只有对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发展有一个准确的“把脉”，才能在具体的发展上正确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才能使研究“有的放矢”；只有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前沿和制高点，把握当代社会发展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趋势，才能清楚地观察和判断发展的格局，寻求本国的发展出路。有鉴于此，加强全球化条件下社会发展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对于我们顺利推进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全球化的多重“角色”

虽然全球化早在16世纪就已初露端倪，后随工业革命的推进呈现出加快发展的势头，但真正意义或典型意义上的全球化则是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形成的。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以致形成了从经济到政治、文化等全方位的沟通和融合，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对于这样的全球化，人们的看法固然不同，但它毕竟是一种无可置疑的客观事实。诚如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所说：“人们既可以否定、攻击全球化，也可以为它欢呼，但是人们无论如何评价全球化，涉及的都是这样一种强势理论：以领土来界定的社会领域的时代形象，曾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各个方面吸引并鼓舞了政治、社会和科学的想象力。如今这种时代形象正在走向解体。伴随全球资本主义的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的全球化过程，它导致人们熟悉的自我形象和世界图景所依据的领土社会化和文化知识的制度原则瓦解。”既然全球化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和历史发展的潮流，那就必然会对各个国家的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冲击。具体来说，全球化在各个国家的实际发展过程中主要扮演着这样一些“角色”：

一是作为时代背景的全球化。对于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尽管可以作出不同角度的概括，但全球化无论如何是当今时代的一大显著特征。可以说，全球化“划”了一个时代。全球化将每一个国家都牢牢地编织在世界体系之网上，以致每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全球化寻求独立的发展。就此而言，全球化既是各个国家发展的大背景，又是其发展的重要参照系。当然，由于各国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进入全球化过程的时间不同，在全球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结果和所遇到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同样是全球化的背景，对一些国家的发展是有利的，而对另一些国家的发展则不利。但不管是利还是弊，只要是想谋求发展，就不可能离开全球化，问题只在于如何参与全球化，如何推进自己的发展。

二是作为社会发展内在要素的全球化。全球化不仅是各个国家发展的时代背景，而且是其发展的内在要素。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在大系统和小系统（或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之中，大系统可以看作是小系统的外部环境，然而大系统质的规定性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小系统质的规定性。如果将全球化同其中任一国家的关系看作是大系统与小系统的关系，那么，这一国家的发展显然带有全球化的规定性。事实上，在全球化条件下，社会发展中任何一个重要问题的产生和提出，都不完全是孤立的，而是程度不同地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因此，全球化对于各个国家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影响，而是成为一种“内生变量”。

三是作为发展工具、手段的全球化。全球化常常是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众多国家之所以积极参与全球化，目的是为了加速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就此而言，全球化是被当作发展的工具和手段来运用的。全球化之所以成为这样的工具和手段，就在于它能为各个国家创造巨大的发展空间，搭建广阔的发展平台，提供较多的发展机会，形成统一化的发展机制等。所以，现代化必须借助全球化，离开全球化,不可能有现代化。迄今为止，还没有见到哪一个国家是关起门来迈向世界现代化行列的。各国竞相加速现代化的结果，又必然会大大扩展世界性的交往与联系，推动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与现代化就是在这样的互动中向前推进的。

四是作为发展“问题”的全球化。在社会发展视域中，全球化不仅是作为发展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出现的，而且是作为“全球问题”出现的，全球化由此成了“全球问题研究”的同义语。伴随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所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但也毋庸讳言，全球化在带来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如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形成的劳资冲突、南北差距、贫富悬殊问题，以及近年来人们谈论较多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石油问题、贸易问题、气候问题、发展风险问题等。这些“全球问题”的出现，不仅影响着全球化本身的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各个国家的正常发展。对于这些关涉人类命运和人类利益的“全球问题”，其解决绝不可能仅靠一个国家、地区，而是需要全球性的共同努力。因此，如何加强合作以解决全球问题，这是每个国家发展必须面对的新课题，也是发展中必须解决的新问题。

