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澳大利亚中国研究的两个领域

　　自1978年以后，澳大利亚当代中国研究成果数量大增，主要是得益于研究方法突破了以往政治研究只能根据有限的文献资料的局限。

　　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脱胎于汉学（Sinology），澳大利亚学界称之为后汉学：“后汉学直面再度崛起的中国，是了解当今中国的更为成熟的方式……是全面接触华文世界的充满活力、生气勃勃的当代中国汉学。”由此，传统汉学和当代中国研究构成了澳大利亚中国研究的两个主要领域。

　　传统汉学：在困境中重新定位

　　1918年，悉尼大学成立了东方研究系，开始进行古代汉语教学。但到1947年时，因生源等原因停办。1955年，悉尼大学重新恢复东方研究系，并于次年招生授课。随着古代汉语教学的繁荣，也迎来了传统汉学的红火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远东历史系“10名博士研究生中，有9名做中国研究”。

　　现在的传统汉学研究面临重重困难。首先是大学教职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40多人的中国研究团队中，只有亚洲研究中心的梅约翰和John Minford两位专职教授，主要关注中国哲学、中国知识精英历史、中国传统文化认同、中国戏剧与电影和文学翻译等内容。其次，古代汉语学习难度大，人数不足。直到1969年，国立大学才将汉语教学分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两组。主修现代汉语的学生须选修一年古代汉语；主修古代汉语的则须选修现代汉语。但外籍研究生中，念历史出身并懂中文的为数不多，反之，中文系出来的学生，也不大懂中国历史，所以指望这些人来从事传统汉学研究是不现实的。此外，中国文史类专业学生就业途径狭窄，也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面对困境，澳大利亚的传统汉学不得不重新进行自身定位。1996年以后，随着澳大利亚教学机构中的汉语教学规模的不断扩大，最多时有30所大学提供汉语教学。这些新增大学的汉学教学单位虽然承袭传统汉学模式而建，但都倾向于进行现代汉语教学，这就为更多从事中国研究的研究人员提供了语言学习的方便。

　　总的来说，现在亚洲研究中心的活动更多定位在普及与传播中国古代文化精萃、提升普通受众的鉴赏水平方面。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中心为例，该中心2008—2010年的活动就有云南纪录电影展演、中国古典音乐周活动等。此外，亚洲研究中心每年还举行一次学术会议，内容多与亚太学院其他系所的中国研究资源混搭，全面介入当代中国研究领域。

　　此外，传统汉学学术刊物的办刊思路也有明显调整。1970年，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创办《远东历史论丛》，现已更名为《东亚史》（East Asian History），由亚太中心定期编辑出版。因拍摄《中国长城》出名的电影制作人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主编的电子刊物《中国遗产季刊》（China Heritage Quarterly），也从最初的关注中国考古文献转向聚焦当代中国视觉艺术方面。

　　当代中国研究：从政治史研究扩展到整个社会科学领域

　　与冷清的传统汉学相比，当代中国研究可谓是风光大好，它将原先束缚于语言教学的传统汉学扩展成为一个横跨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综合研究领域。

　　1949年以后，西方学术机构意识到发展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中国政治精英和高层政治史也受到了澳大利亚学术界的重视。针对中国高层的政治研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中国政治精英人物的生平传记，主要集中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人身上，如Fred Teiwes出版的《中国的领袖、合法性与冲突：从超凡魅力的毛泽东到继承政治的邓小平》一书，对中国政坛的两大领袖人物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评述。第二类是专题研究，如Nick Knight与马克林合作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在亚洲》，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第三类是论文集，如1994年时Fred Teiwes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而出版的各种资料编辑出版的论文集《毛泽东思想领导地位的确立：从王明归来到七大的召开》和Jonathan Unger主持编辑的《中国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之后的中国：步入东欧还是东亚后尘》。

　　正如Fred Teiwes在《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一文中所说，由于研究资料不足，过多依赖香港和台湾出版的无法证实其真实性的内部资料等，使得澳大利亚关于中国高层精英政治的研究成果难以保证质量；再者就是把中国材料纳入西方已有的理论框架中去加以解释的现象也较为普遍，如David Goodman对“大跃进”的理解。

　　1978年以后，当代中国研究成果数量大增，主要是得益于研究方法突破了以往政治研究只能根据有限的文献资料的局限，如通过在香港做访谈研究来收集写作材料进行一项创新之举。以1981年陈佩华、Jonathan Unger等人的陈村研究最为著名，2009年该书的姊妹篇《陈村：全球化中的变革》一书出版，作者运用丰富的田野材料追溯了陈村30年的社会变迁。

　　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澳大利亚中国研究人员也开始进入中国内地收集写作资料，从陆续发表的研究成果来说，都离不开研究者本人与内地相关机构的长期合作。如1995年David Goodman再版《邓小平与中国革命》，就得到山西太原市政府和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的协作，他的《地方政府机构的特点：1990年以来山西的中央政府机构、地方政府机关和县级政府》一文，也与其多年在山西的调查工作分不开。与北京地区妇女组织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杰华（Tamara Jacka），利用数年时间调查了北京海淀区民工聚居地的女性农民工的生活，于2006年出版的《城市化中的农村妇女：性别、流动和社会变迁》一书，成为2007年度最好的东亚人类学著作并获得美国人类学协会的弗兰茨奖。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此文写作荷蒙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Jonathan Unger教授提供的资料，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