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与方法：外国教育史研究创新路径

　　教育史研究是对教育的发展过程，包括对其社会背景进行综合分析和历史性考察的活动。外国教育史研究作为教育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探讨教育发展的问题和特点具有重要作用。

　　资料仅是一部分

　　与中国教育史研究相比，外国教育史研究与占有外国教育资料以及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有密切联系。外国教育史研究可以有创新吗？当然人们会反问，如果外国教育史研究没有创新，这一学科如何发展？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外国教育史研究与中国教育史研究相比，其资料为外国人所发现，只能跟在外国人后面做研究；没有外国人的资料，研究就无法进行。因此，外国教育史研究不可能有创新。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由于受地域、文化、语言，特别是资料的限制，外国教育史研究在许多方面受制于人，在一定程度上比较被动。当然，这种被动是有条件的，它主要是指由于我们过去对外交流不够，当国人还没有可能出国访学或者与国外学者合作进行研究的时候，而当我们可以去国外进行研究，也可以独立发现资料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就不存在了。需要指出的是，前面“被动研究”的说法实际上隐含着一个错误的假设，即把占有资料等同于研究，混淆了资料与研究的区别。照此推论的结果就是，资料落后于别人，研究就落后于别人。实际上，资料只是研究中的一部分。同样的资料，任何一个研究者都可以使用。资料落后，并不等于你的研究落后，关键看你如何使用资料，用什么观点或者方法分析资料，得出新的结论。举个例子，中国人可以研究外国，外国人也可以研究中国，如西方的汉学研究，但他们的研究并不一定比中国差。这里不仅有资料的问题，还有研究观念和方法的问题。可以说，当资料是一个定量的情况下，研究时采用什么样的视角、方法或者视野和观念也很重要。

　　例如，在外国教育史研究中有做“文献综述”的过程。做“文献综述”实际上是将别人已经做过的研究的主要结论或观点呈现出来，并进行一定的分析，通过提出进一步要研究的问题，以解决新问题。但是，一些研究者却把做“文献综述”的过程变成了做“综述文献”的过程。综述文献后发现，别人都已经将问题和观点说到了，不知道自己还能研究什么，结果是所做工作只能是“系统”或“整体”性地总结别人的观点。另外，还有的研究者在选题时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是国内没有研究的就都是新的，而不管国外是否有研究。这种情况实际上也反映了我们在研究观念、方法上的不足，特别是在研究视野上不开阔。

　　问题、方法、观念是重要保证

　　关于研究的创新问题，许多学者进行了论述。钱学森曾经提出，创新就是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是缺乏创新的表现。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有人将科学研究分为创新性研究、发展性研究、追踪性研究、应用性研究，外国教育史研究可能与前面两类研究有密切联系。

　　理解外国教育史研究创新的问题，需要对外国教育史研究进行具体分析。一般而言，外国教育史研究包括史料、问题、方法、观念等几方面。对于研究者来说，史料的占有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一些外国学者也能较好地进行中国问题的研究，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有条件获得更多的史料。但这不是绝对的，与资料相比，能否提出有意义的问题、能否有合适的研究问题的方法（如用老方法研究新问题、新方法研究老问题、新方法研究新问题）、能否具有先进的研究观念，也是研究的重要保证。

　　史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观点，即某个史料可能是某个研究者记录或分析后形成的观点。教育史研究仅仅知道研究者的观点还不够，研究者的观点是一定时期的产物，总会发生变化。教育史研究还需要具备一定的逻辑分析和质疑能力。如在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文献综述”过程中，虽然好像“别人都已经把问题和观点说到了”，但进一步分析，仍然可以追问：作者的研究是否全面？还可以进行什么样的研究？作者的分析是否深刻？还存在哪些方面的不足？观点和论据之间是否符合逻辑？这是发现问题和提出要研究问题的所在。在这里，科学研究中可能有一些共通的东西，即一些基本的原则，如合逻辑性（合事实真相）、问题的批判意识等。这对于外国教育史研究来说也非常必要。库恩曾说，“在阅读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时，我们首先要寻找那些通常被认为有明显错误的地方。并且反身自问，一位有良好素养和知识的人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话来呢？”库恩的观点给我们的启示是，外国教育史研究中的质疑十分重要，为了保证这种质疑能够顺利进行，同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进行批判性的评价也非常必要。

　　新“范式”需要建立“新的关系”

　　在库恩看来，研究上的“创新”，是新“范式”替代旧“范式”的过程。虽然新范式产生于旧范式，新范式收编了旧范式的一些老概念或语汇，但是，新范式要通过对这些老概念和语汇等的整合，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新的关系”建立的过程就是利用原有资料，并对原有资料重新进行建构的过程。当然，对于外国教育史研究来说，“创新”也意味着使用“从前相同的资料”，通过把它套到“不同的体系”中，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形成新的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突破已有研究的观点，根据对资料的分析和批判，建立一个新的解释框架或者“新的体系”。

　　在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当我们接受某一种观点或者放弃某一种观点时，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思想上的一次更新。为什么接受这种观点而放弃那种观点，反映在我们的思想深处有一种对原有的研究和解释力的不满足感，而这种不满足感需要我们对以往的研究有一种新的解释。当以往的解释力不足或者无能为力时，寻求新的解释力更强的观点就成为必然。这恰恰是外国教育史研究创新的动力所在。

　　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创新需要资料的占有，但是观念的开放、方法的创新，以及反思性批判同样重要。外国教育史研究要想有所作为，必须突破已有研究和认识的框架，在观念、方法等方面更新，可以尝试先从发展性研究开始，不断积累，再寻求新的突破和超越。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