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之年主持《儒藏》重大工程

　　“汤先生还是一名活跃的学术活动家、大型中国文化学术工程的组织者。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掀起了一轮传统文化热潮。从上世纪末的‘传统文化热’，到如今的‘国学热’，中国传统文化经过近百年的沉寂，在顺利回应了西方文化的挑战之后，重新走上了复兴之路。近年来汤先生又组织主持教育部重大学术项目《儒藏》工程。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盛世工程。”汤一介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广保评价说。

　　1984年，中国文化书院成立，这在当时是国内第一家民间学术团体。初建时，得到冯友兰、张岱年、朱伯崑等先生的大力支持。“当时我刚从美国开会回来，大家希望我来做院长。我的想法是如果建立这样一个学术团体，一定要像蔡元培先生一样，‘兼容并包’。所以我联系的学者是各种各样的，有梁漱溟、冯友兰先生，也有李泽厚、庞朴，还有‘全盘反传统’的，如包遵信等。我觉得学术是天下之公器，只有兼容并包，才能够有很自由的讨论环境，也才能够真正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

　　“对学术研究来说，‘自由地思想’是非常重要的。‘自由’是一种最宝贵的创造力。”汤一介说。

　　2002年10月，汤一介向北大校领导提出编纂《儒藏》的构想，2003年教育部批准立项，北京大学整合文科院系的力量并联合有关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正式启动了《儒藏》工程，这是教育部迄今为止最为重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攻关项目。汤一介介绍说，历史上有《佛藏》、《道藏》，就是没有儒藏。中国的《佛藏》从宋朝开始编纂，到现在已累积有20多部佛教文献集成。《道藏》从宋朝开始编，现在留下来的是明朝的《道藏》。当时，《佛藏》、《道藏》的编纂多是靠寺院支持做起来的，儒家不是一个宗教派别，没有寺院支持，应该由国家来做。明朝的学者已经提出编纂《儒藏》，没有实行，当时编了《永乐大典》。清朝的学者也提出来做，也没有做成，当时编了《四库全书》。现在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儒藏》编纂可以做了。

　　“我们编纂《儒藏》的目标是，之后100年内不会有人超过，而且成为世界上通行的儒学研究本子。”据汤一介介绍，《儒藏》工程是一个总称，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编纂《儒藏》精华编，计划出书330本，收书500余部、约2亿字的儒家经典著作；第二部分是编纂《儒藏》大全本，将收入5000部著作、约10亿字。第二项工作现在没有启动，要等第一部分完成后才进行。目前已经出版了精华编40本，计划到2015年完成。

　　“我算是编纂首席专家，组织了近400人的专家队伍。我们不仅要把中国的儒家文献典籍包含在内，而且要联合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学者，把这些国家用汉文写作的儒家典籍都包含在内。这是带有一定跨国性质的大工程，确实不太容易。”汤一介说，“我接手这项任务时已经76岁了，按道理不应该接这么大的工程。我觉得这也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你应该承担的就要承担，就应该负起责任来。”汤一介认真地说，“既然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那么大的作用，而且是中国文化的主流，那就不应该没有《儒藏》。”

　　2010年6月29日，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成立，汤一介出任院长。“这也是长期以来我想做的一件事情。从上世纪90年代我就提出来要建立这样一个儒学研究基地。国内高校里，四川大学设有一个道家道教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设有一个佛教研究基地，至今还没有一个专门研究儒学的基地。儒学研究院首先是一个研究的平台，把《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等机构整合在一起，共同做课题、带研究生、开设儒学课程。同时，它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可以加强与国内外儒学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因此我们成立儒学研究院的目标和宗旨是：‘放眼世界文化潮流，传承儒学思想精粹，阐释儒学特殊理念，寻求儒学普遍价值，创构儒学新型体系。’”

　　“汤先生以自己半个多世纪学术工作积累的功力和境界，化作深刻而开阔的学术眼光，提出了若干重大的科研课题，不仅为中国儒学搭建了一个研究的平台，更是为我们中国哲学未来10年的发展作出了整体规划，可以说是总设计师。”在2011年农历正月十五，汤一介先生84岁生日聚会上，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这样评价说。

　　学术成果

　　汤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

　　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英文版）等，在国内外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为哲学研究史上不可不读的著作；

　　著有学术随笔《在非有非无之间》、《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非实非虚集》、《昔不至今》、《郭象》、《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汤一介卷》、《反本开新》、《和而不同》、《儒学十论与外五篇》、《新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建构》、《佛教与中国文化》、《生死》、《LaMort》（法文版、意大利版）等，笔墨清新，隽永；

　　主编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第一次系统、完整地展示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的百年历程，被张岱年先生称为“一项贯通中西哲学视野的难得的学术工程”；

　　2003年，以耄耋之年发起并主持《儒藏》工程，任编纂首席专家。这是教育部迄今为止最为重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攻关项目。

　　汤一介说

　　一个人学问的高下往往和他境界的高低相联系，“做学问”与“做人”是统一的。“做人”首先要真诚，“做学问”同样要真诚。

　　“自由”是一种最宝贵的创造力。对学术研究来说，“自由地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学术是天下之公器，只有兼容并包，才能够有很自由的讨论环境，也才能够真正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

　　古人的思想观念无论多么有价值，都必须给它们适应现代生活的新诠释，并使之落实于操作层面，才能对现代社会生活发生实际效用。

　　我自知自已的学术功力比起老一代学者如熊十力、陈寅恪诸先生差得很远，但我和我这一辈的人却也在努力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复兴做力所能及的事。

　　哲学可以被视为“无用之学”，因为它不能一一解决具体问题，但它思考问题的路子，却可启迪人们的智慧，提高人们的人生境界，故又可被视为“大用之学”。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就是要从中发掘出其“无用之大用”，以贡献给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