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比岱的《如何理解<资本论>？》哲学地解读《资本论》，以结构主义的方法出色地开展了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尔都塞提出但没有完成的工作，为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提供了一种新范式。如今，比岱被认为是欧洲大陆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左翼政治哲学家之一，日前，他就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西方左翼思潮的最新发展以及全新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等话题接受了专访。 吴猛

法国著名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Al thusser，1918—1990）在1965年为《保卫马克思》撰写的序言中，曾斩钉截铁地说：“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确实实有一个‘认识论断裂’。”但在晚年，他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这一断裂“从未完成，而只是一种倾向”。促使阿尔都塞转变观点的人，正是当时的青年法国学者雅克·比岱（Jacques Bi det）。

当墨西哥哲学家费尔南达·纳瓦罗（Fernanda Navarro）在一次对阿尔都塞的访谈中问及这一问题时，阿尔都塞答到：“正如我曾说过的，比岱的研究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从全新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著作。比岱接触了大量资料，包括我们在20年前所不知道的未刊手稿；这些资料是令人信服的。”

阿尔都塞在这里所提到的比岱的工作，就是后者出版于1985年的《如何理解<资本论>？》。在该书中，雅克·比岱以结构主义的方法出色地开展了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提出但没有完成的工作：哲学地解读《资本论》。不仅如此，比岱还通过细致而富有创造性的分析，为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提供了一种新范式。

30年过去了，当年的哲学新锐已成为法国思想界的一代名宿，被认为是“欧洲大陆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左翼政治哲学家之一”（阿莱克斯·凯利尼克斯语）。如今，比岱是西巴黎大学（原巴黎十大）荣休教授、《今日马克思》杂志荣誉主编、“世界马克思大会”主席。他的代表著除了《如何理解<资本论>？》之外，还有《现代性理论》（1990）、《一般理论》（1999）、《对于<资本论>的探讨与重建》（2004）、《世界-国家：全球范围内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2011）等。比岱30年来全部理论工作的目标，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进行哲学探讨，“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更具现实性的基础和更加广阔的当代视野”。他最引人瞩目的理论贡献是：在批判阅读《资本论》的过程中，以阿尔都塞思想与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为基础，并广泛借鉴当代思想成果，提出了一个以“元结构理论”为核心的现代社会理论体系。

日前，在复旦大学讲学期间，比岱就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西方左翼思潮的最新发展以及全新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等等热门话题，接受了笔者的专访。

金融危机仅在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已无法得到解决

文汇报：对于全球金融危机，不同立场的思想家有着不同的理解。您是如何理解当前仍在蔓延的金融危机之根源的？

比岱：关于这场危机，我和我的朋友杜梅尼尔（G.Duménil）的共同观点是，所谓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实质上是新自由主义的危机。

我们认为，新自由主义最初是二战后逐步兴起的一股思潮，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成为西方资产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近30年来资本主义制度构建的基本原则，同时，我们也用这个术语指称当代居于主导地位的新型社会秩序。它的一个重要内涵是金融资本试图以全球化的方式重新获得霸权地位。

新自由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一方面，当代生产的社会化进程在新自由主义中继续发展，甚至可以将新自由主义视为推动企业全球性扩张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地位的金融政策也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形成的。在这种国际秩序之下，民族国家对经济已经失去了控制力，即便是美国也不例外。生产的“去区域化”导致美国贸易中出现大额逆差，而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则造成了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在金融方面的依赖及其本身的脆弱性。

事实上，当前仍在全球蔓延的金融危机正是始于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新自由主义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如资本的无节制扩张、劳动者工资的下降、社会机构的坍塌以及失业问题的凸显，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社会的基本机制愈益复杂，上述问题或危机仅在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已无法得到解决。

文汇报：西方社会左翼力量的兴起，是否可以被理解为对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回应？

比岱：两者当然有关系，不过，从现实层面上来看问题要更复杂一些。事实上，西方左翼力量的兴起只有在当代阶级关系及其演变的大框架下才能得到理解。

在我看来，“统治阶级”和“基础阶级”构成了当代社会两大主要阶级。统治阶级又可以分为掌握财产的资产者与掌握管理技能和知识的权能者（compétents）。基础阶级则是指人民大众。在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特别是在当代欧洲，我们可以看到，资产者特别是金融资本家掌握着根本性的社会权力，而权能者往往与基础阶级结成联盟共同对抗资产者。

这一联盟的基础首先在于双方立场的相对一致性，即，两者都以掌握财产权力的资产者及其建立的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为对立面。基础阶级由于其受压迫地位，自然是反抗资产者的主要社会力量；而权能者尽管也像资产者一样拥有相当的社会权力，但这一权力与资产者不同，它是以在“所有人之间”建立“合理关系”、以超越“每个人之间”的“理性关系”为目标的力量。

这一联盟的基础也在于两者的互补性：对于权能者来说，基础阶级所具有的反抗性力量也足以成为实现其目标的“手段”；而对于基础阶级来说，与公务员、企业管理人员和知识分子等为代表的权能者的结盟也使自己获得了“组织性”的力量和运动的方向。欧洲左翼力量的兴起与这一联盟的建立紧密相联。

文汇报：这种权能者和基础阶级的联盟至今依然稳固吗？

比岱：从历史上看，基础阶级和权能者阶层结成的联盟大致建立于20世纪30和40年代。但如果我们审视现实的话，就会发现，情况已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就欧洲的情况而言，这与欧盟的建立和发展有关。二战后建立欧盟的那些人都具有新自由主义思想，因此，欧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空间；尽管同时它又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因而左翼人士也有可能利用它，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这一由欧盟开启的宏大空间看起来仍由金融权力所控制，而左翼力量对这一权力的反抗仍在继续。

迄今为止，欧盟范围内的民族国家仍是一个有效力的空间，这个空间对人们更有吸引力，而对于公民权的保证而言，它的重要性还无法被替代。但从某种意义上看，欧盟显然已超越了传统民族国家的范畴，它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延续并巩固了新自由主义的统治。具有超民族国家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在其表现形式上吸纳了左翼所吁求的组织化和“社会-民族”的一些要素，在此背景下，欧洲的左翼力量开始出现分化，权能者阶层越来越多地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从而出现内部分化，政治-社会的“精英”逐渐被“金融”所控制。这样，权能者与基础阶级的联盟正走向瓦解。

文汇报：当下欧洲的党派政治是否反映了这一趋势？

比岱：正是如此。政治合法性在当代的基本体现方式，是多数人的意见主导政府行为，但是在现代政治的历史中，人们会发现这种所谓“多数”往往被以各种方式所扭曲，比如对选举权附设性别、税负或种族的条件等等。然而，不论是“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政党，都在以各种方式谈论“多数”，它们都竭力不使自己与对手的差异被归结为具有确定的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内容的“左右翼党争”。

事实上，我们也无法以某种确定的标准去衡量所谓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所谓“左翼”和“右翼”的区别，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资产阶级和雇佣劳动者的分裂无关，而仅与统治阶级内部的“两极”即资产者和权能者的斗争有关。随着资产者所代表的财产的力量与权能者所代表的组织的力量此消彼长，它们各自的社会-经济内容也在不断变化。在两者达成妥协、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时，权能者与基础阶级就易于结成联盟以对抗资产者，正如我们从上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所看到的那样。但在“世界-国家”的背景之下，上述在民族国家之内实现的平衡被打破了，金融的力量压倒了精英的力量，新自由主义成为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左翼”政党所代表的也就基本是统治阶级的立场了。对于欧盟的情况来说，每个欧洲国家都有两个主要政党，但整体上看，其政治可被概括为：具有西方特色的一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