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六十年

　　新中国成立60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和传播取得了辉煌成就，在国内外特别是在中文世界影响巨大。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来划分，经典著作研究在中国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前30年和后30年。这两个阶段的特点也十分鲜明。前30年以对经典著作的编译介绍为主，后30年则以深入研究为主；前30年的研究比较注重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后30年的研究则比较注重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前30年的研究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较深，后30年的研究则更多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这30年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本文主要从经典著作版本研究、基本观点研究以及学科建设等方面作简要概括。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版本文本、生平事业和思想来源的考证研究

　　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60年，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经典著作中文版的翻译出版密切相关。随着这些全集各卷次的陆续出版，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经典著作的版本、文本以及经典作家思想来源与发展历程等重要问题的研究也随之深化。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及MEGA版）和《列宁全集》（俄文版）编辑出版相关的版本考证和文献学研究是前苏联马克思学和列宁学的一大特色。梁赞诺夫等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我国学者在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和第二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和第二版以及各种选集、文集、单行本等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过程中，对这些成果作了大量引进和介绍，同时作了有中国特色的版本学、文献学等方面的研究。中央编译局在改革开放前就做了大量的这方面研究工作，1978年以来，研究成果更加突出，相继出版了《马列著作编译资料》、《马列主义研究资料》、《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等资料性刊物。其他研究单位的学者也作了不少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于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献学研究成果逐步蔚为壮观。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随着2004年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深入，马克思主义学科确立为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版本学、文献学等考据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不少学者提出构建中国的“马克思学”、“列宁学”乃至“马克思主义学”的口号。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中的基础地位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一)经典著作版本文本研究

　　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版本文本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版本文本进行总体研究；二是对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的版本文本进行分别研究；三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的情况进行考据研究。

　　随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文版的编译出版，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列宁著作的理解不断加深。

　　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主要按照俄文第2版，同时也参照了德文等文献，从1956年到1974年陆续编译出版了39卷（41册），从1979年至1985年，又继续编译出版了补卷11卷（12册），即第40至50卷。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53册）全部出版。1986年，经中央批准，中央编译局启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翻译工作。第二版的编译，主要依据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同时参照其他版本，在内容上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著作卷，共二十九卷；第二部分为《资本论》及其手稿卷，共十七卷；第三部分为书信卷，共十四卷；第四部分为笔记卷，共约十卷。中文第二版已于1995年开始陆续出版，到2009年已出版21卷，全书共预计出版七十卷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与中文第一版相比，增加了文献收录的总体数量，同时经过严密的考证删减了一些非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文章，力求在译文上更为精准，体例上更加合理。

　　1959年，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38卷依照俄文第4版译出，第39卷于1963年翻译出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于1982年经中央批准开始翻译出版，到1990年底出齐共60卷。此后，又将新发现的少量列宁著作编成《列宁全集补遗》，于2001年开始陆续出版。此外，中央编译局还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列宁选集》（4卷本），陆续编译出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

　　近年来，中央编译局还承担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任务，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重要著作进行重新编译校订，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中精选出一批重点著作，先行编译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同时编译《列宁专题文集》（5卷本），于2009年底出版，作为“向国庆六十周年献礼”。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著作中文版的大量出版，不仅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深化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以此为契机和依据，经典著作的版本文本研究工作不断深入。

　　1、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版本文本的总体研究不断深入。除《马列主义研究资料》（丛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刊物）对新发现的经典作家文献和有关研究资料作了译介和研究外，一些学者还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中文文本和原文本进行了比较研究，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如黄楠森主编的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庄福龄主编的四卷本《马克思主义史》等，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版本、文本的大量研究成果。近十几年来，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如孙伯鍨、张一兵的《走近马克思》，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陈学明的《走进马克思》，王东的《马克思学新奠基》，聂锦芳的《清理与超越——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意旨、基础与方法》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重要成果。

　　2、对马克思主义重要经典著作的版本文本进行了分别研究，使得这方面的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

　　一是关于《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研究。《共产党宣言》自1920年8月出版第一个中译本以来，有多个中文译本，在中国的影响巨大。杨金海、胡永钦等学者系统考察了《共产党宣言》的完整中文译本在中国传播的情况，提出建国前和建国后总共有12种译文不完全相同的中文译本，并重点考察了1949年以前的6个完整中文译本，即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成徐译本、陈瘦石译本、博古译本、莫斯科译本的翻译和传播情况。高放等学者对《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港台等地的情况作了进一步考证，使这方面研究更加全面深入。

　　二是关于《资本论》的研究。《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代表作，一直是我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特别是80年代，出现了学习和研究《资本论》的高潮。从1977年起，福建人民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等陆续出版了各种《资本论》研究丛书，包括《资本论》原理及手稿的研究，《资本论》的结构、逻辑、方法、创作史和传播史的研究，运用《资本论》原理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关于《资本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恩格斯对《资本论》的贡献、列宁对《资本论》的实践和发展的研究等。有的学者从版本编排和研究的角度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对它进行修订的过程以及所形成不同版本，《资本论》第2卷的结构形成过程，《资本论》第3卷的结构和方法，《资本论》第4卷的编排整理出版等问题。还有学者深入研究了《资本论》的写作计划、手稿，《资本论》中的哲学问题等。

