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

“中国特色”是个综合性概念，对其既不能望文生义，也不能作形而上学的简单化理解，即理解为脱离普遍的特殊主义和经验主义。它是以创造性思维方式对待外来思想文化的哲学表达，即以理论与实际、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角度对待一切外来理论，提出“中国特色”的实质就是强调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创造出中国独特的新东西。

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是强调“中国特色”的本质要求。它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学习外国一定要以中国的实际需要为中心，以解决中国问题为中心。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来吸收外国的东西，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说：“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做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毛泽东的上述论断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基本原理各国都是相同的，“‘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要把根本道理讲清楚；基本原理，西洋的也要学”。但在价值取向上，“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学习外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要以外国为参照，来研究中国的东西，“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上述论述表明，能否从“中国化”范式出发对待社会科学理论，能否以“创造出中国独特的新东西”为立足点，是能否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理论的首要环节。

能否正确把握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成为能否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统一，以及能否创造出独特的新东西的关键。从古希腊哲学起，“一”和“多”的关系问题就是哲学探讨的主要命题，恩格斯曾提出近代以来欧洲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一”和“多”关系的特殊表现。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史的基本问题是一般与特殊、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这几种见解是可以相通的，共相与殊相的关系也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理论与实践活动中的集中表现。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批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割裂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时指出，正确处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辩证法的精髓。提出“中国特色”范式，既要反对抽象地站在普遍主义立场，也要反对抽象地站在特殊主义立场，而主张普遍与特殊具体历史的统一。之所以提出克服抽象的普遍主义和抽象的逻辑主义的问题，是因为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抽象的逻辑主义思潮此起彼伏，而逻辑主义是很难与抽象的本质主义划清界限的。

赋予一般的理论以时代内涵和独特的民族内涵，是理论创新的根本特征。在当前，突破纯逻辑主义的抽象共相方法，具有紧迫的意义。共性与个性、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就是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全面历史的方法”，它是走进文本、实现对文本的内在理解的根本保证。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②所谓“全面历史的方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即弄清楚文本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针对何种问题以及是如何理解和解决该问题的。这种内在的理解所把握的不是抽象的词句，而是基本理论和概念的实质内容，是贯穿理论文本的精髓和灵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具体把握理论是包容历史规定性和地域性的普遍，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毛泽东说，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我们要学习的是那些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而不能照搬那些民族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全面的历史的方法也是我们走出文本、突破逻辑主义、本质主义的局限，实现理论创新的方法。很显然，对文本进行具体历史的分析，实现对理论文本内在理解的过程，就是从哲学层面把握它的普适性和地域性、共性和个性内容及其关系的过程，也是把握它的立场与方法的过程。理论本身是有生命的，只有阉割了理论的生命才使它成为僵死的教条。什么是理论的生命？就是理论所蕴含的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书本上的词句是理论的躯壳，如果只在词句上兜圈子，不真正走进文本感受到理论的生命和洞见，其结果只能在别人的话语中转来转去，就无法达到裁断必出于己的创新境界。理论创新不是词汇的嫁接和翻转，而是对体现时代性和民族性实践历程的自觉和理论升华。理论创新是赋予原有理论以生命的过程，是破除人们因教条化理解而强加于其上的主观覆盖物，还理论以本真面目的过程，因而是一种新观念的创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用一个“新”字，不仅包容了严复、梁启超的“新民”思想，而且充分肯定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阐明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把共产党的伟大理想与历史时代的诉求统一起来，用革命发展阶段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建立起了中国式的民主革命理论体系，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实现了近一个世纪志士仁人救亡图存探索的历史性飞跃。真正的理论创造不是用词句束缚理论的生命，而是依据新的实践为它注入源头活水。邓小平遵循毛泽东的思路，依据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新中国成立近三十年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反两方面的基本经验，在理论上拨乱反正，破除后人脱离历史实际附加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观念，形成了在初级阶段如何坚持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体理念。邓小平提出的“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以及“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等崭新概念，从历史观的高度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并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以概括，为新时期形成新的理论体系提供了逻辑起点和理论内核。从科学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没有脱离普遍，又建立起了中国自己的理论。由此可见，“中国特色”思维范式是实现理论创新的真实道路。

研究范式是总观念、总开关。“中国化”和“中国特色”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对毛泽东思想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集中概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也是我们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创立中国学派的核心理念。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

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8年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