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学派的主要理论代表

1936年10月，孙道ｓｈēｎｇ＠②在《现代中国哲学界的解剖》一文中把以张申府（崧年）、张季同（岱年）兄弟为代表的一派哲学称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认为“此派具有批判的、分析的精神，其作品在新唯物论中，可谓最值得注意的、最有发展的”（注：《北平晨报》1936年10月7日。）。后来有的论者把这一派哲学又称为“解析的辩证唯物论”或“分析的辩证唯物论”。

在孙道ｓｈēｎｇ＠②的文章发表之前，张岱年已在报刊上先后发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关于新唯物论》、《逻辑解析》、《生活理想之四原则》等文章，明确地提出了以新唯物论为基础而兼综解析法与理想主义的新哲学纲领。比他年长16岁的张申府先生，早就是一个成名的哲学家，他不但在中国以介绍罗素哲学而著称，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者之一，从20年代起就积极宣传唯物辩证法的价值，“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和“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说就是他提出来的哲学新论。张岱年后来走上同一条学术道路，实深受其兄之影响。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还在北师大读书时，就在张申府的引导下阅读了罗素(B.Russell)、穆尔(C.E.Moore)、怀特海(A.N.Whitehead)、博若德(C.D. Broad)等人的著作，十分赞赏其逻辑分析方法，但不能认同他们的实证主义哲学观点。也是受张申府的影响，同一时期他还认真阅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并通过与现代西方哲学诸流派的理性比较，确信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张氏兄弟的这种思想上的一致性，使他们共同成为了孙道ｓｈēｎｇ＠②所谓“解析法的新唯物论”一派的代表。“新唯物论”即辩证唯物论是他们所信持的基本哲学立场（注：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人文书局，1936年）中也把张申府看做是30年代辩证唯物论思潮的主要代表之一。），“解析法”即逻辑分析方法是他们所倚重的一种哲学方法，一种可以与辩证法相资互补的方法。张申府实为这派哲学的开创者，张岱年的进一步阐扬发挥与娴熟运用则使他成为了这派哲学的主要理论代表。

“解析的辩证唯物论”这个概念就是张申府先生本人提出来的。他在《现代哲学的主潮》一文中说：“现代世界哲学的主要潮流有二：一为解析，详说逻辑解析。二为唯物，详说辩证唯物。……最近世界哲学界里两个最有生气的主潮是可以合于一的；而且合一，乃始两益。而且合一，乃合辩证之理。在理想上，将来世界哲学实应是一种解析的辩证唯物论。”（注：张申府：《现代哲学的主潮》，《清华周刊》第42卷第8期，1934年12月17日，见《张申府学术论文集》（齐鲁书社，1985年）第66-67页。）他认为逻辑解析与辩证唯物“两势会归”，即把二者结合起来，不但可以解决哲学上“辨而活”与“活而通”的问题，而且具有改造人类的思想和改造客观世界的重要的实践意义，因而这种方兴的哲学必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张岱年早年的哲学思想与其兄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他的新综合哲学中，也十分强调逻辑解析与唯物辩证法的结合与统一。他认为新唯物论作为一种世界观，确实是最正确的，是最接近于真理、最符合于生活实践的哲学；但作为一种哲学理论体系，它也有形式未免粗疏、论证不够精详，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完善的问题。“新唯物论中许多根本观念，并未有确切之界说，许多重要命辞，亦未有明晰的解释；在今日，唯物论已差不多成了一个很暧昧的名词，而对理（辩证法）几乎成了一个很神秘的术语，这实是需要用解析法来厘清的。”“将解析法应用于唯物论，则必将唯物论之根本观念与根本命辞，条分缕析，以显出其确切的意谓。更须将对理（辩证法）之根本观念与根本命辞加以同样的厘清。”（注：《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69-270页。）这就是说，以新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解析派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乃是发展新唯物论之所必须。同时他也指出，逻辑解析并不能解决哲学的一切问题，对于那些本身就包含着矛盾的概念、命题和理论，一般解析法与形式逻辑便不能奏效了，只有借助于辩证分析方法才能揭示其内在的对立统一关系。哲学于“正名析辞”的解析工夫之外，还要善于运用辩证综合、会通、慧观等方法，才能把握对象之全。在这些方法中，最重要的就是作为“综合之方”和“解蔽之术”的辩证法。“唯应用辩证法，然后能连一切‘见’，去一切‘蔽’；乃不至于以偏赅全，乃不至于顾此失彼。”（注：《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32页。）“惟用对理（辩证法）万能看出强敌之必终于衰弱，被压迫民族必终于盛强，看出危可以救，安可以亡，看出祸福相倚，否泰相易。……善用对理，乃能死以求生，死中得生。”（注：《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41页。）与其兄一样，张岱年也十分重视这种哲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意义。

