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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是将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推向本土化、现实化、学术化和国际化。
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因强调学术化而过分地数学化，并进而影响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和现实化。具体表现在：其一，依赖西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不加甄别地用数学模型等学术化工具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其二，对于具有创新性思想、且对中国当前现实问题进行深度分析的文章，如果没有数学模型或回归分析等学术化工具，则一概不予重视，并拒绝发表。
我们认为，数学工具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其本身并没有问题，且新的经济学理论如能被数学模型解释和检验则更具有说服力，更容易被学界所认同。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现象无法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来进行解释。由于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普遍接受并用于课堂教学的经济学理论通常来自于对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的研究，因此，当我们利用这些产生于截然不同经济环境下的经济学理论来考察中国经济现实时，很有可能会水土不服。然而，此种水土不服完全可能在高深的数学模型下“隐身”，从而在对数理逻辑研究方法之膜拜中，精华和糟粕统统被接受下来。此外，中国的许多战略性发展问题甚至没有现存的理论可以借鉴，也不可能用数学模型来进行解释和分析。然而，由于这些问题和现象又是如此重要和紧迫，因此，用数学模型作为发表文章的前提条件，很容易让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脱离中国现实，无法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发展。
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与现实化
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会有不一样的运行过程。由于经济变量的决定通常是众多经济人各种经济行为的综合结果，而经济社会环境又制约着经济人的行为和选择，因此，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例如，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被看作是经济学的两大主要学派，它们都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因而都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所作的研究。然而，这两种学派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理解和观察是不一样的：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市场经济是完全竞争型的；而凯恩斯主义所研究的则是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正是对市场经济制度环境的界定不同，才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这两大当今主流经济学学派。
上述讨论意味着，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有可能面临一个本土化和现实化的问题：许多经济学理论也许在发达国家能够适应和成立，但在中国并不必然如此；有些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能够成立，但并不一定在当下仍有意义。因此，作为有责任感的中国经济学家，其首要责任并不仅是介绍和引进西方前沿的经济学理论，而更应该是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通过这样一种体系，使我们能够理解中国当前经济变量的决定过程，并从中看到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困难。作为一名有责任感的中国经济学家，他的作用也绝不仅仅只是提出政策和建议以期达到某种被社会和政府所认可的目标——即使这种提议是在对经济社会的运行过程有了充分的研究之后。事实上，他还必须告诉人们这样一种政策和建议对经济所产生的各种可能的影响。例如，某项政策尽管能使失业减少（这也许是一个被社会和政府所认可的目标），然而，它却有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的恶果（当然，该项政策最终是否被采纳仍然在于政府的抉择）。
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化
既然经济学研究的是在一定经济环境下经济变量是如何决定的，那么经济学对于经济变量决定过程的研究必须遵循一定的学术准则和分析框架，即经济学研究也需要学术化。例如，按所研究的内容、读者对象和严谨性要求，经济学家们可能会建立起一些数学模型，借用一定的数学工具来进行分析。与此同时，为了使研究得出的结论更具有说服力，经济学家还会利用数据进行回归检验。
以中国为例，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国际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为其研究环境，而这必然限制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解释力。事实上，在浩如烟海的经济学文献中，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现象和发展战略之研究很少有“线”可查。有关的研究通常是零散而不成系统的，而且也还没有进入国际学术界的主要研究领域，现代经济学的许多研究方法更没有很好地被用于研究发展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经济学”亟待发展，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现象和发展战略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的发展中国家共有148个，占全世界人口的82％，但是它们的经济现实却无情地被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忽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现象和发展战略之研究必然会拓宽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视野，推动经济学研究迈上一个更高的层次。因此，以中国经济为素材，融入发展现象和发展战略的经济学研究必然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学发展的主流。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推动中国问题学术化过程中具有当“仁”不让的责任。因此，作为有责任感的中国经济学家，我们提倡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中国现实问题的学术化”。
综上，数学模型作为一种研究工具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将它“绝对化”和“神圣化”，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学界目前“流行”的怪象。为此我们呼吁：在提倡“中国现实问题的学术化”这一最高境界之同时，不仅需要甄别数理光环下隐身了的“水土不服”，还需要不再拒绝当前还无法用数学模型验证的根植于本土现实世界的具有高度创新性的思想萌芽。
（作者系《南开经济研究》杂志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