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公益教育的基本格局及其发展战略

在我们关于中国社会转型动力的逻辑框架模型中，公益教育与公益传媒、公益研究一起构成了公益文化这一整体单元。从位序层次上看，公益文化与公益政策环境处于整个公益事业体系的“上层”，对普通人在社区层面的公益参与圈，包括个体性和组织化的公益行动，及其外在支持系统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而作为公益文化的一个子要素，不同社会背景下公益教育的组织模式及实施也同样受其整体公益文化与体制的制约和型塑。本章将对当前我国公益体制下公益教育的发展现状及其基本格局做一概括性梳理。

一、概念界定与基本框架

“慈善事业和公益组织存在于不同的国度和历史时空，基于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世界各地以至同一地区不同时期民众对于慈善事业及公益教育的理解可能有着极大的差异”。 从词汇上的概念考察看，公益教育由“公益”和“教育”两部分构成。因此，公益教育首先是一种教育行动，但又是区别于其他教育活动的特定教育类型。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广义上泛指一切有目的地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现代教育学理论认为，教育包括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三大基本要素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种基本形式，这是公益教育与诸种教育活动相共通的内在意涵和结构。从外部比较的角度，公益教育之于其他教育类型的基本不同在于教育内容上的差异，即公益教育以现代公益价值、理念及其实践技术为其特定传授内容。因此，对公益教育最简明的定义可以是：旨在传播现代公益理念，为推动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而开展的教育活动。事实上，这在一定程度也可以成为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具有相对共通性的对公益教育的内涵性把握。在此，我们还需要注意区分对公益教育在另一面向上的解释，即将公益教育理解为公益性教育，强调教育的公益性。近十几年时间以来，中国教育类公益事业及其社会服务组织发展迅速，在整合民间教育资源、传播新的教育理念、推动教育社会公平、甚至影响国家教育体制等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获得公益界同行和整体社会的广泛认可。但是，教育类公益事业与本章所要着重论述的公益教育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范畴。

对当前我国公益教育发展状况及其基本格局的判断，可供参考的文献资料还非常缺乏。2011年4月，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发布《中国公益教育发展现状与展望报告》，首次对我国公益教育发展的基本状况进行总结，其中两个专章以各自独特的研究视角系统梳理了国内公益专业教育和公益公众教育现状，另有两个章节分别对国内公益研究和公益教育的国际经验进行了整理和介绍。根据该报告对目前国内公益教育的类型学划分，公益教育包括专业教育、公众教育和公益研究三个部分，其中，专业教育又包括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公众教育则分为精英教育和非精英教育。我们认为，以上类型化方法在分类标准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比如专业教育与公众教育的划分依据的是公益教育目的（前者旨在培养公益人才，后者旨在倡导公益理念），而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区分依据则是教育的学术性质，此外还包括教育实施的主体、甚至社会分层指标等分类标准在内。为了避免上述问题，本文拟以教育三大要素之一“教育对象”为公益教育的分类依据，将当前我国公益教育的基本格局划分为职业教育、专业教育和公众教育三种类型。其中，公益职业教育针对公益行业的实际从业者，公益专业教育指向高校接受训练的在校学生群体，而公益公众教育面向的则是普通社会大众。事实上，职业教育、专业教育和公众教育也构成了西方公益教育的三大基本面向。 因此，可以说当前中国公益教育已经具备了类似于西方的基本教育模块，至少是已见雏形。在新的分类框架下（见图1），有效避免了相关概念界定上的模糊性。例如，公益研究尤其是针对公益教育所进行的研究工作对积极推动公益教育实践的开展有着重要作用，但研究和教育毕竟属于两种不同的行动范畴，公益研究也并不直接指向教育对象本身，故公益研究不纳入本章的讨论范围，对国内公益研究状况的梳理我们将另择专章进行。此外，以“教育对象”而非“教育者”为分类标准，避免了将在高校系统内进行的公益教育都归入专业教育范畴的问题。作为一种重要的公益教育实施主体，高等学校可以提供包括职业教育、专业教育和公众教育在内的所有三种教育类型。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的建立就标志着针对公益组织及其从业者进行能力建设的职业教育进入高校学历课程。

