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中国哲学中“无用之大用”

　　“文化大革命的10年，给我留下的深刻教训就是，我今后不能听别人的，得用自己的脑袋去思考问题。”

　　进入20世纪80年代，汤一介迎来了学术生涯的春天。1980年，汤一介恢复了讲课资格，此时他已53岁，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但他仍然向往着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做点事情。

　　他开的第一门课是《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汤老师的课异常轰动，许多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也来旁听。连换了3个大教室还是坐不下，最后只能以发听课证的方式限制人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孙尚阳回忆说。之后，汤一介又相继开设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等课程。在这一阶段的教学与研究中，他努力把教学、研究与意识形态和政治脱钩，力图在教学研究中坚持独立思考。

　　1981年，汤一介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一文，率先提出将哲学史作为认识发展史来考察，并试图突破50多年来“唯心与唯物两军对垒”，“唯心主义”是反动的，“唯物主义”是进步的等教条，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快速推进了学术界反对极左教条主义的进程。在由《中国早期道教史》一课修改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汤一介大胆提出，必须把“宗教”和“迷信”区别开来，要肯定“宗教”和“非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汤一介以他敏锐的哲学家眼光，提出了此前道教研究很少讨论的内容，开新时期哲学研究风气之先。

　　“古人的思想观念无论多么有价值，都必须给它们适应现代生活的新诠释，并使之落实于操作层面，才能对现代社会生活发生实际效用。”汤一介非常注重挖掘中国哲学中有价值的思想，并加以现代诠释。

　　1983年，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会议的最高潮是由北大汤一介教授用中文发言，探讨当前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台湾著名学者刘述先在《蒙特利尔世界哲学会议纪行》中描述道。在这篇《儒家哲学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中，汤一介把先秦哲学看作是中国儒学的第一期，将外来印度佛教冲击后建立的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第二期，将在西方思想冲击下的现代新儒学，作为儒学发展的第三期，并提出儒学的中心理念“天人合一”在现代社会都没有失去意义，理应有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这一番发言虽然因为通过翻译的缘故而占的时间较长，但出乎意料的清新立论通过实感的方式表达出来，紧紧扣住了观众心弦，讲完之后全场掌声雷动，历久不息。”刘述先描述道。

　　汤一介认为，“天人合一”思想不仅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基石，同时也是一个常新的人类社会需要不断给以新诠释的命题。从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人们最初遇到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界”（天）的关系问题，人要生存就离不开自然界。当前人类社会正是由于长期忽略了“天”与“人”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而受到自然界的惩罚，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

　　当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可能直接具体地解决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一个个“人与自然矛盾”的问题，哲学也不可能直接解决人类存在的具体问题，正如金岳霖先生所说：“哲学可以被视为‘无用之学’，因为它不能一一解决具体问题。但它思考问题的路子，却可启迪人们的智慧，提高人们的人生境界，故又可被视为‘大用之学’。”

　　汤一介认为，中国先哲们有许多有价值的宝贵思想，不仅具有某种真理的意义，而且也曾在历史上发生过巨大作用。它们也一定会对今天的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就是要从中发掘出其‘无用之大用’，以贡献给人类社会。”

　　虽然汤一介从不以哲学家自居，但他提出的一些哲学问题总能让人耳目一新、引发思考。他十分关注当前中国社会、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并以此作为思考哲学问题的出发点，以积极入世的态度时刻关注着国内外的热点话题。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引发了海内外广泛的关注与讨论。亨廷顿说：“我认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他在文章中将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视为对西方文化的威胁，指出若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联手，西方文化将会非常困难。文章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考虑西方如何应对21世纪遇到的问题。

　　对此汤一介写了《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等一系列文章，指出“文化上的不同可能引起冲突，甚至战争，但并不能认为不同就一定会引起冲突和战争”。他认为，孔子的“和而不同”提供了一条化解冲突的原则。指出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应该可以通过文化的交往与对话取得某种“共识”，这是一个由“不同”到某种意义上相互“认同”的过程。这种相互“认同”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和”的作用。汤一介以开放的心态进一步指出，我们不应跟着亨廷顿跑，以“西方的”和“非西方的”作为文化取舍的标准，凡是对人类社会追求的“和平与发展”有利的，我们都应大力吸取。“我一向认为，今后学术文化的发展，既不应再由西方文化统治世界，也不会出现一个文化上的‘东方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而应是东西文化的互补和相互吸收，形成一种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多元发展的新局面。”

　　进入21世纪，中国出现了“国学热”。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汤一介就提倡“国学”，但他提倡的是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国学”。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方中心论”的消退，整个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有益于文化的健康发展。他认为不能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国学”，否则有可能使中国文化再次游离于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之外，重新滑入狭隘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的陷阱。

　　或许正是这种开放的心态和兼收并蓄的治学思想，让汤一介不断提出“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普世价值“等一系列新的哲学问题，从而推动了文化界对传统哲学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