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至今尚未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8月还是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奥巴马讲过一句经典话语：“我们不是因为历史的意外才走到这一步，是华尔街的贪婪与不负责任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中国新闻网，2008年9月23日）奥巴马的坦率在于他起码没有掩盖资本的贪婪本性。但如何不限于感受现象，而是深入思考在资本逻辑支配下构建起来的当今社会制度和世界秩序，是摆在西方国家思想界面前更为严峻的挑战。正是在面对这一挑战中，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出现了又一次复兴。因为历史又一次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危机和灾难的分析是不可替代的。从1929年的金融危机、1970年的美国股灾到2008年殃及全球范围的金融风暴，历史一再证明，危机的重复性爆发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表现。这些基本矛盾及其表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在19世纪就给予了科学解释。这一点，西方国家的清醒人士都是承认的。资本主义一再出现的危机，使得西方国家思想界不得不一次次地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

　　一、资本主义的兴衰决定了西方国家思想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态度

　　二战以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思想界的命运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及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状况紧密相连的。这里有一个基本的规律：总体上看，在西方社会经济繁荣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时，马克思必然成为西方学者们攻击的对象。而一旦西方世界和国际社会出现危机和矛盾，其思想界就会这样那样地“回到马克思”，并给予各种恭维。作为主流，西方国家思想界是在“把马克思逐出欧洲”和“回到马克思”这两种观点之间相互转换的；但作为支流，一些有见地的思想家则始终这样那样地肯定马克思的思想成就，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在西方社会始终存在。二战结束以来，展现上述图景的情况至少出现了四次。

　　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当时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声浪，原来一些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站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但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和民族解放运动仍在发展，一些有眼光的西方国家学者，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西方社会的一把重要的钥匙。如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还处在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没有被超越。我们的思想不管怎样，都只能在这种土壤上形成”。（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卷﹥，第28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第二次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系列学生运动和反战运动，经济上出现了“滞胀”。西方国家的学者在资本主义理论体系内部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得不转向对马克思进行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和威廉·D·诺德豪斯合著的、影响巨大的《经济学》，在1979年出版的第10版中，借助伊赛亚·柏林的话承认：“19世纪的思想家，没有一个像马克思那样对人类产生如此直接、深思熟虑和巨大的影响。”他们写道：“同我们所概略考察过的大多数早期的理论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今天仍具有生命力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次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很多西方学者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穷途末路”。一些西方政要和右翼思想家，欢呼所谓“历史的终结”、“共产主义大失败”，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等。此时，一些保持自己独立见解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仍保持了客观的认识。法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雅克·德里达认为：“不去阅读而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可以说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21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说：“庆贺马克思主义死亡，正像庆贺资本主义取得最终胜利一样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唯一的科学；其认识论方面的使命在于它具有描述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无限能力。”（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俞可平译，载于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无论是德里达还是詹姆逊，都表现出了一个清醒的学者应有的科学态度。

　　第四次就是当前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出现后，西方国家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群体性关注。关于这一点在下文进行详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