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毛泽东的评价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

邓小平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同上，第309页）。在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的时候，他正是坚持了这样的原则。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是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最基本的评价。他并且联系党的历史发展，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旗帜鲜明地论证了这个思想。

他讲过：“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同上，第148-149页）

他讲过：“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指出席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同志——引者注），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同上，第148～149页）

他讲过：“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同上，第299页）

他还讲过：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的“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同上，第172页）

正因为如此，他强调，我们在对毛泽东进行历史评价的时候，“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同上，第297页）。

当然，着重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并不意味着对他的错误就不可以、不应当进行批评。作为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党，我们是有义务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进行学习的。对于毛泽东晚年犯过的错误，我们党并没有回避或掩盖。邓小平明确指出：“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同上，第353页）问题并不在于人们能不能批评毛泽东的错误，而是在于人们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运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来评价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见解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概括地说，主要是：

第一，应当实事求是地摆正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的位置。

邓小平反复强调：“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同上，第344～345页）“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固然，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但是，“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同上，第334页）。

邓小平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犯错误。”（同上，第307页）实际上，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他所犯的错误主要是由于经验不足及其他原因，使得主观认识脱离了客观实际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我们绝不能同意一些人借批评毛泽东的错误的名义，否定他的历史地位，丑化他的崇高形象，玷污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页）这就会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的消极后果。

第二，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要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

邓小平指出：“每个党、每个国家部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同上，第272页）对毛泽东进行历史评价，也应当这样。不能一说好，就似乎一切都好；一讲错误，就似乎一无是处。

对于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邓小平是采取分析的态度的。他指出：“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4-295页）。“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同上，第296页）虽然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但“这不是说毛泽东同志晚年没有发表过正确的意见”（同上，第366页）。

就是对于毛泽东犯错误时期的情况，也要进行具体分析。比如，邓小平指出，“大跃进是不正确的”；大跃进的错误在于，“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但是，“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由于其他因素，这个改正没有贯彻下去。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尽管限于历史条件，当时“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又比如，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辞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毛泽东也有所察觉。“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同上，第346页）只是他不同意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还提出过许多的正确的意见，比如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推动中国在外交战线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等。

很明显，如果不对历史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简单地肯定一切，这种态度不是实事求是的，不利于我们正确地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简单地否定一切，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极度夸大，这种态度更是不科学的，并且在政治上也是十分有害的。

第三，分析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要着重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以便从中汲取教训。

邓小平指出，在分析毛泽东晚年的“特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同上，第172页）。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同上，第333页）正是通过对这方面的教训的总结，邓小平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

第四，分析党在历史上犯错误的责任问题时，要强调恰如其分。

对毛泽东的评价要恰如其分，这个原则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他说：“为什么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同上，第308页）所谓恰为其分，就是说，在分析党在历史上所犯错误的责任问题时，要实事求是，不能把这种责任完全归结于毛泽东个人。他说：“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同上，第308页）“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我和陈云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起码我们两个负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合不合乎实际？也合乎实际。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同上，第309页）类似的意思，他讲过不止一次，而是多次。他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庄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部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同上，第296页）

邓小平所阐发的思想，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的具体运用，为我们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