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成果二：当代官场小说的权力伦理

　　【导读】

　　◆当下官场小说细致入微的权力描写和权谋叙事，很容易导致读者将其当作官场的升职宝典和教科书。

　　◆大量官场小说的出版和热销暗示了权力政治缺乏透明和规则的现实，主旋律反腐小说中的人民伦理在许多时候还只是艺术真实，饱受了千年人治的国民仍然为官本位和权谋文化所惑。

　　◆多数官场小说体现出来的是实用主义伦理，信奉权力膜拜论、权谋合理论、腐败必然论。实用主义伦理的核心是传统的官本位观念和权谋文化。在热衷权谋叙事的小说中，读者对失去制约的权力丧失了反思精神，很难感受到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迫切性，也很难提高现代公民意识（如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

　　◆在部分官场小说中，权力腐败问题的解决经常要依靠上级权力机关乃至中纪委甚至中央发话才能最终完成。这种大官治小官、权力惩治权力的模式，折射出依然顽固的人治观念、重视权力政治而忽视权利政治的意识。精英伦理属于新兴的文化，这是最具有潜力和活力的权力伦理。这一伦理未来有可能构成主导文化的必要因素。

　　◆权力治理的核心是如何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的制度管理，使它按照授权者的愿望规范地进行。权力腐败的本源不是人性的恶，而是由于权力制度的设计和运行存在缺陷和问题。官场小说对权力的本质和权力制度应该有更开放的思考，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权力膜拜论和腐败合理论的层面上。

　　【正文】

　　官场小说是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代表。中国当代官场小说重在揭示权力的运作内幕，尤其是权力分配和治理的谋略、权力腐败（权钱色的交易）和滥用的细节、领导批示的奥妙、权力平衡的建立等，勾勒出官场的倾轧、载刺、拔桩、篡夺、猜忌、弹劾、笼络、设套、洗牌、控制等权力斗争，官场小说已经构筑起一副“现代官场生态全景图”。

　　叙述伦理反映的是“叙述故事和虚构人物过程中产生的伦理后果”。可以把当代官场小说的权力伦理概括为三种：人民伦理、实用主义伦理、精英伦理。

　　所谓人民伦理，就是在权力运行和治理中，把“人民利益至上”当作基本的道德准则，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这一伦理集中体现在“主旋律”反腐小说中。在此类小说中，反腐力量最后总是取得了胜利，权力秩序和民众对执政党的信心得以恢复和重建，体现出执政党“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宗旨。人民伦理主要出现在主旋律反腐小说中，但在其他官场小说中也不少见。在主旋律反腐小说中，小说主人公、叙述者、隐含作者的伦理处境往往是协同合作的，有血有肉的作者（真实作者）、叙事者、隐含作者、主人公的价值观基本重合，其叙事也是可靠的，读者阅读时容易引起伦理认同。不过，在其他类官场小说中，小说人物的伦理处境、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伦理取向可能不一定一致，甚至发生了冲突，比如人民的权力伦理由腐败分子之口说出来，这时对读者而言就造成了强烈的反讽意味，读者的阅读伦理就显得复杂起来。这种反讽不仅嘲弄了官场的神圣与庄严，很大程度上也消解和颠覆了官员所标榜的权力伦理，使读者阅读伦理也出现了接受和抵抗两种维度。

　　实用主义伦理以利益至上为原则，将是与非、对与错、善与恶的基本道德准则悬置起来，遵循官场游戏规则尤其是潜规则。持这种观念的官员掌权主要是受利益驱动，做官只是谋生手段，与惩治腐败、为国为民无关。这一伦理主要体现在细致描摹官场生态的小说中，代表作有刘震云的《单位》、《官场》、《官人》、王跃文的《国画》、《梅次故事》、《苍黄》、阎真的《沧浪之水》、祈智的《陈宗辉的故事》、李唯的《中华民谣》、《腐败分子潘江水》和小桥老树的《官场笔记》、黄晓阳的《二号首长》等。在此类小说中，人民伦理经常无法取得主导位置，即使出现，也多是以反讽的形式出现。实用主义伦理的具体表现有：“权就是全”：权力膜拜论；“当官是一门技术活”：权谋合理论；“只好坏起来，别无选择”：腐败必然论。一些作家的创作谈也直接把腐败的源头推向了“原罪”和人性的恶。与主旋律反腐的小说不同，在大多数官场生态小说中，真实作者、小说主人公、隐含作者、叙述者的叙事伦理往往不是合作的，而是游移不定的，作者通过强烈的反讽，叙述者通过叙述暴力表现出的偏执的伦理选择经常会把读者置于一种尴尬的地位，给读者带来伦理的考验，增加了阅读焦虑。

　　精英伦理以对权力进行激烈的批判和理性的反思为主要特点。这种权力观主要表现在《国画》、《沧浪之水》、《苍黄》、《侯卫东官场笔记》、《二号首长》等小说中。拥有精英伦理的主人公大多是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对权力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强烈的监督意识，还有那些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追求还未消泯的官员们，还有一些官员虽然也有过“灰色经历”，但对权力和腐败的反思却非常深刻，甚至开始了大胆的权力制度改革。