二、需求导向的公益教育发展

当前，我国现代公益慈善事业仍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公益事业的现实发展对现代公益教育提出了迫切要求，公益教育发展呈现出强烈的需求导向性。回顾我国公益教育的基本发展历程，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末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出现，还是新千年以后公益公众教育的逐渐兴起，都遵循着需求导向路线。总体而言，公益教育需要回应公益事业发展的两大基本需求：

首先，公益教育发展是培养公益人才的需要。这里所讲的人才不仅仅指公益行业内部实际从业者，如公益组织领导人、管理人员和具体操作人员，同时还包括具有相当现代公益专业化知识和视野可以作为公益行业潜在从业者的优秀人才以及公益专业研究人员。其中，前者主要是公益职业教育的接受对象，后者则是公益专业教育的受教人群。2010年12月，腾讯公益基金会联合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等多家机构发布《中国公益人才发展现状及需求调研报告》，调查显示，国内NGO（尤其是草根NGO）普遍面临着人才发展困境的问题，一方面公益行业内部严重缺乏吸引优秀人才的有效机制，另一方面业内现有从业人员也与公益专业化发展的需求表现出一定的差距，人力资源的缺乏成为制约我国公益事业发展的颈瓶。根据该报告建立的中国公益人才通用素质模型，公益行业对专业化人才有着较高的素质要求，模型包括认同公益事业理念的价值倾向、有较强的个人能力和公益行业知识经验三个维度。当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公益实务界都在进行我国公益事业专业化发展的探讨和反思，处在起步阶段中国公益事业的跨越式发展急需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的支撑，而公益人才队伍的建设依赖于包括职业教育、专业教育在内的公益教育发展。

其次，发展公益教育是构建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社会基础的需要。作为一项社会性事业，现代公益的根本性力量来源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除了要求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的支撑外，更需要构建起强大的社会基础，而这一社会基础的构建依赖于普通公众对现代公益理念的广泛接受和积极践行。传统的慈善事业更多的是政府办慈善和富人做慈善，慈善受助对象往往以弱者的身份和地位被呈现或自我呈现。与此不同，现代公益则是一种平等基础上的公众公益、人人公益和全民公益，做公益成为一个权力和义务的统一体，一方面表现为个体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积极行动，另一方面体现为任一社会成员所负有的社会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公益是一种公民以自主、平等、独立的身份所进行的公民公益实践形态。因此，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首先需要社会大众在观念上普遍接受这样一种“公益权责观”，并在实际行动中积极践行之，形成公众积极参与公益行动、支持公益事业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而这正是公益公众教育所应实现的基本目标。

针对公益专业人才培养和社会基础构建的两大公益事业发展需求，公益教育三个基本面向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下面我们就以职业教育、专业教育与公众教育的分类为基本框架，以论述和案例介绍相结合的方式对当前我国公益教育的基本格局和现状进行整体性梳理。对于读者而言，这样的呈现方式将会更加直观化。

三、职业教育：通往公益组织及公益从业者的能力建设之路

面对公益事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公益教育三大面向中率先发展起来的是针对公益组织及公益行业从业者所进行的职业教育性质的能力建设运动。相对于专业教育和公众教育，这种能力建设指向战斗在公益行业一线的公益组织及其实践者，从而更直接地回应了公益事业发展对专业化人才的需求。

