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析推论到科学实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于西方的文化语言学，其实质是研究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语言与民族心理的关系、语言与民族行为的关系等。在经历了对传统语言学的挑战与反叛之后，文化语言学基于假设、推理的基本观点逐渐被研究者所接受。在此框架下，研究者纷纷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在观察语言事实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推论，如跨文化领域研究中在翻译“恒不对等理论”基础上提出的印度殖民地时期翻译特色推论，在微观层面上对东西方人姓名观的差异性推论，以及宏观层面上如语言受文化因素影响的演变模型构建等。

　　近年来，研究者们开始转向对这些推论进行实证研究。对假设、推理的实证，以及对实证的质疑及再次修正，成为美国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趋势，同时也标志着文化语言学从高屋建瓴的宏观构建向精雕细琢的微观分析的转变。以上三个推论的提出—证明—修正的过程，正是近年来美国文化语言学研究趋势的一个缩影。

　　翻译“恒不对等理论”：实证研究从语言观察中萌芽

　　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萨丕尔及其弟子沃尔夫提出了有关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假设：人类对语言的理解，与说话者的语言及其文化背景有关。从此，语言的民族性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具体观点及论断的提出，为抽象的理论提供了具体的研究对象，也大大拓宽了其研究领域。通过语言现象证实或证伪这些观点及诊断，成为近年来语言民族性研究的趋势。

　　其中，翻译的“恒不对等理论”的提出及证明模式便是代表之一。Walter Benjamin指出，每一项翻译都是对原文的扩展，是两种语言的碰撞。因此，从来就没有完全对等的翻译，如果把相似作为终极目的的话，任何翻译都无法进行。而如何证明这一理论，则需要具体案例的深入研究。Sukanta Chaudhuri在此基础上推测，印度在殖民地时期的翻译应当具有显著的“殖民地特色”，成为“恒不对等理论”的经典案例之一。

　　为了证明Chaudhuri的理论，使翻译的“恒不对等理论”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Matthew Arnold在他的《关于荷马的翻译研究》（On Translating Homer）一文中对印度殖民地翻译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他以泰戈尔的自写自译本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翻译前后源语言与目的语的差异，证明语言的翻译不可能完全一致，从而证实了不对等翻译的广泛性。他在对Raja Rao和R. K. Narayan的“印度英文”写作特色的进一步研究中，证明了翻译的态度对翻译结果的影响，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社会因素在语言生成及演变中的作用。

　　姓名差异理论：实验在修改中不断完善

　　20世纪80年代，Saul Kripke在语言的民族性基础上提出了姓名差异理论：一个人名字的含义并非是一直按照个人或团体原先赋予的那样固定的。2004年，Edouard Machery和Ron Mallon等人在语言调查的基础上指出，粤语方言区的人在取名字的时候，更倾向于取高期望值的名字，而西方人则更愿意取富有历史背景的名字。因此他们认为，语言的生成与使用该语言的团体的文化背景和教育背景有关。这样具体的推论，为实证性的实验分析提供了可操作的方向和平台，为文化语言学的科学化趋势提供了契机。

　　在此基础上，Machery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力图证明姓名差异理论的正确。他引入了实验心理学的统计方法，通过调查问卷及方差统计，通过具体情境来考察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姓名的理解差异。调查得出，广东人更倾向选择姓名的文化历史意义，而西方人则倾向姓名的事实意义。这样的结论，有力地证明了语言的理解和使用差异确实存在着跨文化差异。

　　实验的结论引起了其他研究者的极大兴趣，质疑声也很快纷至沓来。首先是针对实验材料的质疑。Barry Lam在《以广东话为母语的人真的存在期望值倾向吗？对跨文化语言学的修正》（Are Cantonese-speakers really descriptivists? Revisiting cross-cultural semantics）中提出：Machery在实验中采用的语言是英语，而被试有一半是广东人，语言很可能会影响实验的结果。他决定再做一个同样的实验，仅将针对被试的问题改为用广东话询问。实验结果显示，当广东人回答“历史倾向”的题目时候，他们通过Fisher精确检验（Fisher exact test）测出的值确实大大超过西方人。但是，在表示“真实倾向”的时候，他们的比例并无实质差别。这一点就与Marchery 的观点产生矛盾。而进一步的实验证明，造成矛盾的原因在于“广东人在阅读广东话文本时和在阅读英文文本时存在价值判断的差别”。这一结论不仅修正了Machery的实验结果，更是对姓名差异理论的深化，并提出了新的议题，即阅读文本对说话人内在价值判断的影响作用。

　　实证性研究为文化语言学引入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使文化语言学不再停留在归纳与推断，获得了具体案例、实验数据作为事实支撑。然而，对研究过程、研究结果的质疑也一直伴随着语言实验的发展。尤其是在变量的控制上，实验中被试的背景、实验条件等因素常为其他学者所诟病。对原有实验的条件、被试、问卷等的质疑，也往往促使后来的学者们在对实验条件进行修正之后重新展开实验，以检测以往研究的信度与效度。

　　语言演变模型：反复实验还原真实规律

　　在某些情况下，修改实验条件并不能满足学者检验实验信度的要求，研究者往往从其他角度重新开展实验，以检测原有的实验结果。近年来，对已有实验结果的重新验证，同样是美国文化语言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语言演变模型的建立和验证过程，正是“建立推论—实验证明—重复检验”模式的代表。

　　在宏观层面构建语言演变模型，是文化语言学从科学角度证明文化因素对语言发展影响的重要尝试。既然语言的演变是确实存在的，其过程自然也受到关注。传统语言学认为，语言的演变是语言应用中的一种无意识作用，而文化语言学则力图证明文化因素对语言演变的影响。Joan Bybee认为，一个词的使用频率和语境的变化，会引发语用和语法功能的变化。而语言使用者的有意识选择，则会影响词的使用频率，进而对词的语用和语法功能产生影响，这一推断初步确立了文化因素在语言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

　　在此前提下，Bybee试图通过建立数学模型确定文化因素在语言演变中的作用。她通过对“can”从纯粹的动词到具有功能含义的动词的转变过程，建立了基于主体的语言演变模式。这一模型证明，文化演变对语言发展确实存在着影响。认知的因素或是文化的交流把新的变化带进语言现象中，而这些偶然现象的出现则与社会因素的影响密不可分。

　　在数学模型建立后，研究者立即对这个模型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真实的语言现象产生了兴趣。Frank Landsbergen等用一个具体的例子——通过“w”的用法去调查单一性的现象，即在一个词从词汇到功能的含义转变中，考察词的“能力”在语法化中的作用，结果证明Bybee等建立的模型确实反映了语言演变的轨迹和规律。但Bybee等的模型仅适用于仅观察单一的“w”的使用，仅放置在单一的句法中，并使用单一的被试时，才能成立；一旦一些变量变化，许多变量就会同时变化，很难控制这些变量，而使某个假设得到独立的研究。但这样反复的验证，也使Bybee等建立的语言演变模型成为可信度较高的语言演变模型之一。

　　总之，在经历了思想解放式的反叛之后，研究者们开始致力于解除文化语言学多年来被垢病的随意性之说，在对文化语言学的科学性研究中引入了科学和实验的视角。近年来美国文化语言学“假设—证明—反证”研究模式的盛行，正是文化语言学日趋科学化的表现。实证与反证的针锋相对，关注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错，其价值恰恰在于实验的过程中，在实验条件变化下引起的实验数据变化，以及这样的变化背后的更深层的文化动因，这才是研究者应当真正关注，以及值得研究的对象。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