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文学生产关系与以数字化引领下的文学（文化）生产力发展提供的诸多可能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以新视野新思维洞察文艺现实的变化，就会发现某些文学制度远远滞后于文学现实的发展，二者之间的断裂和敞开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发挥作用的场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性和敞开性恰恰可以为文化体制改革提供思想资源。就世界发展趋势而言，21世纪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围绕文化生产力展开的，经济的就是文化的，文化的就是经济的，像《泰坦尼克号》、《阿凡达》既是电影精品也是带来巨大市场收益的产品；《哈利波特》既是产生广泛影响力的图书，也是处于庞大价值链的中心环节的创意产品。创意、观念越来越重要，一个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取决于创意者阶层，创意经济的引领正在主导未来社会的形态。社会越来越成为文化的文本，文化越来越成为社会的表征。只有被视为社会存在，文艺作品才是现实的，它就必然要遵循生产——流通（传播）——消费的基本逻辑及其价值实现的过程，文艺作品的力量取决于多方合力的作用，只有在市场中被消费的产品才能发挥文化影响力，只有在社会性存在基础上文艺的独立性（审美性）才会显出它的力量，惟此必须重视对文学生产、文化市场的研究，正确理解文化市场何为。既要重视市场的力量和机制，也要谨防市场失灵。马克思从来没有把文艺从社会中割裂开来理解，而是在社会性的整体内涵中领会文艺的存在。
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有效性还显现于它对现实的批判上。在大众文化流行的时代，文艺几乎被“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同构原则收编。与“西马”期望现代人的审美活动应走向与现实生活的非同一相反，这种巨大的审美差异资源正在被“同构”原则耗尽，审美愈益下坠为日常生活的粉饰、点缀，美在某些美学家视野中和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早已走出自律性审美模式，加入到追逐和欢呼感官欲望和虚拟视像的满足中。审美泛化、泛艺术的概念开始流行，并俘获大众的视听感觉和心理，审美、艺术从以前高于生活的膜拜对象成为当下大众日常生活中随意取用的消费品。审美、艺术依托高技术支撑下的互动愈发相互契合，不但改写了经典审美原则、艺术原则乃至文化格局，甚至已然改写文化与自然的界域。伴随文学多元化和观念的改写，“主体”概念也发生了变化。经由后现代主义洗礼，“主体”概念已被悬置，在很多语境下它仅是作为一种符号存在。但人又岂能离开身份而生活？ 1990年代后审美和文化通过现代传媒全面商品化，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文化现象，新一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批判矛头指向审美和文艺中充斥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文化政治研究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运用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的思想普遍出现于文化政治研究文本中。面对文艺越来越成为消费品而愈益丧失其社会性，不得不追问：文艺是人的感官欲望的消费物还是人性生成的一个向度？面对文艺为人服务成了为大众娱乐服务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论要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盲目排斥和粗暴否定文艺的大众娱乐功能固然不现实不明智，但如果就此将其强化为文艺的“唯一”价值，极力排斥和消解其审美、担当价值，一味追求娱乐至上、娱乐至死，显然有失偏颇甚至有害。在快感主义的娱乐游戏中，审美的精神内涵被悄然消解，文艺活动更多地走向追逐娱乐游戏与狂欢，审美学意义上的感性解放，被悄然替换成生物学意义上的感官快感，人的精神美感下降为动物式的官能享受，传统理性主义范畴内的美感文艺，转化为后现代思潮下的快感文艺。当下文艺在娱乐化、游戏化中所导致的审美精神失落，不仅会造成文艺审美活动的异化，同时也将导致人性本身的异化。它有可能在人的重新发现、人的尊严和价值重新启蒙后，把人再次“物”化、自然化的危险，甚至导致人自身的异化。新的历史语境和变化的文学现实，恰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焕发生命力提供了现实机遇。在对当下文艺现实的揭示、批判与展望和筹划中，马克思主义文论要重构文化理想和审美观念，为文艺何为树立标尺，培育大众对文艺的敬畏感。 (范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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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高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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