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由来

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现在已经被人们普遍地接受和使用了。不过，历史地看，这个概念的提出特别是对这个概念的涵义的科学规定却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粗分起来，这个过程大致有三个阶段，即1957年以前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酝酿阶段；1957年到1977年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开始使用并和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概念同等对待的阶段；1978年以后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明确使用并逐步给予科学规定的阶段。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酝酿

人们开始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时期。

张如心最早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也是他最早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积极评价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1941年3月在一篇题为《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的文章中，特别提到毛泽东在哲学方面的贡献。他说：“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不仅关心全党的培养干部的工作，经常提供许多天才的意见，而且还亲自领导学校工作（如抗大），亲自讲授提纲（如战略学、哲学等）。”“毛泽东同志的讲演与著作便是马列主义中国化最好的体现，它的内容和形式正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底典型作品。”[11]同年4月，张如心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一文中不仅介绍了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几个显著例证，而且强调指出：“这里还要特别指出，毛泽东同志所以能够达到这种成功，除了其他的原因以外，最重要的是因为他能够真正唯物地具体地理解我国的情况，真正掌握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唯物辩证法。从毛泽东编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如何深刻地透彻地了解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如何善于把他长期的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以辩证法的方法科学地综合起来。他在该提纲中，不仅通俗地简明生动地叙述了马、恩、列、斯的唯物辩证法，而且善于把辩证法主要的法则与次要的区分清楚，善于把辩证法与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活动与过去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最密切地结合起来，这与过去中国出版界关于辩证法许多‘枯燥无味’、抽象的公式主义的叙述，比较起来，有很大的区别。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在辩证法唯物论上是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在对立统一法则的具体应用上面，他的许多创作，特别是军事理论与实践，及整个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都是唯物辩证法最精彩最生动的运用的结晶体。”[12]

和培元在1941年6月写的一篇题为《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的文章，发表在1941年8月20日出版的《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上。他在文章中指出：“我们在毛泽东同志的一切著作里也可以看出他怎样深刻地灵活地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阐明中国革命的规律性，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抗大的哲学讲座，迄今犹脍炙人口，他的讲授提纲——特别是对立统一律一章是最好的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他对辩证法原则的阐述之所以那样爽朗、生动、有力，这不仅由于他的文字的流畅易懂，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活的中国革命经验。这就指示着新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13]

艾思奇在《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上发表了《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述评》一文。他在文章中指出，抗战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和中国化方面有着许多新的成果，“而在这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泽东及朱德同志的关于游击战争问题的著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应用的最大的历史收获”[14]。

张如心写的《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一文在1942年2月18、19两天出版的《解放日报》上连载了。他在这篇文章中把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思想路线或思想方法论、政治路线或政治科学、军事路线或军事科学。他指出：“这三个组成部分内在有机的统一便组成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底体系。”[15]他认为，毛泽东的思想路线或思想方法论是毛泽东的全盘理论和策略的基础，是他长期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全部实践活动的基础。在这篇文章中，他还列举了学习毛泽东的思想路线或思想方法论的主要著作，其中第一本就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

陈毅于1942年7月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1周年发表了《伟大的二十一年》一文，他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创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思想方法。

王稼祥在1943年7月5日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16]

中共中央总学委于1943年7月11日发出了《关于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其中提出，要“使全体干部和党员认识和拥护毛泽东同志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与他提出的‘既团结又斗争’的正确路线”。

艾思奇1943年8月11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指出：“到了今天，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17]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其中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作出系统的阐述，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涵义作出科学的规定。他特别提到：“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18]

党的七大后，人们对毛泽东在哲学方面的贡献更为重视，他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被多次翻印，他的那些具有丰富的哲学思想的其他著作被争相阅读。周恩来1949年5月9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了“向毛泽东学习”的口号，指出毛泽东在哲学上有很多创造。