总的说来，全球化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是多样的，所提出的问题也是尖锐复杂的，以致研究发展不能无视全球化。这种情况的出现，客观上要求确立一种全球化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在考察社会发展问题时，不能仅仅从一个国家、民族的角度来考虑，必须同时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善于用全球化的视野来审视民族性的问题，以期达到对问题的全面理解和把握。因此，今天研究中国的发展，应当确立这样的全球视野或全球向度。

二、全球化对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

与以往社会相比，全球化的出现使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变形，以致形成了新的发展图式。在这种发展图式中，各种关系得到了程度不同的调整，各种因素得到了重新组合，具体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机制都同以前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宏观上来看，全球化对于社会发展主要是在这样一些基本关系上引起了深刻变化：

1、发展的内外因关系。全球化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既作为外部环境，又作为内在因素，事实上就提出了发展的内外因关系问题。谈到社会发展，人们习惯于将世界局势与本国实际看作外因与内因的关系。一般来说，这样的理解在原则上没有错，但要结合现在出现的新情况深究起来，似乎还有进一步说明的必要。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在一个国家尚未真正进入世界历史之前，它与世界的关系是游离性的，因而其本国实际与周围的国际环境，是典型的内外因关系。但是，自从世界历史开创以来，特别是该国进入世界历史即加入全球化以来，由于它与世界的关系已由原来的游离关系变为整体与部分或“有机体”与“器官”的关系，因而不能把当时所处的全球化简单地看作是这一国家发展的外因，而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发展内因的重要因素。这决不是要来抹杀发展内外因之间的原则界限，也不是要完全否定全球化的外因作用，而是旨在强调，对于发展内外因关系应当有一个新的认识。也就是说，在全球化条件下，内外因的界限与关系只有相对的意义，不可作绝对化的理解。因此，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国情”，必须有全球意识。首先应当承认，讲国情绝对不能离开本国实际，因为不管全球化程度多么高，它总不能离开和最终取代各个国家的发展现实。但是，同样应当承认，不能完全撇开全球化发展大潮来单独谈论国情，因为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是紧密，“世情”就越是成为“国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在全球化条件下，各种内外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其关系也是相互作用的。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每一国家的内部事务与外部事务既相互制约，又彼此促进。如一个国家在发展中对国际事务的处理，总是紧密结合内部事务进行的。一方面，它要服从于国内发展的需要，能够适应国内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它也要求国内事务与之相配合，能够符合国际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准则。例如，任何一个国家每参加一个国际组织和条约，都要全面地权衡对国家的发展和国家利益的利弊得失；一旦加入，就必须承担国际义务，对有关的政策、规定和活动方式加以调整，保证各种有关活动都能按照国际规则行事，同时充分利用国际组织、条约、规则所带来的每一点权利和机遇，促进国内的发展，争取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益。在此情况下，对于全球化的各种因素必须予以应有的重视，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发展的“外部条件”，应当看到它的实质性作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性”作用。

2、发展的时空关系。社会时空不同于自然时空，它是人类活动创造的产物。在传统社会，社会的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稳定的，社会基本上是在特定的空间中按照一定的速率发展延续，因而人们感觉不到时空的变化，以致可以忽略不计。而在全球化时代，社会的时空关系则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化大大改变了社会发展原有的时空结构，使时间和空间在其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重大变革。就空间来说，全球化一方面打破了民族的和地方的限制，使得各个国家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又随着信息技术、电子媒介的发展，使得人们置身于 “地球村”中感受不到“空间”的存在，因而空间似乎越来越小。就时间来说，全球化一方面因交通、交流的便利使发展的时间大大缩短，另一方面又会随着全球空间关系的重组而使发展时间延长，即拥有更充裕的时间来推进本国的发展。时间和空间的这些变化，可以说是全球化发展的一个显著效应。

对于全球化进程中的时空特征，当代西方学者都给予了特别关注，尤其是对空间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当代美国学者哈维用“时空压缩”来描述全球化进程中的时空变化，英国经济学家斯图尔特用“超地域化”（或“去地域化”）来反映全球化条件下社会空间性质的重大改变，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则用“流动空间”来概括新的空间特性，等等。尽管不同的学者对空间与时间有不同的描述，但他们确实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今天社会时空的变化。