1、公益职业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

改革以来，随着国家权力逐渐从市场和部分社会领域中退出，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可能的社会空间。经过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发展，无论是官办社会组织还是民间社会组织的数量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尤其是纯民间的社会组织呈现出相当的活力和自主性。但是，在这种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出现一些问题，如地方社会组织之间相对封闭、缺乏交流，组织发展方向不明确、自身定位不清，与国外社会组织相比专业化程度明显不够等等。于是，在相关国际机构的支持和帮助下，国内公益实务界开始了NGO能力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引入阶段，即通过系统地吸收引进海外非营利组织能力建设和培训的经验与资源，建立针对国内NGO组织全方位的培训课程和培训体系。这一阶段的NGO 能力建设主要以国际合作背景下的“项目制”方式进行，包括北京NPO信息咨询中心（又称北京恩玖信息咨询中心）在2000至2001年实施的“中国非营利组织专业人员培训项目”和美国福特基金会在2002至2005年支持的“温洛克民间组织开发项目”。NPO中心培训项目对当时的草根组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所产生的附加值在于一些深埋在地方的民间公益组织被挖掘出来，与其他组织进行跨地域和跨界别的面对面交流，从而获得了更大的社会视野，这为当时十分缺乏交流管道的草根组织创造了一种同仁共聚、相互激励的氛围。而温洛克项目则首次实现了在NGO中大面积推行能力建设，开发出一整套非营利组织能力建设和管理方面的系列指南和手册，对中国草根公益组织的后续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随着NGO能力建设领域“引入模式”的实施推进，其单纯依赖外部理念和工具，本土化程度不够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由于对简单地引入和所提供培训的不满，一些地方草根组织开始自行探索能力建设的本土化路径，出现了能力建设多元手法并存的局面，其中包括直接培训、小额资助、办杂志、教材开发，以及各种网站建设等多种形式，这构成了国内NGO能力建设的第二个阶段--本土化阶段。以贵州社区建设与乡村治理促进会的毛刚强等为代表的NGO能力建设“本土派”对引入阶段的NGO能力建设实践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毛的观点认为，能力建设应重视当地NGO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以及NGO的发展状态，必须反思西方的参与式发展理念及相关技术路线，警惕在能力建设上整合过快形成模块，从而导致对NGO的模式化改造。

在此基础上，以上海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的建立为标志，国内NGO能力建设进入了其第三个发展阶段。NPI的“孵化器项目”融合了政府支持和企业公益创投思路，从而进行NGO能力建设的创新性实践。更重要的是，这一阶段在NGO能力建设上突破了以往的单纯技术化路线（即只强调公益组织内部实际操作与管理能力的提升），而注重公益组织在价值理念和社会视野上的开拓，兼顾理念与行动的重要性。

事实上，上述并不是前后相继、明确分割的三个发展阶段；现在来看，三者在时空上是并存交错的，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国内NGO能力建设领域的三大主流派别。在当前国内主要的NGO能力建设机构中，以上三种能力建设理念和实施模式都并行存在，各自分别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公益职业教育实践。

2、国内主要NGO能力建设机构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一批长期致力于支持民间公益组织能力提升和民间公益组织领导人成长的能力建设机构逐渐发展起来，并在公益行业内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目前，在NGO能力建设领域全国比较知名的机构主要有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北京恩玖信息咨询中心，北京倍能组织能力建设与评估中心，惠泽人志愿服务发展网，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上海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广州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ICS），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和云南发展培训学院等。此外，在部分高校内也有开展一些针对民间公益组织资深工作者的能力建设培训项目和课程，有的甚至已经进入大学专业学位（MPA）教育课程中。

上述每一个机构都根据各自的资源优势、所处的地域位置等特定条件设计出各富特色的能力建设项目。其中，有些侧重于单项业务的专业化能力培训，如志愿者管理培训、志愿者管理系统开发等，有些则提供更综合性的建设培训，囊括决策领导力、资源动员与管理能力、项目开发与设计、项目实施能力等多项公益行业专业素质。下表中（表1），我们将对上述国内主要NGO能力建设机构的基本状况进行整理。

四、专业教育：公益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高地”

