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独辟蹊径的探索

通古今之变、融中西之学是20世纪中国哲学最重要的特点（注：参见1993年8月冯契、方克立在国际中国哲学会第八届年会上的报告论文。冯契论文的题目是《“通古今之变”与回顾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方克立论文的题目是《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的宏观审视》。分别见《中国智慧透析》（华夏出版社，1995年）一书第379-386页和第387-396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与中国哲学和文化优秀传统相结合，无疑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也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哲学之主潮或主旋律。在近百年来为推动这一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中国哲学家中，张岱年先生是不应忘记的一位。被称为“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注：宗璞在《刚毅木讷近仁——记张岱年先生》一文中说：“我上过张先生所授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课。当时有人议论，说张先生讲的唯物论不见得合官方的意思，我懵懵懂懂地过了好些年，现在才逐渐明白，他讲的唯物论，大概是和政治有距离的，所以有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之称。”（《张岱年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页））的张岱年先生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做的独辟蹊径的探索，与“主流派”在革命实践中对这一事业的推进虽然难以相提并论，但其所致力的目标、方向是一致的，所起的作用是互补互益的，不能否认它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也留下了极有价值的内容丰实的一章。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的窑洞里产生了两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名著，这就是毛泽东在1937年写成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但很少有人知道，也是在抗战期间，在日伪占领下的北平的一个小胡同里，一位不与敌伪合作的青年哲学家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一个“天人新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就是张岱年先生在1942-1944年间所写的《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等几部哲学论稿。

张先生的“天人新论”是为了实现其“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哲学构想而创作的，起先有一个完整的写作计划。由于抗战时期生活极其窘迫，作者难以正常运思和写作，结果“所成不及原初设想之半”。这部没有完成的著作，藏诸箧笥40多年，到1988年才以《真与善的探索》为书名由齐鲁书社出版。书稿迟迟没有问世的原因，据作者说是由于当时著论，直抒胸臆，“内容颇异时论”，“没有遵守比较流行的唯物论的表达形式”，其“所讨论的问题与所提出的见解，在今天看来，可能都显得非常奇特”（注：张岱年：《真与善的探索》“自序”，齐鲁书社，1988年，第2-3页。）。该书之“奇特”主要是与那个时代主流派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著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较大的差异，所以才有“不合时宜”之议论。但是，如果联系其所产生时代思想界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就不难了解，“这些论稿可以说是四十年代在哲学园地中一个理论探索者寻求真理的思想记录。所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是三十年代的问题，论证的方式也是三十年代的方式，其所关涉的西方哲学思想也是三十年代的西方哲学思想，同时更表现了三十年代的文风”（注：张岱年：《真与善的探索》，第2页。）。应该说，它不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只有放到其所产生的特殊年代，才能体会到乱世著书之不易。该书能做到初具规模、基本理论框架清晰、观点切实鲜明已相当难能可贵了，惟其如此，其内容的深刻性和形式的独特性才更能彰显出来。与30年代在中国流行的那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相比较，它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其问题意识、理论框架是来自中国哲学，而不是照抄照搬或简单模仿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章节结构。首先，将哲学界定为天人之学就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哲学历来重视“究天人之际”、“穷天人之蕴”、“通天人之故”，即把天人关系看做是它所要追问和回答的最高问题。中国先哲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注：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这个“学”不是指某种具体的学说或学问，而是指能够揭示宇宙的根本原理和人生的最高准则的哲学。这与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并不矛盾而又富有中国哲学特色。其次，按照天人之学的基本理论架构，与《中国哲学大纲》分为“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三个部分相对应，“天人新论”也分为“天论”、“人论”、“知论”三部分。“天论”即中国哲学中的天道论或宇宙论，“新论”又分为“事理论”和“心物论”，结果只写出了《事理论》。张先生在1948年写的《天人简论》和其他著作中亦概述了“心物论”的基本内容。另外研究宇宙发展观的“大化论”和“两一论”也可以归属于“天论”。“人论”即中国哲学中的人道论，包括社会历史观和人生哲学，张先生在抗战时期只写出了简略的《品德论》四章。“知论”即中国哲学的认识论，“新论”又分为“知实论”和“真知论”两部分，结果只写成《知实论》一书。另外“方法论”也可以归入“知论”，《哲学思维论》就是主要讨论哲学方法论的著作。这个理论框架也具有鲜明的中国哲学特色。再次，“天人新论”所讨论的问题，包括天人、事理、心物、两一、知实、义命、群己等问题，都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哲学问题，是中国哲学家们讨论了数千年而众说纷纭、历久常新的问题。试图给予这些问题以现代科学的回答，自然可以说是“接着中国哲学讲”，是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的新发展。其实这些问题并不是中国哲学的特殊问题，它们也包含着人类哲学思考的共同性或普遍性，“天人新论”同时也是对于那个时代世界哲学的最新发展做出的一种回应，是中国哲学家所发表的一家之言。