在全球化进程中，不仅时空的存在方式和运动形式发生了变化，而且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也有了重大改变。马克思曾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为例，认为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及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这就是说，时间的缩短就意味着空间的扩大，时间可以转化为空间。实际上，不仅用时间可以消灭空间，而且也可以用空间去消灭时间。世界市场的扩大、网络空间的形成以及社会活动领域的开放，可以促进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交往与交流，从而加快社会发展的步伐，缩短发展所需要的时间。此即为空间转化为时间。时间和空间就是这样在全球化进程中相互转化和相互促进的，这就是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时间化。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个国家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内在的差异性，时间与空间的组合又呈现为多重的复合。在同一个空间范围内可能出现多重的时间，而在同一时间内则可能出现多重的空间。如在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空间中，可能有属于不同历史时段的经济结构同时存在（如知识经济、传统工业经济、小农经济同时并存）；而在同一个发展时段内，又可能有多层化的经济发展空间，如由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以及不同市场（如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等形成的立体式的发展空间。多重的经济与社会时空的存在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它可能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增加社会对经济结构变化带来的动荡的缓冲能力，如中国现在经济结构的多重时空特性使乡镇企业倒闭之后工人能够回乡务农，从而减轻城市及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而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本身也为不同的技术与规模水平的企业的生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这种多重时空也在撕裂着传统的社会结构，可能会形成巨大的社会经济压力以至政治上的波动，目前中国大量的农民工进城所带来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就反映了这一点。

3、发展的顺序性与跨越性关系。当一个国家限于“民族历史”发展范围时，其经济发展往往是按照经济自身的内在要求和成长阶段，循序渐进、一步步地发展起来的。而在进入“世界历史”之后，这种顺序性的发展格局则会被打破，有可能形成跨越式的发展。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这种跨越式发展不再仅仅是一种偶发的现象，而是日益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现象；相应地，这种跨越式发展也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经济发展规律之外的“特例”，而是合乎规律的社会现象，以致跨越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为什么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会打破发展的顺序性而实现跨越式发展呢？这主要是由全球化进程中所形成的“交往”决定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使科学技术与生产日益国际化，导致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受本国生产状况的制约，同时也受到全球科学技术和生产状况的直接影响。这种交互作用的结果，便有可能造成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独特道路，即有可能使某些国家利用世界先进技术的成果来实现经济发展个别阶段的跨越，从而绕过“重新开始”的阶段。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一些国家的超常发展屡见不鲜。

当然，对于“跨越”应有全面、准确的理解。跨越总是相对于具体国家而言的，而不是就世界整体来讲的。因为就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来说，它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无法跨越的。生产力作为一种既定的物质力量，人们只能继承、利用和改造它，而不能随意离开或跨越它。所以，从一国范围看表现为跨越，而从世界史或人类史来看则是未跨越。一国的跨越正是以世界已经经历过这一阶段为前提的。而且，这种跨越也不可能表现为对同时代世界生产力最先进水平的超越。就实际情况看，即使在交往比较发达的全球化时代，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可能轻易把核心的科学技术向其他国家转让出去，转移、交流的只不过是被它们认为是较为先进的但不会影响其国家利益和安全的科学技术，因而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又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制约，其实施是颇为艰难的。

4、虚拟与现实的关系。全球化时代又是一个网络化时代。互联网的发展大大拓展了人类活动的空间，使人类世界有形的、有限的空间向无形的、无限的虚拟空间延伸，因而网络社会又成为一个“虚拟世界”。其实，虚拟世界并不完全是虚拟的，它在形式上可能是虚拟的，而在实际内容上则是比较真实的。虽然由交往主体的缺场而形成的社会空间是一个只有信息流动的符号世界，人们因此而称之为虚拟世界，但形似虚拟的网络社会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却是真实的。因为参与互联网交流的主体可以不受更多的约束而真实地表达对社会生活的陈述和评价，可以在广阔的网络空间中展开信息交流、交换意见和看法，可以将平时隐匿的价值信念充分展示出来，这样便会将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能够真实地暴露出来。而且，通过互联网，也可以及时反映和了解社会生活的真实动向和发展趋向，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决策。