　　三是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编排研究。对此，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至今仍没有达成广泛共识。特别是其中的“费尔巴哈”章，目前在国际上至少有七种主要版本：“梁赞诺夫版”（1926年）、“阿多拉茨基版”（1932年）、“巴加图利亚版”（1966年）、“新德文版”（1966年）、MEGA2“试编本”（1972年）、“广松涉版”（1974年）、“英文版”（1976年）。我国学者顾锦屏、柴方国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版本进行了考证研究，对该书中文本的出版发挥了重要作用。侯才等学者对手稿的编排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还有学者从版本学和书志学角度梳理了该书原始手稿的写作过程、保存情况和版本源流情况。这些工作把该书的文本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四是关于列宁著作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翻译出版了一批列宁著作中译本，包括《列宁文选》、《论粮食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十多种单行本。伴随列宁著作出版的热潮，学界特别注重研究列宁的哲学思想，尤以研究《哲学笔记》、《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为甚。中央编译局根据俄文第5版翻译的中文新版《哲学笔记》，体现了新的编排体例和编译思路。有学者对《哲学笔记》的文献生成和编译出版情况进行了研究，黄楠森等学者突破了原苏联的研究模式，进行了独创性研究，并得出了自己的研究结论。

　　3、对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EGA2版以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进行了专题研究。近年来，随着MEGA2版的陆续编辑出版，一批新文本随之面世，新的研究资料不断增加，文献的全面性准确性不断提高，也推动了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思想观点的进一步研究。有学者对MEGA2的结构体系、内容安排和最新编辑进展情况进行了介绍。《哲学研究》、《哲学动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杂志发表了MEGA2的系列研究成果。中央编译局德国专家艾克·考普夫，以及鲁路、章丽莉、魏小萍等学者介绍了MEGA2的最新研究成果。近些年来，有的学者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情况进行了考据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反映在中央编译局编辑出版的几个杂志中，另一方面反映在安启念、姚颖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中。这些成果对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的情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的发现出版情况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作了深入的考据研究，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版本文本研究的新领域。

　　(二)生平事业、思想来源研究

　　国外学者（包括前苏联、东德学者与西方学者）写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生平事业传记的工作，直接带动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生平事业的考据研究。自20世纪初以来，已出版了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传》、《恩格斯传》、《列宁传》。这些传记性著作也陆续被译成中文出版，如梅林的《马克思传》就有罗稷南译本（上海骆驼书店1946年版、上海三联书店1949年版、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樊集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版、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迈耶尔的《恩格斯传》有郭大力译本（大连读书出版社1947年版），斯捷潘诺娃的《恩格斯传》有中央编译局译本（人民出版社1955版），格姆科夫的《恩格斯传》有易廷镇、侯焕良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75版）等，凯尔任采夫的《列宁传》有企程、朔望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50版）、金铣译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版），波斯别洛夫的《列宁传》有马京、华国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版）等。

　　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撰写的《马克思传》、《恩格斯传》、《列宁传》也开始出现。如张仲实编著的《马克思恩格斯传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顾锦屏著《马克思》（北京开明出版社1997年版）、张光明著《马克思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版）、萧灼基著《马克思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姜德昌等著《马克思传》（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版）、魏小萍等编著《马克思传》（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刘建军著《马克思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刘凤舞著《马克思传略》（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萧灼基著《恩格斯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唐承运著《恩格斯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 张新著《恩格斯传》（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刘凤舞编著《恩格斯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陈林著《恩格斯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黄楠森等著《列宁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张仲实编著《列宁传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季正矩著《列宁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版）、陶文昭等编著《列宁传》（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8年版）、刘凤舞著《列宁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

　　20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来源问题上，国外学者没有局限于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论断，进一步拓宽了研究视野，把古希腊哲学思想、近代西方人文主义等也纳入了研究视野，并做了大量考证研究。比较著名的有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麦克莱伦的《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科莱蒂的《从卢梭到列宁》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者也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1981-200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一至二十辑）成为展示这种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在探讨马克思与传统“三大来源”的关系方面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如：吴晓明的《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王永山的《马克思与费尔巴哈》，许俊达《超越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与人本主义哲学》，姜丕之的《马克思与黑格尔》，董仲其的《早期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张云阁的《马克思思维方式论：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关系研究》。另外，刘森林的《马克思与西方传统》，李红波的《西方哲学传统和马克思思想探析》，罗晓颖的《马克思与伊壁鸠鲁：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和<博士论文>》，杨晓东的《马克思与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等，都从不同方面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传统思想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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