二是对所讨论的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辩证唯物论的回答，表现了作者所信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的坚定性。如论天人关系，该书将其认定为“本”（本根、本原）与“至”（至极、至精）的关系，即“天为人之所本，人为天之所至”。在张先生看来，自然界的物质运动是一切事物、现象生成的根本。“宇宙大化，无生物演化而有生物，生物演化而有有心之生物，至于人类，可谓物类中最优秀者。人居于天之中而能知天，人为物类中之一物而能宰物。故人为自然演化之所至。”（注：《张岱年全集》第3卷，第216页。）因此，他又有“一本多极”之论，即确认物（天、自然界）为一本，物、生、心为多极，物实为生命和心知之根本（注：对存在的层级，还可以做更细致的区分，如“心”之一极，又可以分为“心知”、“社会”、“当然与理想”三个方面。说见《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377-378页。）。这是对于天人关系问题所做出的既唯物又辩证的回答。又如，事理关系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程（颐）朱（熹）认为“理在事先”，颜（元）李（ｇōｎｇ＠①）主张“理在事中”，两派争论逾千年，对中国现代哲学亦有深刻影响。张先生在《事理论》中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的解析，广泛地论及与之相关联的事与物、理与性、有与无、体与用、时空、关系、变化、两一、反复、因果、可能与必然等诸范畴，最后明确地得出了事理俱有、物统事理、事为理本、理在事中的彻底唯物主义的结论。再如心物关系，他虽然没有写成《心物论》一书，但其“物源心流”、“物体心用”的基本观点在《知实论》、《天人简论》等著作中也多有论述，其所坚持的哲学立场与以上各篇是一贯的。

三是提倡“方法论上的多元主义”，其核心是将逻辑分析方法与辩证法统一起来，认为“今之喜形式逻辑者则鄙弃辩证法，而好谈辩证法者则非薄形式逻辑，实皆蔽于一曲之见”（注：《张岱年全集》第3卷，第29页。）。张先生指出，逻辑分析方法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治哲学的基本工夫。逻辑分析的对象是名言和经验。名言的分析又可分为名词意谓的分析、命题的分析、问题的分析和论证的分析四项，经验的分析也可以分为若干层次。他成功地将逻辑分析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审其基本倾向，析其辞命意谓，察其条理系统，辨其发展源流，为这个学科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张先生又认为，哲学不能离开逻辑分析，也不能以逻辑分析方法自限。“除逻辑解析法外，有成效的哲学方法尚有辩证法。”“在辩证解析之外，尚有辩证的综合。”“辩证综合与辩证解析在应用时，只是一个历程之两段。”（注：《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80页。）他在《哲学思维论》一书中对辩证法的基本原则、辩证法之运用及其与形式逻辑的关系做了颇具特色的详细说明。与30年代将形式逻辑等同于形而上学予以简单否定的那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同，张先生认为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并无不两立之冲突”，“必结为一，方能两益”（注：《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64、135页。）。这在当时是一种较平正的观点，可惜未能被“主流派”重视和接受。