在全球化过程中，由网络社会构成的虚拟世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它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经济生活来看，电子商务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更为便捷、更为紧密，全球电脑网络可以使数万亿元的贸易、投资、国际金融业务在片刻之间完成，这无疑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高效、快速地运行。就政治生活来看，国际网络的崛起，最明显的特点是使权力结构的运行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改变了以往单纯的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方式，逐渐突出了自下而上的权力运行方式，从而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网络式权力运行方式。就文化生活来看，网络社会给文化生活增添了一种新形式，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它在推动文化交流、传播的同时，也使人们的心理活动、情感活动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表达，进而形成不同的生活观念和价值观念。总的来说，网络社会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深远的，它的兴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发展变迁，而是社会的整体性变迁，是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一次重新构造。

在现实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并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而是内在结合在一起的统一世界。一方面，现实的发展离不开虚拟的支撑。没有互联网，就没有全球化，就没有现代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和信息社会普遍发展的今天，离开了互联网，社会生活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虚拟又逐渐控制了现实。互联网的触角不仅涉及经济技术领域，而且伸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不仅挑战着国内传统的控制权威，而且冲击着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虚拟世界中信息传播速度之快、数量之大，使任何国家都难以对其进行预先的、有效的控制，因而难免受到虚拟世界不同程度的操纵，由此引发各种安全问题。

5、分化与融合的关系。人类社会历史在其社会生活领域内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古代社会基本上是属于未分化的社会；近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和分工的发展，社会开始出现了明显分化；而在全球化条件下，又开始出现了新的融合。这种融合明显地体现在社会发展中的“脱域”。“脱域”是由吉登斯提出来的。吉登斯把“脱域机制”作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他看来，所谓“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域出来’”。而在这种“脱域机制”中，货币起了了关键性的作用。正是货币使人们能够摆脱原有的血缘、地缘、等级制以及其他关系的束缚，可以发生跨越时-空的普遍的社会联系，从而建立起世界性、现代性的社会关系。货币、资本的作用不仅表现在社会关系的“脱域”，而且表现在地域的脱域和社会领域的脱域。货币、资本由其本性所决定，必然要摧毁一切影响其发展的地方的、民族的限制，由国内市场走向世界市场，以致使各个国家、民族在经济发展上失去原有的边界，由此形成地域的脱域。与此同时，货币、资本因其顺利实现价值增值、保证正常运行的需要，又必然要越出经济领域的“轨道”，冲向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对这些领域以至整个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渗透和控制。因为只有这样的渗透和控制，才能清除各种政治、文化障碍，保证货币、资本的畅通运行。各种脱域的结果，便是全球化的深化和发展。

融合固然是全球化过程的一大特征，但融合并不意味着消除了分裂或分化。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既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有分裂化的倾向。因为资本力量总是要以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渗透和控制为前提，以获取发展中国家生产的超额利润为目的，这就必然会产生贫富差距、全球分裂。而且，由于利益上很难协调一致，因而在全球一体化的同时，各个国家、民族和各个地方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强调。这种既融合又分裂的趋势，必然引发各个国家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等关系以及每个国家内部社会生活领域、社会结构的调整，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发展。

三、在全球化中寻求合理的发展

研究全球化条件下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目的是要使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更好地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新路。这就要求将视镜拉回到中国的现实，用全球化的观点来审视中国的社会发展。

从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和所面对的问题出发，中国要在全球化进程中寻求健康的发展，必须在这样一些原则问题上加以清醒的认识和合理的把握：