从上面的回顾来看，从延安时期开始，人们已经开始重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已经把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作为我们党的理论基础来对待，已经把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来看待。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在建国之前还没有提出，当时使用的概念多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的宇宙观”等等。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最初使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伴随着《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特别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新发表，在全国范围，特别是哲学界、理论界、教育界兴起了一场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热潮。不过，这个时期使用的概念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论文”等等。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人民日报》在同年6月19日公开发表了这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的代表作。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全国各方面很快出现了新中国又一次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热潮。开始是在干部中，继而在广大群众中，出现了不少哲学学习小组，在一些大专院校（比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很快筹建了“毛泽东同志哲学思想学习会”、“毛泽东同志哲学著作研究会”，在很多地方出现了工农学哲学的群众活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报刊杂志在发表的文章中开始出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概念。

据现在看到的材料，“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1958年。这年8月3日出版的《新建设》杂志8月号上发表了严北溟的一篇文章，题目叫《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中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文中指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我们时代精神的精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在中国革命具体条件下的创造性的发展。它有着无比精深博大的内容。这些内容包含在毛主席的全部著作中，也体现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全部胜利进程以及一切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中。”[19]这大概是公开发表的使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第一篇文章。同年9月，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北京大学哲学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编辑的论文集，书名就叫《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

在此之后，使用“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的文章就逐渐多起来了。比如，《理论与实践》杂志在1958年9月15日出的第9期上登有杜国庠写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胜利》一文；《哲学研究》杂志在1958年12月10日出的第8期上登有黄远写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战斗性》一文，其中指出：“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时期和中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而就大大丰富了、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光明日报》在1960年3月13日发表了孙叔平写的题为《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一文。196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天津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等单位还分别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上、中、下）、《毛泽东哲学思想学习资料汇编》（上、下）为书名编印了资料集。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这期间，“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已经在一些论著中开始使用，但是总的来说，使用得还不普遍，通常比较多的还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或“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而且，当时人们对这两个概念含义的理解基本上是一样的。就在发表了严北溟那篇文章的那一期《新建设》杂志上，同时还刊登了汤一介的题为《以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为纲，改革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内容》一文，用的概念则是“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就是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本论文集中，也只是书名用的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正文中使用的概念还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新建设》杂志在1958年12月号上发表了李光灿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也是谈学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体会，其中使用的概念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他给这个概念下的定义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就是结合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业经充实、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20]这个定义同严北溟给“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所下的定义差不多。孙叔平在那篇文章中也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同志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最高的哲学概括，而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则是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的哲学。”[21]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陷入混乱，走入了歧途，这期间使用的概念主要是“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或“毛主席的哲学思想”。

（三）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内涵的科学界定

严格说来，普遍使用“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并对这个概念的涵义作出科学界定，还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情。

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当时的主要负责人的谈话中，不仅明确使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而且还作出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22]的科学论断。他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热烈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积极提倡研究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新情况，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恢复、运用和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号召全党尤其是党的干部要学习哲学，特别是毛泽东的哲学著作。邓小平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毛泽东同志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在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他完全赞成陈云关于要提倡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的建议，他认为，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这是“打下根底”的好办法。他指出：“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23]

1981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给予了科学的评价，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正是在党中央和邓小平的号召下，在《决议》精神的鼓舞下，我国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工作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很快形成一支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研究方向的专业理论工作者队伍；在高等院校、部队院校、党校干校中普遍开设了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内容的课程；各地乃至全国范围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专题的学术研讨活动，发表和出版了一批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研究课题的论文和专著。

也就是在这种新的学习热潮中，很多理论工作者不仅使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而且提出了如何给这个概念的含义加以科学界定的问题。经过1981年10月在广西桂林召开的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第一次讨论会的讨论，比较多的学者接受了龚育之提出的一个看法，即“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总结和概括”。[24]党的十二大之后，学界普遍又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表述中加上了“和建设”三个字。这个定义比较好地说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列主义的关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关系，也说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毛泽东的关系、与党和群众集体智慧的关系。这个定义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

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就与“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区别使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实际上讲的是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以毛泽东那些科学的哲学思想为主要代表。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证明为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毛泽东早期那些不成熟的哲学思想和他晚年的错误认识当然不能属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内容。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概念从酝酿到提出、再到明确使用和对其含义给予科学界定的历史过程，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的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认识的不断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