　　以上讨论的三种权力伦理，大致上可以归属于主导文化、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人民伦理属于主导文化，满足了执政党希望保持人民团结、社会和睦的需要。由于契合了主导意识形态的立场，反腐小说也往往得到主导文化的认可。不过，在此类小说中，有一点经常遭到诟病：权力腐败问题的解决，人民伦理的权力叙事，经常要依靠上级权力机关乃至中纪委甚至中央发话才能最终完成，总需要“青天”自上而下的支持，这种大官治小官、权力惩治权力的模式，折射出依然顽固的人治观念、重视权力政治而忽视权利政治的意识。实用主义伦理属于残余文化，其核心是传统的官本位观念和权谋文化。这种残余文化，有着主导文化无法用术语加以表达和确认的经验、意义和价值，可能会危及、消解、冲淡弱化主导文化。精英伦理属于新兴的文化，这是最具有潜力和活力的权力伦理。对权力的治理和规范而言，这一伦理可谓意义深远，它涉及到权力的教育、惩治、制约和监督各个环节，对官员“不愿为”、“不敢为”和“不能为”等问题进行了制度上的思考。这一伦理未来有可能构成主导文化的必要因素。

　　（本文原发《文艺研究》2012年第4期）

　　系列成果三：新世纪以来中国大众文化中的民族主义

　　【导读】

　　◆狭隘的、盲目的民族主义潜藏着巨大的风险，它不仅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还会破坏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形象，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提供口实。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支柱，二者不可偏废，要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丰富民族精神的内涵，以免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

　　◆要明确民族精神与狭隘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前者包括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而后者往往鼓吹民族对抗。

　　◆引导大众文化理性地表达爱国情感，既要展现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豪，又要体现出对普世价值的尊重，尤其不能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不幸抱以幸灾乐祸的心理。

　　◆大众借助民族主义所宣泄的不良情绪大都是由国内问题引发的，因而，它也始终存在着危及国内政治稳定的风险。

　　【正文】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引起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不管是抵制家乐福，还是护卫奥运火炬，都是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集中爆发。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有一种近乎天然的联系，因而，如果运用得当，它能够激发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狭隘的、盲目的民族主义潜藏着巨大的风险，它不仅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还会破坏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形象，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提供口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只有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因而，我们要将爱国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正确认识当前社会中民族主义的特征，并对之进行合理引导。

　　当前社会中民族主义的特征集中体现在大众文化上，这是因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化的文化，具有迎合大众社会心理的天性，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不断高涨，我们可以在畅销书、电影、广告、小品等各种形式的大众文化作品中看到民族主义情绪的表露。而且，由于大众文化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它又反过来使民族主义情绪在社会大众中进一步发酵。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中的民族主义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首先，它们都把美国当成头号民族敌人，并预言美国的没落和中国的崛起；其次，它们都不讲逻辑、无视事实，靠煽动情绪来激发人们的民族自豪感；最后，它们都鼓吹对抗，甚至放言战争，通过调动人们对近代以来屈辱历史的记忆，追求一种同仇敌忾的动员效果。然而，新世纪以来，大众文化中的民族主义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虽然它们都断言美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但这种民族自信心的支撑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说90年代的自信主要来自对传统文化的优越感，那么，新世纪以来的自信则主要是由中国的经济成就和美国的经济“颓势”双向支撑的。

　　中国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的步步攀升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构成了新世纪以来民族主义的重要背景，在此背景下，大众文化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叙事模式，我将之称为“折返的寻梦之旅”。通过对葛优主演的两部电影《大撒把》（1992年）和《非诚勿扰》（2009年）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从“出走”到“回归”的叙事模式。在《大撒把》中，很多年轻人奋不顾身地加入移民大军，到大洋彼岸去寻梦；而到了《非诚勿扰》，当初加入移民大军的主人公秦奋的寻梦之旅开始掉头转向。在电影之外，很多电视小品也都运用了同样的叙事策略，比如，冯巩主演的小品《暖冬》、《爱的代驾》、郭冬临主演的小品《一句话的事》等。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把宏大的国家叙事转换成两性关系叙事，将国家的力量强弱与个人的性吸引力大小联系起来，通过制造一种强烈的今非昔比之感，达到对当下中国的认同。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民族自信常常与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搅合在一起，这在2010年的“春晚”上得到了排比式的释放，在赵本山的小品《捐助》、姜昆的相声《和谁说相声》、郭冬临的小品《一句话的事》中，都有奚落和调侃美国金融危机的台词。虽然这些作品依然把美国当成假想敌，但它们所建构出来的美国形象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不再是一个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可恶的强者形象，而是成了一个不再具备竞争能力的、需要“借钱”的狼狈破产者形象。与之构成此消彼长关系的是，中国的形象变得越来越强大，这在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的态度变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断然“说不”的激切反应中，流露出的是弱者常有的不服之气；而“不高兴”却颇有些威而不怒的意味，流露出的是强者惯有的傲慢。

　　许多论者都已指出，民族主义思潮既适应了转型期中国社会内部整合的需要，又为大众的不满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口，如果运用得当，它将能够激发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然而，大众文化中的民族主义具有明显的对抗性格，如此一来，它的情绪宣泄功能远远超过了它凝聚人心的作用。比如，立邦漆的广告语“让世界瞧瞧中国的颜色”，思念金牌水饺的广告语“让世界尝尝中国人的味道”等，无不在表达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对抗。不难理解，这里的“颜色”和“味道”都是巧妙的双关用语，透露出一种争强斗狠的复仇意味。这些广告语反映出，当前社会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复杂的：它既为民族的重新崛起感到自豪，又无法完全摆脱由屈辱历史造成的心理阴影，而且心中总有一股无名的怒火不吐不快。

　　毋庸讳言，普通大众很少能够切身感受到来自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压力，相反，他们却时刻经受着由房价飞涨、贪污腐败、食品安全等国内问题带来的烦忧，也就是说，大众借助民族主义所宣泄的不良情绪大都是由国内问题引发的。因而，它也始终存在着危及国内政治稳定的风险，我们要积极引导大众文化理性地表达民族情感，而不能盲目刺激大众的非理性民族主义狂热。

　　（本文部分内容原发《文化研究》第1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