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我想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培养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主心骨与指南针。我们只有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念与方法,才能在文化上一步一步走向强大、走向主动、走向先进。只有在各个领域多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声音,才能为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奠定更扎实的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是使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断迈上新台阶的法宝。

　　其三,我们要注意吸收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注意吸收西方当代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成分。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他还说:“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这是很实事求是的。在文化的建设上,我们可能往往是要用人家打我们的“砖头”来修筑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厦。列宁说,我们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必须取得全部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没有这些,我们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我想,这一理念也是我们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议题中的应有之义。

　　记者:这就涉及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同外民族和本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当前“国学”比较热,这是否说明国人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信心有所增强?您对此有何看法?

　　董学文:文化自觉与自信,不仅仅是一种热情,更应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从根本上说,文化是人的一种内在精神需求,是人类通向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的尺度。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文化上的充实和丰盈,就谈不上有真正美好的生活;改善民生,如果不改善文化的条件与环境,那这种改善必定是粗鄙、浅层和片面的;讲幸福指数,如果不把文化元素包含在内,那这种幸福指数一定大打折扣;经济的发展,如果文化不表现出比物质和货币更强的力量,那这种发展也难以具有可持续性的后劲。当前我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经济与社会变革,矛盾和问题多发,思想困惑和精神焦虑加剧,在这个时候,“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养心”,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就显得尤为迫切。

　　任何时代的文化都是“多元”杂处、多样共生的。眼下的“国学”热,某种程度、某种范围内满足了弘扬民族文化的一定需求。但毋庸讳言,它与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还有一段距离。每种民族文化,都有积极的成分,也有消极的成分。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中有带人民性的东西,但也有非人民性的东西,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超时空、超历史、超阶级的文化是不存在的;统一、抽象、普适的所谓“民族文化”,也是子虚乌有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我们党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当代鲜活生动的社会主义文化,才是我们更应该加以珍视的文化遗产,才是我们文化前进的主航道,才是我们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主要成分。

　　记者:您认为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培养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董学文:这个问题涉及很广。我这里只谈一点,那就是鉴于历史上的经验,我们在从事文化建设的时候,一定要有坚忍不拔、不屈不挠、持之以恒的“韧”的精神。因为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有其自身的规律,我们既要推动它的繁荣和发达,又要看到完成文化任务不能像完成其他任务那样迅速,需要较长的时间,且与经济发展之间有不平衡的关系。“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列宁的这句话发人深思。我们只有把文化的进步同整个社会的进步协调起来、统一起来,才能不仅承袭其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而且会把它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促进它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殷燕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