张氏兄弟所倡导的“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哲学，也产生了它的理论代表作，这就是张岱年先生在抗战前夕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一书和他在40年代所写的“天人五论”。前者是他将辩证唯物论观点与逻辑分析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力作，该书对浑融一体、原无区分的中国哲学问题之厘别，部门之划分，对本无形式上的条理系统的中国哲学理论体系的梳理，对一家一谊、歧义丛生的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的确切意谓之解析与界定，可谓成功地运用逻辑分析方法之典范，在上个世纪的中国哲学史论著中恐怕无有其匹。例如，关于中国哲学中的“两一”观念，它将其主要内涵分为五项：（一）对待之必然性与普遍性，即凡物皆无独有偶，一切莫非两极。（二）对待之合一关系，又可析为对待之相倚、对待之交参、对待之互转、对待之相齐、对待之同属等不同类型。（三）对待之综合，即对待综合为一以成为更圆满的事物，甲与非甲相融合而达到一个新形态。（四）对待之相推，即以对待合一解说变化，以对待之相互作用为变化之所以（根据）。（五）对待与合一之关系，即论“两”与“一”的关系。（注：参见《张岱年全集》第2卷第140-141页。）经过这样细致的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对立统一思想的精义就大端呈现出来了，它确实如张先生所说的，与西方哲学的辩证法思想“极相类似”而又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和特点。

“天人五论”进一步展开并深化了“解析的辩证唯物论”的理论内容，也进一步阐明了它的方法论特征，如《哲学思维论》对解析法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所做的详细说明。运用逻辑分析方法论证辩证唯物论基本原理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外界实在的证明。承认有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世界是唯物论的基本观点。这个关于外界实在的平凡而简单的真理，旧唯物论者认为是不证自明的，所以张先生称它为“独断的实在论”。30年代的新唯物论者多采取实践证明即列举自然界和社会领域的大量实例来证明的办法。张先生则认为，一个命题如果是正确的，就一定可以从理论上加以证明。他除了早年在《论外界实在》一文中做了初步尝试之外，又在《知实论》一书中通过感觉的分析，提出了“知识起于有疑而至于不可疑然后止”，“知识中之不可疑者谓之原给”，“原给之中实已固有形色、音声等感相的区别”，“感相显现之所待在能知之外者谓之外在所待，感相之外在所待即外在事物”，“由不可疑之感相存在即可推知外在事物的存在，感相可谓外在事物之映象”等一系列概念、命题和论证步骤，多角度、多层次地证明了“离识有境”即客观世界的实在。这在唯物论发展史上可谓是一项独具匠心、没有先例的创举，同时也有力地批驳了否定外界实在的种种主观唯心主义谬论，以及认为外界实在是“无意义”的问题的实证主义观点。

30年代中期，孙道ｓｈēｎｇ＠②在还没有读到《中国哲学大纲》一书，更不可能预知有“天人五论”之作的情况下，就认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是“最可注意的、最有发展（前途）的”一派哲学。今天从总结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的角度来看，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可惜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打断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正常进程，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和“天人五论”又都晚出，“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在30年代以后便销声匿迹了，未能产生其应有的历史作用和影响。直到80年代以后，不仅张岱年先生的两种著作得以出版问世，张申府先生的《所思》、《思与文》、《张申府学术论文集》等著作也先后出版了，当人们能够对这个学派的思想有较全面真切的了解之时，它却已经成了历史的回忆。尽管如此，张氏兄弟著作的出版，对于总结历史经验和研究20世纪中国哲学史来说总是一件好事，一件幸运之事。我们今天来研究“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学派的哲学，决非仅有思想史的价值，它对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这主要包括：一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做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善于吸收其他学派有价值的思想学说来发展、完善其思想内容，就像张氏兄弟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西方实证派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那样；二是中国哲学有重人生体验、重整体直观而不重分析论证的思维传统，要改造传统思维方式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学习借鉴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实具有重要意义，“解析的辩证唯物论”正是提供了一条比较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因此，我们不能把它仅仅看做是昙花一现的历史陈迹，甚至不能排除这一派哲学在新世纪还有转生和继续发展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