相对于职业化的能力建设培训和教育直接指向公益行业中的一线实践者，公益专业教育的对象更多的是仍在高校学习的在校学生群体，包括面向本科生的专业性或通识性教学和针对硕士生、博士生的研究性教育。教育对象的差异决定了职业教育与专业教育在培养目标上的不同，前者旨在帮助公益组织及公益行业从业人员提升公益实践和操作能力，后者则希望通过系统的专业学习和训练，培养潜在的公益人才和公益研究人员。在内容方面，虽然技术和理念都是职业教育与专业教育内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职业教育显然更强调技术路线，而学校专业教育往往力求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寻求平衡，尤其是研究生以上教育则更加注重理论学习与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如果说公益行业内部本身是公益实践经验及行动策略制造的“工厂”，那么高校专业教育则是公益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高地”。

在当前我国高等院校进行的公益专业教育中，最主要的教学模块是非营利组织管理与公民社会视角下的公益教育。这一形式下，纵观国内主要的公益教育教学及研究机构，基本上都有着明显的管理学特征，相应的教育科研单位也主要设置在与管理学有关的院系之内。由于其明显的管理学特征，并不适合于在本科阶段就进行系统的学位教育，因此，现阶段非营利组织管理与公民社会视角下的公益专业教育主要集中在研究生以上层次，当然也包括各研究机构内主要的公民社会研究者在学校开设的面向本科生的通识性课程。

普遍认为，1998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非政府组织管理（NGO）研究所的创建拉开了我国现代公益专业教育和研究的序幕。其后，逐渐成立的公益研究与教学单位包括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前身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团体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公益研究中心等。 此外，其他具有相关招生方向和开设相关课程的机构还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等等。 可以看到，自上世纪90年代末由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创建所形成的扩散效应极大地带动了国内高校公益研究及教学的蓬勃发展。表2中，我们对目前国内主要的公益研究及教学单位进行整理。

但是，在高校专业教育取得一定发展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所有上述开展公益研究和公益专业教育的机构及院校中，只有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事务学院建立了相对健全的非营利组织管理专业教育体系，并系统地进行了非营利组织管理专业的学科建设，成为国内第一所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所设立这一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的高校。即使是成立最早的清华NGO研究所也只是在公共管理专业下招收公民社会与治理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其他机构及高校基本上采用与此类似的教育和招生模式。不得不说这是当前我国高校公益专业教育的一大不足。

在非营利组织管理和公民社会视角下的公益教育之外，另一个公益专业教育的主要模块是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起源于西方的社会工作专业，秉持其早期专业发展史上的“科学慈善主义”理念，致力于实现“助人自助”的专业使命，成为现代公益慈善事业中极其重要的构成部分之一。并且，由于其在行动领域的积极参与和介入，社会工作除了是一个学科专业外，更是一个专门的行业和社会职业。因此，与非营利组织管理和公民社会视角下的公益教育相比，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表现出更强的实践导向性。

我国社会工作专业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恢复，1988年由民政部向北京大学资助100万建立国内第一个社会工作专业，开始了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重建进程。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为中国社工专业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尤其是进入新千年以后，社会工作专业和社工人才队伍的建设日益受到各级政府部门高度重视，社工专业发展迎来了真正的“春天”。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将“社会工作”写入党的文件，提出“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2010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发布，提出到2015年社会工作人才总量要达到200万，到2020年社工人才达到300万的目标。政策环境的极大改善为我国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截止2010年年底，国内共有253所高校开设社会工作本科专业，在校社工本科生、研究生约4万人，每年毕业生1万到1.2万人。为了进一步加快社工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步伐，经国务院批准，首批33所高校从2010年开始招收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 2011年，具有社工专业硕士招生资格的高等院校增加到58所，招生规模也比首次招生有大幅度增加。在普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之外，专业型社工硕士的招收大大加快了我国社会工作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

此外，除了非营利组织管理与公民社会视角公益教育和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两大版块，高校公益专业教育的另一个模块是发展教育领域，以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区域发展（国际发展方向）招生项目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事务学院的“福特基金会中国奖学金项目”（China Fellowship Program, CFP）为典型。由于发展教育领域的公益专业教育在目前国内高等院校中普及面并不广，在此不作深入介绍。