一是全球化的引导。全球化就其形成和发展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交往普遍发展的产物，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但是，肯定全球化的历史必然性，并非指认全球化纯粹是“自然”的，而非“人为”的。实际上，全球化现象的凸显，固然是经济技术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不能小觑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为”作用。就像有的学者所说，“现代全球化并不是进化而来的产物，事实上，它是为了一些特殊的目标而人为设计出来的。这个特殊的目标就是：使经济具有优先权，大公司的价值要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和实现。”而且，“现代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是有其出生地和出生日期的，它就出生在布雷顿森林、新汉普什尔、1944年”，是为了减轻“二战”带来的创伤、避免再一次的经济萧条而设计出来的。从实际发展情况来看，目前的全球化主要是由西方发达操纵和控制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左右的。因此，全球化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政治推动的产物。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没有政治决策就不会有自由贸易和全球化”。

既然全球化并不仅仅是由经济必然性决定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操纵的结果，那就说明全球化也是可控的。这就提出了全球化的合理引导问题。也就是说，面对全球化，不能任其盲目发展，不能一味地讲“顺应”或“适应”，而是应当积极参与，有所作为；通过参与和作为，积极影响全球化的发展，改变不合理的世界格局。如何作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善于灵活运用国际规则为我服务。国际规则是国际社会为稳定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促进共同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平等竞争等目标而建立的有约束性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目前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国际规则，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发达国家的利益，不少发展中国家总是在规则的制定上处于“缺席”的地位。由于国际规则由发达国家所主导，这就必然有利于发达国家将其自身的优势转化为国际市场上的利益，进而拉大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发展差距。然而，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完全可以利用国际规则来保护自己、发展自己。如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关于发展中国家条款、环保与技术标准、防范金融危机机制、反倾销机制等，都可以作为其保护性手段。此外，也可以借助于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二是发展自主性的确立。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实质上是一个追赶现代化的过程，每一个参与的国家都要通过不断的自我修正、自我更新，推动自身的社会改革和转型，调整自己的内外战略，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但是，也应当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阿拉伯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总体上是拒斥的，实践是被动的。这些国家更多看到的是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简单地把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归因于全球化，同时过于自信传统文化的应对能力，对借鉴外来发展经验表现消极，由此带来的全球化处境比较尴尬。可以说，这些国家基本上是处于一种“被全球化”的状态。这种封闭、消极的态度既不符合时代的潮流，也违背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最后是错失了发展机遇。

如何走出“被全球化”的困境？关键是要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坚持自主发展。这就是要确立发展的主体性，既不能让全球化牵着走，也不能让全球化被动地推着走，而是要在积极参与的过程中，坚持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合理抉择，也是在全球化条件下推进现代化的合理发展方式。因为现代性不可能离开主体性，全球性也不能替代自主性，失去主体性和自主性的发展，决不可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毋宁说是扭曲的发展。这方面的国际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走自己的路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并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

坚持自主发展，核心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发展道路，决不是从某种抽象的理想、原则出发的，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而确立的。实践表明，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只有诉诸社会主义方式才能得到有效解决。今天，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社会主义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随着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遭到了重创，资本主义似乎获得了全球性的胜利，所谓 “历史的终结”，就是由此而生。社会主义是否走到了尽头？这并不取决于主观意愿，也不取决于一两个事件，而是取决于社会主义自身的生命力和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就从全球化的现实发展来看，社会主义的存在有着不容否定的重要价值。全球化的发展，没有消除世界范围的贫富悬殊，反而使这一现象更为加剧；没有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各种矛盾得以缓解，反而日益突出（如“占领华尔街”等）；没有使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得以有效解决，反而使“全球问题”更加严重。所有这些，都凸显出社会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尽管它有过弯路和挫折，但如有的学者所说，“社会主义作为全球化进程不可分割的部分，曾经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今后仍然会在全球化中找到新的支点，并且会以其倡导的民主、平等、人道获得全球范围的认同”。当然，在认同社会主义价值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和把握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由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必须在同资本主义打交道中合理推进社会主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途径。

