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以来宗教与理性的辩证运动

　　启蒙运动以来，宗教与理性的关系不是一个取代另一个，而是既对立又互补，在斗争中发展。

　　针对人生中存在的苦难，宗教与理性都试图给出解决的途径。宗教提出“他救”，理性主张“自救”。宗教信徒希望通过祈祷“救世主”来摆脱苦难。“救世主”乃神圣的他者，超逾人世之外。理性则主张依靠人类自身的力量来拯救自己。这就需要人凭借自己的理性来认识自然规律，发展自己的技能，改造自然与社会，建立起适合自己生存的自然环境和合理的社会体制。“他救”与“自救”成为刻画宗教与理性各自特征的重要标志。

　　从表面上看，宗教的“他救”至多是一支安慰剂。烧香拜神，无济于事。从深层次看，宗教的“他救”却蕴涵着对人性弱点的深切认识和对伦理道德的高度关注。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又自以为无所不能；人易受私欲支配，犯罪作恶；人提高了自己的技能，却用这种技能互相残杀。因此，克服人间的灾难，就要承认人的有限性，就需要信仰一个绝对的超越者。这样，人在祈求神的“他救”时，也在进行“自救”，即人须遵循律法，按照道德规范行事，进行伦理实践，努力做到像上帝爱众人那样爱自己的邻人。人的这种“自救”动力来源于对上帝的信仰，人从高傲转为谦卑，从自以为是转为顺从神的旨意。在这一过程中，宗教从“他救”过渡到“自救”，通过内在超越而完成辩证的转化。

　　世界各大宗教的信仰对象不同，但都把“劝人为善”作为教义的核心，因而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雅斯贝尔斯把宗教与伦理的关联称为人类文明进入轴心时代的标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教与伦理的关系根深蒂固。例如，“善”、“義”和“美”这三个涉及伦理和审美的字中都有“羊”，而羊是用来祭祀的。在《易经》等上古文献中，神或上天喜欢“善”、“義”和“美”的行为，会赐福于有这种品性的人，保佑其吉祥。

　　启蒙运动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宗教反而有复兴的趋势。这是人类依然无知，还是科学不够发达？笔者认为，关键是理性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反而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当启蒙理性企图通过 “经验证实”和“逻辑证明”祛除上帝时，它也把伦理价值一并祛除。于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成为理性的分内之事，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却与理性无关。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启蒙理性使君子成为不畏天命的君子，但没有做到使君子成为有德的君子。当然，启蒙理性亦非毫无功劳可言。启蒙理性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增加了人类的物质财富，在社会的法制建设方面也取得长足进步。启蒙理性还促进了宗教的某种改革，使现代宗教意识到要进行某种“解神话”的工作，实现信仰与科学的协调。人类有能力发动星球大战，却做不到自觉地为他人做好事，可谓是启蒙理性的一大败笔。

　　宗教与理性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互补。宗教仰仗启示，主张排他，易走极端；理性强调分析，擅长权衡利弊，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途径。例如，西方近代史上各派宗教间的冲突乃至宗教战争，解决的途径并非宗教自身的力量，而是以理性分析为基础的政教分离体制。

　　哈贝马斯等一批西方学者提倡交往理性，主张通过交往达成共识，形成伦理规范，培育道德意识。有人认为，交往理性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然而，启蒙理性认识到自身缺陷，企图超越自己，这并不是个别人的良好愿望，而是一种历史的辩证法，其中也包括宗教与理性之间的辩证运动。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