五、公众教育：构建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基础

在经历了2011年官办慈善组织的系列丑闻之后，我们更加坚定地认识到公益事业的社会属性，积极倡导慈善回归民间、回归社会，支持官办慈善组织的去行政化和去垄断化，并找到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真正动力源泉，即最广泛的社会大众本身。然而，正如前文所指出，要真正激发处于不同阶层社会公众对公益事业的积极参与和支持，首先必须让公众在观念上接受现代公益慈善理念，并认同现代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就需要以一定合理的方式向广大公众传播相应的理念系统，而这正是公益公众教育所承担的任务。如果说公益专业教育和公益职业教育要满足的都是公益事业发展对专业人才需求的话，那么公众教育的作用则更多的体现在帮助建立起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基础。

相对于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公益公众教育可以采取的形式更加灵活多样。不同社会文化背景条件下公益体制的不同影响着公益教育的具体实施。 例如，美国和英国就存在着以公民社会为主导的公益慈善系统（包括扎根于基层社区的联合劝募组织和社区基金会）和以政府为主导的推广模式（半官方的公益慈善委员会）之间的公益公众教育模式之别。很难说当前中国公益公众教育所走的到底是以政府为主导还是以社会为主导的道路，一方面，官方的宣传教育机构也积极倡导学习雷锋、五讲四美并积极建构出社会主义荣辱观，试图阻止当今社会的道德沦丧和人际冷漠；另一方面，民间的自我传播力量也正在逐渐兴起，以更加扎根基层的方式将公益理念“嵌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潜移默化中对社会公众产生“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就现代公益理念的传播而言，社会性、民间性的传化手段无疑有着更高的效用，而来自政府方面的宣传因其强烈的政治色彩反而降低了其公益性。

在针对社会公众多样化的公益理念传播手段中，媒体成为最直接而有效的传播方式之一；其中，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传统的平面媒体、电子媒体和现代网络化媒体三种形式。媒体以其信息发布的广覆盖为天然优势，起到很好的公益传播效果。以平面媒体为例，近年来各大报社纷纷掀起关注公益、报道公益的热潮，例如，南方报系重要媒体之一南方都市报开设“公益周刊”专版并改版《中国财富》为专门的公益性杂志，2011年12月南方日报社联合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举办“全民公益”高峰论坛，南方都市报连续两年举办“责任中国”公益盛典等等。无论各大平面媒体的密集报道和关注是否真正把握住了公益的真实意涵，其对社会公众所形成的潜在观念性影响是无需质疑的。此外，现代网络化媒体更创造出了“微公益”这一公益实践与传播的创新性形式。对不同媒体在公益理念传播中的作用发挥，不作为本章分析的重点。

在媒体以其信息发布影响进行的公益理念传播之外，公众公益教育的另一主要形式是大量民间公益组织在基层社会所开展的公益传播和倡导实践。随着我国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和成长壮大，越来越多的公益机构选择以扎根社区的方式开展公益实践，在基层社区中最大程度的实现公益实践活动对社区居民的吸收参与，而越来越广泛的公众公益参与使社会大众在成为公益教育接受者的同时，其自身也成为公益理念的传播者。下面我们以香港乐施会组织在国内进行的“发展教育”理念传播为例呈现民间组织开展公益公众教育的具体实践。

“发展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其基本内涵是通过以参与者/学习者为中心的体验式教育方法，推动已发展地区青年人群关注社会公平和公正问题，并通过行动推动一个更加可持续发展的、公平社会的实现。 发展教育强调三个层面的教育，一是在认知方面，推动学习者了解并批判性思考贫困产生的根源，反思全球问题与本土问题的关联；二是在情感层面，感同身受贫困人士所面临的问题，形成对不公平和不公正的社会气愤；三是在行动层面，通过志愿参与、捐助、政策倡导等实际行动推动一个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社会的建立。