三是发展路径的选择。发展的结果总是有赖于发展的路径。全球化进程所形成的发展路径纷繁复杂，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正因如此，“路径依赖”成为发展研究引以关注的一个重要现象。“路径依赖”主要指现有的发展总是按照原有的方式和路线来推进，而原有的方式和路线是由其历史、文化、体制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即过去的选择决定了现在可能的选择。如果说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社会发展主要借助的是路径依赖，那么，在全球化条件下，路径依赖就很难说是一种正确抉择了。全球化的发展格局，必然要求路径转换。不打破原有的路径，完全沿用过去的发展方式，社会发展就会遇到重重障碍，不仅降低运行效率，丧失生机活力，而且无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因此，克服“路径依赖”是发展的客观要求。

对于我国的社会发展来说，重要的是做好这样一些路径选择：

首先是现代化基本路径的选择。按照学界的划分，世界现代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两次现代化：第一次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第二次是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或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转化。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是：到2007年，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指数为87％,在全球131个国家、地区中排名70位，属于工业化后期国家；同样是到2007年，中国的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为42％,世界排名63位，与同期美国的109％、日本的102％、德国的93％、法国的92％、英国的91％存在很大差距，属于第二次现代化初期发展国家。这两次现代化都未完成，都必须继续推进，问题是怎么推进。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发展决不能重走原初工业化的老路，即先走完第一步，再走第二步，而是要瞄准世界经济技术发展的前沿，直接吸纳和利用信息化时代的成果，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加速现代化的进程。这种“复合”的路径虽然行走艰难，但要赶上世界现代化的潮流，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必须进行这样的路径转换，否则渐行渐远。

其次是产业路径的选择。现代产业链是由投资、研发、制造和营销四大环节构成的。在这一产业链上，上游环节（如投资、研发）和下流环节（如营销）在价值链上创造出较高的附加值，而中间环节（如生产制造）则在价值链中创造出的是较低的附加值。在目前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中国主要处于低附加值的环节，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中国不少企业只能用廉价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和环境污染的代价来降低产品成本，获得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增长。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就会形成中国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即国际产业结构的格局规定着中国产业发展的路径：沿着低端制造业、低劳动力价格、高资源消耗与高环境污染的方向来增加产值和获取利润。如果沿着这样的路径来发展，只能使我国的产业更加依赖于国际产业链中的高端部门，而这种依赖又会进一步加深中国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形成恶性循环。因此，中国的产业发展以至经济发展必须走出资源扩张性增长的老路，实现从资源扩张型增长向技术创新型增长的转变。也只有这样的转变，才能逐渐摆脱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再次是体制路径的选择。纵观世界现代化进程，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是与社会转型紧密连在一起的，发展状况往往是体制因素的函数。中国历经30多年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为其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也应当看到，我国长期形成的传统体制因素还在顽强地、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如受自然经济和宗法关系的长期影响，我国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网”体制，常常导致经济的扭曲发展：利用关系网降低土地与原材料的价格；在企业改制中进行勾结以低价贱卖国有资产；利用关系网搞地方保护主义，制造市场割据；利用关系偷税漏税、操纵股价等。这种“关系网”的路径依赖造成对技术创新的冷落、土地和环境等公共资源的滥用以及不公平竞争的出现，最后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和国际竞争力的下降。所以，要使我国经济与社会得到又好又快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必须打破这种“关系网”路径，建立健全符合市场经济的各种体制，完善各种相关的法律与制度。

最后是文化路径的选择。社会发展离不开文化发展，而且本身就包含着文化发展。如何推进文化发展？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面向今天的时代，适应时代要求。全球化使各个国家的文化交往日益密切，以致使各个国家的文化发展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面对这样的文化态势，简单地沿袭传统文化之路，或者简单地重蹈西方文化之路，都不是文化发展的正确路径，合理的选择应当是立足民族、放眼世界，走出一条综合创新之路。所谓综合创新，就是要在积极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果，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文化融合和创新。这是全球化条件下推动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为此，在文化发展问题上，一方面要反对无视文化民族性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妄图以某种文化一统天下的文化霸权主义，另一方面又要反对拒斥文化世界性的狭隘民族主义。在其具体发展路径上，除了中外对接之外，还要注意古今转换。这就是不能固守传统文化，应当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这样的转换既是文化推陈出新的路径，也是走向现代世界文明的路径。

（本文发表于《高校理论战线》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