四是“天人新论”所使用的基本概念、范畴，如“天人”、“体用”、“理事”、“心物”、“反复”、“两一”、“知实”、“能所”、“群己”、“义命”等等，都是沿袭中国传统哲学之名言；表述其理论要旨的哲学命题，如“天人本至”、“物统事理”、“物源心流”、“永恒两一”、“知通内外”、“群己一体”等等，也是采取言简意赅的中国哲学语言表达形式。它提出的一些新范畴、新命题，也多是从中国哲学引申、发展而来的，而又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如提出“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兼和”范畴，提出“以兼和易中庸”的命题，就深得中国传统哲学重“和”思想之精义，是批判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中国哲学的一个范例。又如在《春秋左氏传》人生三事（“正德”、“利用”、“厚生”）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群三事”的新说：“一曰御天，二曰革制，三曰化性。御天者改变自然，革制者改变社会，化性者改变人生。”（注：《张岱年全集》第3卷，第224页。）这样就把人生的理想境界从改善个人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提升到了改造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和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自然也就把中国哲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这部著作所表现出来的浓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不但与30年代深受苏联教科书影响的那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迥然不同，甚至在整个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再也很难找到这样一本“欲穷究天人之故，畅发体用之蕴，以继往哲，以开新风”（注：《张岱年全集》第3卷，第215页。）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需要若干代人努力去完成的学术理论工程。在已经成为历史的20世纪，许多先哲都为此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我们自然首先会想到《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性著作。它们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的第一线，成功地运用辩证唯物论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去总结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包括反对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而写成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同时，它们也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对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和阴阳矛盾学说做了科学的总结，并采取了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化、通俗化的表现形式。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两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和巨大影响是其他任何著作都不可比拟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其他哲学家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都无意义、都不值得重视了，他们的贡献也应该得到历史的尊重，其理论成就也值得认真总结。

与毛泽东不同，张岱年是一个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爱国心，但却缺少革命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所谓“学院派”哲学家。他的长处在于坚定地信持辩证唯物论而本人又是一个中国哲学方面的专家，因此他所做的工作就主要是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相结合方面，在这方面他做了比其他哲学家更加自觉的探讨，更加系统、深入的思考。由于受熊十力、冯友兰等人影响，青年哲学家张岱年也有自创理论体系的志趣，因此才有“天人新论”之作。这部40年后才面世的尚未完成的著作，其影响虽然远不及“两论”，甚至也不如那些较为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但是如果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思想逻辑进程来看，特别是放到其所产生的具体年代，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做的独辟蹊径的探索及其历史地位就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天人新论”和毛泽东的“两论”共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优秀传统相结合的道路，它们都是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接着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讲，分别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矛盾论或两一论、天人关系论、事理论、心物论……的基本原理，都为创建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二者在理论方向上是一致的，因此在思想内容上也可以互相补充。例如，“天人新论”是从“知实论”和“真知论”的角度来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的，虽然也讲到了“行之有成”即实践是检验真知的标准之一，但对“行”在整个认识论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却强调得不够；相对来说，《实践论》对“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的论述显然就要全面、深刻得多了。又如，张岱年在“两一论”中对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资源做了较深入的挖掘，并在中国传统重“和”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兼和”的新范畴，这对《矛盾论》的辩证法思想可以说是一种丰富和补充。毛泽东和张岱年所开创的这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优秀传统相结合的道路，事实上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有人接着去做。但在上个世纪，后继者们在这个方面似乎并无多大作为，成绩很不理想。这里需要总结的一个重要经验教训就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中，能否允许不同的学派存在？我们对“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是否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张岱年的“天人新论”在后半个世纪为什么只能“存而不论”，而不能继续发展完善？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将成为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宝贵资源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