20世纪80年代，发展教育开始引入香港，在本土环境下积累起一定的教育经验，形成具有本土化特色的“世界公民教育”（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期间，民间公益组织成为推动国内发展教育实施的主体性力量，而香港乐施会就是其中最主要参与组织之一。乐施会在推动发展教育中所做的工作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推动发展教育与正规课程结合，使其主流化于香港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例如，组织编写一系列容融合“世界公民教育”理念和手法的教材，通过无穷校园网站和教师电子报进行传播，并举办教师培训等。第二，开展直接面向青年人群体的教育工作。一年一度的乐施行动组--青年扶贫领袖计划，包括一系列发展议题学习工作坊和海外考察，及与贫困人士对话交流的短期青年培训活动。培训运用多种教育手法，如影像发声(photo voice)、互动剧场(interactive theatre)等。第三，建立并运营互动式教育中心，为学生提供一个精心设计、有利于学习发展议题的独特环境，开展互动、体验式学习活动。

从2001年，香港乐施会和其他一些国际机构开始在内地推广发展教育。乐施会组织与本地的教育团体、教育院校开展针对中小学学生的将发展教育融入品德教育的探索。例如，与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爱的教育研究会合作编写了四套涉及多元文化、城市外来工、艾滋病防治以及女童教育的校本教材。该套教材融合了社会实践、模拟体验等不同的手法，带领学生们去关注被边缘化的人群面临的困境，并且反思自身的角色。乐施会还与上海当地教育团体合作，组织上海的中学生到贫困山区进行体验性活动，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去深入社会，了解西部地区教育问题，期待学生在思考贫困问题的时候，不仅仅是简单的同情，而是去反思贫困的根源，从改变自己的态度和生活方式开始。除了针对中小学生的活动，乐施会也一直尝试与北京、广州、温州等地方的民间公益团体合作，开展一系列的针对大学生的发展教育活动，采用论坛、戏剧、游戏、影像、社会实践等不同方法，希望将关注社会公正公平的种子撒入参与者的心中。 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仍在进行之中。

六、发展战略：我们需要怎样的公益教育？

以上我们以整体论述和案例呈现相结合的方式梳理了当前我国公益教育的基本格局及发展现状。可以看到，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尤其是在社会公益事业现实发展的助推之下，我国公益教育的基本格局已初见雏形，形成了囊括职业教育、专业教育和公众教育三大面向在内的相对完整的框架体系，并且在各个领域的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是，必须承认，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的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和公益教育的发展仍然非常不完善，在公益教育实施的各个面向上均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很多面向民间公益组织的NGO能力建设项目，由于缺乏对参训组织发展现状的有效考察，不能从参训方的真实需求出发提供高质量的培训，并没有真正起到促进公益组织及公益行业从业者能力提升的作用。相反，“有时候培训是不懂培训的人在给懂的人做培训，被培训者的角色似乎只是在帮助完成资助方规定的工作”。 此外，由于在很多能力建设培训中简单地照搬外部工具和理念，使一些参训组织在面对现实挑战时造成不适应，草根组织成为“被能力建设的小白鼠”。事实上，有着较长发展历史的职业教育性质的能力建设运动目前正处于衰落状态。面对公益组织不断增长的学习需求，NGO能力建设和中介性支持机构本身并没有进行很好的自我能力提升。而公益专业教育和公益公众教育内部的问题同样严重。

2008年地震灾害的发生及其后国人众志成城抢险救灾的集体行动极大地激发了整体社会的公益热情和慈善心理，个人、企业及基金会捐赠金额持续上升，志愿者的数量及投入也在大幅增加，志愿与做公益似乎越来越成为部分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年人群倾向选择的一种社会行为方式。尽管2011年系列官办慈善组织丑闻对民众的慈善行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总体而言，当前我国公益慈善事业正处于蓬勃发展的上升时期，这对发展相对滞后的中国公益教育提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要求和期待。然而，具体发展道路和方向的选择至关重要，针对这样一种发展要求，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战略性发展建议：

