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忍·奇蒂（ Naren Chitty A.M.），澳大利亚悉尼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国际传播学系创办人，国际传播学教授，国际交流基金会主席。曾分别担任麦考瑞大学社会、文化、传媒与哲学学部执行主任，里根时代的驻华盛顿外交官、IAMCR（国际媒体与传播研究协会）秘书长（1996—2000），于1994年创办了《国际传播》（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期刊并担任主编至今。由于在国际传播教育领域及科研、学术、学会工作中作出杰出贡献，2009年他被授予“澳大利亚勋章”。目前，奇蒂教授负责主持麦考瑞大学的软实力研究小组（Soft Power Advocacy & Research Center, SPARC），该小组目前正致力于推进澳大利亚、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合作。

　　进入21世纪以来，尽管中印“两国合作不断上升，但远未进入最佳状态”，学者们对中印关系走向各执一词。近日，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内忍·奇蒂教授来京访问期间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奇蒂教授对记者表示，中印双方应该基于两国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和历史，达成共识，全面、系统地开展合作。

　　1 中印合作仍须进一步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印关系的研究当前主要关注哪些领域？

　　内忍·奇蒂（以下简称“奇蒂”）：中国和印度是两个毗邻的文明古国。自古以来，双方就有人员互访、经贸往来和思想交流，两国人民大致认同对方的基本价值观和文化，但也曾为边界问题争论不休，甚至付诸战争。21世纪以来，两国以其庞大的人口数量（两国人口总和占世界人口的比重近40%），晋级为新兴超级大国。如今，两国关系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影响甚至左右邻国乃至世界的安全，影响相关的研究方向。

　　研究显示，尽管近年两国合作不断加强，但远未进入最佳状态。现实冲突理论告诉我们，竞争容易使一方成为另一方的“假想敌”，从而弥漫争夺的气息。而“假想敌”形象一旦成立，双方都会尽可能地加强安全措施，致使潜在的冲突不断升级。此外，通过合作产生的积极的互惠形象则会使得这种合作在更多领域展开。

　　新形势下，中印两国庞大的人口数量蕴藏着巨大的购买力，剧增的财富不断增强其国际实力，两国对资源和客户竞争日益激烈；中印核能力旗鼓相当，两国之间仍有边界争端，这些都将成为研究两国关系的常新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研究的重点是什么？

　　奇蒂：约20年前，我的博士论文《南亚转型构想》（“Framing South Asian Transformation”）在印度出版，主题是“国际传播和国际交往”。我当时在论文里提出，以往的权力和冲突结构可能会因为南亚次大陆市场的重新界定发生变革。如今，我的研究领域仍然是国际关系视阈下的国际传播，主要是从国际传播的角度审视中印两国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国际传播视角看，如何处理中印关系当前面临的问题，促使双方关系向积极方向发展？

　　奇蒂：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最初是始于西方世界与前东欧国家、“南半球”在政治经济上的对立。我认为，从“亚洲国际传播”的角度来分析中印问题，从地缘政治学来讲，就是从传统的“亚洲”内部关系转向从“东—西方”维度重新进行审视。中印两国共享古老的文化、科技和智慧，但民主治理理念并不相同。对此，国际传播学者应加强两方面的调查研究：一是用“东—西方”维度探讨中印关系，二是两国都无法回避的“南—北”问题。

　　我个人倾向于主张采取以对话方式进行国际传播的形象与合作方面的理论（theories of image and cooperation）研究。例如，在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的三角系统理论里，至少存在经济、军事、社会参与三种不同“形象”（images）。在博尔丁看来，相互威胁的双方只有建立共同体，产生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才能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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