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国家特征的“世界-国家”正在孕育过程之中

文汇报：在您的上述观点中，“世界-国家”概念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它是一个假设或预言吗？它与“世界体系”概念有何不同？

比岱：“世界-国家”并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假设，也不是一个对于世界政府的预言。它所要描述的，是一种当代世界的内在趋势：一个全人类层面上的、以资本主义为“法律”的政治共同体的建立。这里的要点是：一方面，人类开始超越民族国家的特定领土与人口的限制，走向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共同体；另一方面，这一全球政治共同体的建立是以“异化”的方式开始的。

严格说来，“世界-国家”正在孕育过程之中，但它已对人类社会产生了现实影响。“世界-国家”不同于“世界体系”，后者是“国家间”的关系网络，而前者则具有“国家”特征。“国际”关系中总是会存在一个或几个中心，与此相应的是其边缘地带。比如中国和希腊都曾成为局部国际关系的中心，欧洲曾成为近代世界范围内国际关系的中心，而美国则是新时代的中心。

有一种观点，认为每一个体系都有自己的生命，中心统治着边缘，边缘拱卫着中心，而后边缘逐渐强大，中心随之衰落。这种对于历史的循环式理解或许局部有效，但无法解释当代人类社会的趋势。事实上，我们已经无法再获得诸如“在美国之后，谁将成为新的中心？”这样的问题了。因为，当我们以唯物主义态度审视我们的生活时，就会发现，如果从现代性的发展来看，世界体系虽在当代社会依然占据极重要的地位，但“世界-国家”的出现已使单纯的“中心-边缘”的分析模式失效了。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世界-国家”与世界体系、民族国家之间并不是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而是在当下展示出一种“共谋”和“混融”的关系，即，新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原则将三者裹挟在一起，为资本的剥削和逐利服务。要理解“世界-国家”，我们不仅要将这一概念中的“国家”与自由主义对国家的理解区分开来，而且还要将之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区分开来。但由于“世界-国家”是从当前的“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因此，我们不能抛弃“市民社会”、“公民”、“阶级”这些概念以及对它们的分析，而要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新状况。特别是，作为与整个地球有关、试图成为政治共同体的人类共同体，“世界-国家”的“国家”一面日益凸显，它内在于共同体，要求实现人类范围内的自我管理。因而，在“世界-国家”阶段，仍然会有一些“装置”存在：一些是公共的，如联合国；一些是私人性的，如制定股票交易规则的联合会；还有一些是处理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

文汇报：如此看来，您的“世界-国家”理论是您的现代性理论的发展和延伸。您的现代性理论能否避免欧洲中心主义？

比岱：我所理解的现代性，其基本含义是市场的力量与组织的力量（我将两者视为现代社会的“元结构”，它们是理性的两种工具化方式）之间的协调。现代性的开端，就在于市场和组织按照民族国家的形式构建社会的时刻。这就使我们得以从世界范围、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欧洲来看待现代性问题。

正如我在《世界-国家》一书中所强调的，按照我对现代性概念的这一界定，中国是最早出现现代性的地方：南宋（甚至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时期的国家开始扮演大地主、大商人与官员之间的协调人的角色，维持着两者的动态平衡，而这正是现代性的起点。在欧洲，类似的情形则在大约两个世纪之后出现在意大利的城市国家里。不过市场与组织的协调并非如中国南宋那样靠国家保证，而是通过经济关系本身的“每个人之间的关系”和“所有人之间的关系”这种“二极性”转化为经济和法律-政治的“双重面相”而实现的。城市国家的民众的自治正是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因此，我对于现代性问题的分析不同于马克思，即我不是从17世纪的英国、而是从13世纪的意大利开始分析社会政治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同时，我认为，对现代性来说，“开端”问题比“起源”问题更有意义，因为这里并不存在某种“逻辑必然性”。我的现代性理论固然主要基于意大利的历史经验，但它也可以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中发现类似历程。关键的问题在于，当两个中介（市场和组织）相遇时，会发生什么？事实上，市场和组织对于特定时期的人类而言乃是“公器”，因为人们可以通过这两种中介发展人际关系。中国的深层机制与欧洲有所不同。不过中国也并非一个孤岛：人们已无法再说现代性仅与西方有关了，事实上，中国目前也被市场和组织双重逻辑所控制；同时，“组织”是权能者和工人之间的联盟的基础，但与欧洲一样，在中国，这一联盟也有弱化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权能者与普通民众的距离远了。

文汇报：您所提到的对于马克思理论的修正，是基于对当代社会变化的理解，还是出于您的理论构建的需要？

比岱：应当说两者兼有，进一步说，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分析中所具有的巨大力量，迄今不容轻视。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要么被理解为一种人道主义，要么被理解为一种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政治”理论框架。这两种理解都隐藏着深刻的矛盾。

在我看来，《资本论》第一卷前半部分关于市场逻辑的分析无法与后半部分关于社会革命的历史性表述自洽地统一在一起，“组织”在未经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就被设定为克服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换所导致的诸多弊病的根本方式。事实上，市场与组织是现代性的两极，同是现代社会形式的构成部分，因而两者不能被割裂。人类解放的道路并非仅通过扬弃市场就能建立起来的。因此，我的理论工作的目标就在于，通过现代性理论的重建来重新奠定基础。

我认为这对当代人类实践也是具有意义的，尤其是，根据这一理论重建，我们不仅要历史地看待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而且要重新理解和评价所谓左翼运动，尤其要澄清左翼运动与基础阶级的关系。

在“世界-国家”视野下，我们看到，属于基础阶级的“霸权性话语”即共产主义正在凸显。如果我们赞同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理解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的话，它就不能被理解为一种单纯的历史“趋势”或一个最终要达到的目标。事实上，作为内在于现代性的实践批判，共产主义并不存在于基础阶级的自觉实践本身及其策略性视角之外。

我在这里所说的“基础阶级”并非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 o Negri）的“多众”（multitude）概念。我对奈格里充满敬意，因为他对基础阶级很有感情。但我不得不说，他的“多众”概念所强调的是虽拥有共同生活、但保持特殊性的个人的总体，而并不是对这一总体进行阶级分析得到的结果。因此，当奈格里强调“智力劳动”与共产主义的关联时，实际上他并未看到“权能者”与统治阶级的内在关系。另外，由于忽视了阶级要素，奈格里的“帝国”这一术语也颇为含混，实际上，它应被视为“世界-体系”和“世界-国家”两者的混合物。事实上，对于人类解放事业而言，关键的问题不是摆脱阶级分析，而正在于以恰当的方式恢复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在于追问：基础阶级如何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组织，进而通过组织控制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