首先，公益职业教育要进一步实现向本土化发展道路的转变。民间公益行业内部虽然有对NGO能力建设“引入模式”的批判和反思，但过去的能力建设仍然主要以外部输入为主，暴露出不可持续性的问题。一些运动式的培训看似轰轰烈烈，却往往人是走茶凉；大量草根公益组织在培训中被燃烧起激情之后，由于缺乏后续的支持，回到现实反而给这些组织造成了更大、更多的困惑。因此，能力建设运动强烈地需要本土内生的东西作为支撑。NGO能力建设界要加强对本土公益组织（尤其是草根公益组织）实践经验及其发展策略的总结，大力开发本土案例，使能力建设转向“应用型”、“实战型”的咨询辅导，并真正符合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公益组织的现实需求。事实上，除NGO能力建设领域外，高校MPA专业型公益职业教育同样需要在教材开发、教学实施及培养模式等方面积极实践本土化战略，真正培养出符合本土情境的公益专业化人才。

其次，高校公益专业教育需要进一步加大学科建设的力度，形成相对完整的公益教育体系。现实的发展状况是，作为公益发展方向主体的非营利组织管理专业目前只在北京师范大学一所高校完成了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建设，大部分高等院校只是在相关专业下设置相应的研究方向，这样的公益专业教育格局是远远不够的。在西方，慈善学或公益学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领域，例如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就建立了慈善学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教育体系，慈善学也有自己的学术杂志和学术会议。因此，我们建议国内公益慈善研究领域联合公益实务界，共同打造中国公益学，并尽快完成公益学的学科建制，建立本、硕、博齐全的学科体系。对于当前处于停滞状态的中国公益专业教育而言，急需避免走上职业教育缺乏清晰定位、迷失发展方向进而走向衰退的老路。此外，在积极进行学科建设的同时，我们认为初创期的新生公益学还需要高度警惕类似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过去产业化问题，在保证教育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前提下宁可严格限制招生规模，实现新建学科的健康发展。

再次，公益专业教育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公益研究基础之上。公益研究虽然不属于公益教育的范畴，但却是公益专业知识生产的源泉；缺乏真正扎实的公益研究基础，尤其是针对中国本土公益事业发展实践的经验性研究，任何公益专业教育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公益学学科的建设更是需要建立在坚实的公益研究基础之上。当前，我国公益慈善研究领域吸引了来自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历史学、伦理学等不同专业学者的关注，不同学科、不同视角的研究投入为我国公益慈善研究带来了活力并生产出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理论统协，使现有的研究成果显得极其零散和混乱，只在非营利组织管理视角下形成相对的集中，各种研究成果的质量也参差不齐。因此，有必要大力开拓公益研究领域，并以能够生产出指导中国社会转型的有效知识、发展民间公益组织战略、倡导现代公民参与的慈善文化、推动政府政策创新为中国公益研究的整体战略。

最后，整体公益教育应该坚定地走多元化、民间化的发展道路。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的社会属性、民间属性决定了任何单一教育形式都不能有效地实现公益教育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尤其是政府主导型教育模式更将严重窒息公益教育应有的活力和社会能量。对于公益职业教育，在传统的NGO能力建设及中介性支持机构之外，需要进一步加强高校在培养公益专业化人才中的作用，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特有的资源和师资，在有办学条件的学校逐步扩大与公益事业发展方向相关的专业型硕士学位招生规模，加快对公益行业高层次管理人才的培养。同时，应该积极发展公益组织行业协会、公益从业人员专业团队等中介性机构，推动这些组织发挥出其应有的能力建设和为草根公益组织提供外在支持的功能。对于高校专业教育，需要在教学方法和培养模式等方面进行大胆创新，积极吸收公益专业化教育较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比如借鉴引进西方类似于“服务学习”等有效的公益教育形式。而针对社会大众所进行的公益公众教育更需要实践民间化、多元化的发展，在官方媒体之外，开拓坚持公平、正义理念的社会化媒体的传播渠道，拒绝传统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化的宣教，形成社会自生的充满活力的公益慈善文化。此外，各类公益慈善组织，无论是资助型机构还是具体的运作型组织，要切实加强自身的社会宣传倡导能力，尤其是大量扎根基层的草根公益服务机构，要发挥出其服务提供和理念传播的双重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