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一体：中国公共外交的理论使命

　　日前，英国广播公司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与北美，与中国的经济依存度越来越高，然而，它们对中国的担心也与日俱增。与2005年相比，各国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负面印象上升了6%，军事崛起的负面印象上升了2%。如何解释彼此经济依存度和贸易重要性提升，伴随的却是这些国家对中国负面看法的上升这一现象？到底是金融危机带来的中外发展势头反差，还是媒体放大了“中国崛起” 效应——外界几乎相信10年后中国会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使他们的“中国焦虑”提前到来，以至于担心“中国统治世界”？

　　公共外交可为抑或不可为

　　有外媒评论说，中国的公共外交文不对题才导致上述反差。果真如此？面对这一情势，公共外交到底可为还是不可为？说中国公共外交可为，是因为它远远滞后于经济崛起，其长期效应尚未展示，或者说，公共外交可能已经抵消了这种反差的上升势头；说中国公共外交不可为，是因为这种反差是发展阶段和时代背景所造成的，非传统公共外交所能改变。

　　无论何种情形，都说明中国公共外交不能停留在学习、模仿阶段，必须针对中国崛起和世界变化的客观事实，因地制宜地制定公共外交方略。其中，理论突破和创新尤其重要——中国的公共外交概念、使命、文化载体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究竟有何不同？

　　须去美国化

　　当今中国的公共外交实践方兴未艾，但公共外交理论更多是源自美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理论“饥渴”。然而认清美国公共外交的实质，十分重要。其一，美国公共外交的意识形态色彩。“公共外交”概念的提出，带有冷战期间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深深烙印。冷战结束以后，“软实力”理论的提出，增进了公共外交合法性，并终于摆脱了“和平演变”的影子，但公共外交一直难脱意识形态的干系。

　　其二，美国公共外交的宗教情结。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本是针对大国兴衰铁律、反对美国衰落论、提振美国霸权合法性而发明的。当冷战戛然而止，软实力理论不幸助长了历史终结的错误解释，即将苏联体制的自我解体，错误地解释为美国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而苏联相反。公共外交被无形中赋予了“天定命运”的宗教情结。迄今，美国的公共外交，欲正人而非正己，崇尚“己之所欲，定施于人”。潜意识地认为自己的政策、制度、理念是正确的，因而极力劝说他人接受。

　　中国是传统世俗社会，这决定了中国的公共外交缺乏美国的意识形态冲动与宗教进取心。因此，中国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必须回归传统文化和基本国情。

　　以文化本位解决根本问题

　　梁启超当年描绘中国的三重身份：“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及“世界之中国”，而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仍未实现“三位一体”。因此，中国公共外交理论必须回答好以下三个根本问题。

　　中国如何发展及其发展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在中国游离于国际主流社会之外时，中国公共外交的使命是讲清楚“中国是谁”；改革开放后则侧重于阐明“中国如何发展”。换言之，中国公共外交使命从冷战时期“井水不犯河水”的要求，到全球化时代“和而不同” 的境界，目的是实现“和平发展”。中国公共外交的长期任务是用国际通用语言准确地告诉世界，中国在崛起后如何使用其增长的权力，以及权力的增长对世界的和平与福祉意味着什么。

　　发展起来的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如何向西方社会证明，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有形的差异其实微不足道，大家都在吃饭这一事实才是最根本的——我们没有因为用筷子吃饭而证明自己更爱好和平，西方也就不应该以自己的政治模式否定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我们需要说服外国民众去超越政府、超越体制，实现人性回归和文化本位，树立“中国模式”与人类其他发展模式殊途同归的信念。对后崛起时代的中国，“殊途同归”逐渐取代“和而不同”，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追求目标。

　　未来的中国是何种国家、它追求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随着中国崛起为具有全球影响的世界大国，明确表明中国的未来身份、追求实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及中国如何承担世界责任，显得十分紧迫。然而，外界担心中国传统文化不足以承载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使命。为此，中国公共外交应将中国国家身份描绘为传统中国（Traditional China）、现代中国（Modern China）和全球中国（Global China）的三位一体。同时阐明，中国所提倡的多极世界与历史上易引发战争的多极世界有何本质不同，并将和谐世界理念系统化、政策化、普世化。

　　回答好上述问题，就是中国公共外交的理论使命。为此，我们必须以“无欲则刚”抵消西方公共外交的“急功近利”；以“上善若水”超越西方外交手段的“潜移默化”；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超越西方的“民主输出”。以“大同世界”化解“世界之中国”与“中国之世界”之间的矛盾，达到“中国即世界、世界即中国”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