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特色”范式的民族内涵

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的发展，既具有时代性特征，又具有民族性特征。一般而言，自然科学及其成果更多地具有时代性和普适性，而哲学社会科学除了包含时代性特征而外，还更多地表现出民族特色。民族的主体性是民族文化历史演变“一以贯之”的中心，离开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文化将失去生机和基础。文化的民族特性不是抽象的、先在的，而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地建构起来的。所以，时代性和民族性不是二元对立的。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是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发展的重要特征。

能否处理好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决定一种理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命运。任何进步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都具有时代性和区域性特征，但就其传播过程来看，人们往往注意它的时代性和普适性，而忽视它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这是本本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冯友兰先生曾写过《别共殊》一文，提出向外国学习要区别共相和殊相，并认为特殊性的东西、民族性的东西是不可学的，也是学不到的；共性的东西是应该学的，也是能学到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地对待共性的东西，能否将共性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模仿过来？毛泽东认为，只有一般的理论，不联系中国的实际，打不倒敌人。只有应用于中国实际，创造出新的东西，才是有力的武器。所以，毛泽东提出的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古、今、中、外法，这四者的关系都直接与民族性有关。在毛泽东那里，“中国化”概念是基于实践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是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一手伸向国外、一手伸向古代的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方法。

“中国特色”范式，不同于近代的“中体西用”模式，后者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学”上分中、西，又以中、西（国别或地域）分体、用，从根本上混淆了思维与存在、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实际上，“学”是指基本原理，在科学原理这个层面，中外是一样的。“中国特色”范式也不同于“中国本位”模式。如梁漱溟、叶青、陶希圣都在“中国本位”旗号下强调中国特殊性，他们所讲的“把握特殊性”的方法，是把特殊性绝对化，认为西欧社会发展是符合规律的，但中国演进不符合规律，中国是一般规律之外的特殊。他们提出中国特殊论，就是把普遍与特殊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目的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梁漱溟本人到延安后，与毛泽东长谈八次，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观点。陶希圣是坚持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将，但他的人格却是分裂的，他一方面为蒋介石杜撰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一方面又干着损害民族利益的汉奸勾当。叶青也是把一般和特殊对立起来，他虽然无法否认一般规律，但又认为“一般之中有特殊”，“中国自己的道路是完全在一般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之外的”，企图用强调中国特殊性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并以此为资本，登上了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的宝座。“中国本位”论与清末的“中体西用”论、五四前后的“保存国粹”论是一脉相承的，都割裂了普遍性和特殊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关系。

“中国化”和“中国特色”范式的实质之一是结合论。所谓“结合论”是一般与个别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科学理论与民族特色的结合。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提出“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是辩证法的精髓”。毛泽东讲清了一般与个别、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既批判了绝对的“殊相说”，又批判了抽象的“共相说”。抽象共相说主张理在事外、理在事先，把普遍性的“理”变为脱离了特殊性的神化了的绝对，成为“全盘西化论”的哲学根据。

四、“中国特色”范式的实践内涵

在研究的道路上并没有一个现成的“中国特色”摆在那里，它也不是能随心所欲、轻而易举地就会建立起来的。从开辟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程来看，“中国特色”范式的确立是一个长时间的探索和积淀的过程，它包括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两个方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是史无前例的，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新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的理论范式就是研究这一探索过程中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实践经验的理性反思。

“中国特色”的另一层内涵是实践特色。马克思认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需要就是实践发展的需要，是历史实践所蕴含的时代诉求。梁启超持有与马克思相类似的看法，他在谈到学术与社会需要的关系时指出：“凡一学术之兴，一面须有相当之历史，一面又乘特殊之机运。”他所说的特殊机运，也是指特定历史时代的需要，即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实践所提供的时代机缘。所以，所谓中国特色，也就是理论所反映的特定历史时代的实践特色。

众所周知，实践本身具有普遍性和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实践的普遍性不仅使它有资格成为人们从事认识和理论创造的基础，而且使它成为人们思维的逻辑和研究方法的发生地。严复曾把逻辑称为“万法之法”，但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思维的逻辑正是源于人们历史实践逻辑的格。实践的直接现实性使实践总是具有具体历史性和个别性，并决定人们的认识及其成果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使理论只有不断地回到实践，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实践成为科学认识永远无法舍弃的根基，无论人们承认与否，其认识过程及其成果的大小，总是受到实践发展程度及其历史性的制约。

实践固有的普遍性与历史性的特点，使人们的认识总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科学与价值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在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以后，实践又成为认识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统一的基础。实践对认识的双重制约性并不是自明的，近代以来，思想界不断发生关于共性与个性、事实与价值以及文化的中西体用之争，争论各方皆因为脱离或无视历史实践二重性的本质要求而止步于纸上谈兵、各执一端，对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的大业毫无助益。

实践还是理论研究克服教条主义、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的基础。只有着眼于实践，才能真正解决割裂共性与个性、逻辑与历史的教条主义痼疾。从哲学上看，教条主义思维方法就是本质主义和逻辑中心主义的方法。本质主义主张本质先于存在，理论先于实际，逻辑推衍决定历史关系事实。王夫之把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概括为“有因事以求理，无立一理以限事”。教条主义否定实事求是的原则，主张理在事先、主张用“理”限“事”。在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时，总是从抽象的理论和定义出发，用理论剪裁现实、割裂理论与实践的本原关系。因此，只有立足于实践，才能真正破除虚化现实和虚无历史的教条主义，实现理论与现实、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使理论研究和创新达到既立足于国情、又着眼于时代，既自觉借鉴中外、又善于独立思考的学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