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修改实现从口供依赖到技术倚重的转变

　　此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的亮点之一是，既抑制口供依赖，又重视技术侦查。笔者认为，口供依赖与技术侦查之间存在某种技术层面的反比关系，现行《草案》没有意识到这种反比关系对法治的促进作用，有必要重视这种技术层面的反比关系，推动不认罪案件口供依赖的全面抑制。

　　与口供相比，技术侦查的突出特点是与嫌疑人、被告人的意志无关，因此不涉及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意思自由问题，而且获取的证据往往更客观、更稳定，这些都为通过技术手段解决价值问题创造了可能。由于技术侦查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因此在法治国家，人们通常倾向于尽可能地通过技术侦查替代口供，缓解口供依赖问题。

　　口供依赖与技术侦查缺位有关

　　在中国现行刑事诉讼实践中，口供依赖现象比较严重，与之相关的是刑讯逼供问题。本来，1996年刑事诉讼法曾试图解决过于严重的口供依赖和逼供问题，明确严禁刑讯逼供，要求不轻信口供，并规定判案不要求必须有被告人的供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还规定了相应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有实证研究表明，1994—2004年，侦查材料中的口供占案卷材料总数的比例一直维持在30%—33%之间，这表明侦查机关并未明显因为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而降低对口供的依赖；而杜培武案、聂树彬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冤假错案的出现也表明，刑讯逼供仍然绝非个别。

　　现行刑事诉讼法在抑制口供依赖上效果不佳，从技术角度讲，一个重要原因是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技术侦查，而且当时也没有条件开展技术侦查活动。

　　《草案》抑制口供依赖 张扬技术侦查

　　此次《草案》，可以说似乎存在着一条较为明显的抑制口供依赖、逐步倚重技术侦查的内在理路。一方面通过3个修正案条文抑制口供获取和使用，包括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强调不轻信口供和在裁判中被告人供述并非必不可少，以及明确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等；另一方面新增一节5条专门规定技术侦查，显示了立法者从依赖口供到倚重技术的意图。

　　仔细研究这两个方面的条文，不难发现《草案》对待二者的态度并不相同。一方面，就对口供依赖的抑制而言，如果结合现行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不难发现《草案》的突破是有限的。事实上，一直为学界呼吁的、旨在真正抑制口供依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律师在场权等关键性制度设置，并未在《草案》中出现。相反，《草案》还一如既往地强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如实供述义务”。在这种背景下，口供依赖抑制的力度是有限的。

　　另一方面，就技术侦查而言，《草案》的规定可谓空前。《草案》为技术侦查专设一节5条，分别规定了公安机关、检察院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案件范围和程序，以及通过技术侦查收集的材料的法律效力。此条的关键在于，不仅明确将实践中已经存在的技术侦查法律化，而且从《草案》的具体规定来看，该节主要内容都是授权性的而非限权性的，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各自适用技术侦查时的程序要件是“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几乎对公安机关、检察院没有任何实质的限制。在这种背景下，可以预料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只要具备技术条件，必然广泛应用技术侦查措施，这势必大幅增强侦查机关的侦查能力，并对刑事诉讼运行产生重大影响。

　　在技术侦查能力扩张背景下全面抑制口供依赖

　　由于《草案》对技术侦查的强化，侦查机关的侦查能力至少在制度上扩张了。侦查机关可以合法地采取技术侦查手段，对一些重大案件展开技术侦查活动，其收集证据、获取案件信息的制度能力明显得到大幅增强。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现行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的15年，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科技大进步的15年，侦查队伍得以大幅度扩充，人员素质得到大幅提高，许多高端侦查设备、侦查技术开始推广普及，公安机关的侦查能力早已今非昔比。

　　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刑事诉讼已经逐步具备脱离口供中心主义的初步条件，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适当超前地将《草案》关于被告人不自证其罪特权的内容进一步完善，直接赋予被告人沉默权，并可以考虑赋予律师侦查讯问时的在场权，全面深入抑制实务中的口供依赖。之所以主张适当超前，乃是因为在口供依赖和技术能力之间，不仅可以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而且还存在反向性的能动性互相促进关系。只有口供获取极为困难、口供依赖几乎禁绝的时候，侦查机关才有加大技术侦查力度的动力，而侦查力度的加大又会反过来促进口供依赖的降低。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法律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