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文字学史稿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党怀兴教授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宋元明文字学史研究》，于2000年立项，2003年10月结项，最终成果为专著《宋元明文字学史稿》。课题组主要成员有：董莲池、陈枫、陈曦、姜燕、魏晓丽、施岩、李晓英等。现将该项目成果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摘编如下：

　　该成果注意把握宋元明三朝文字学典籍的原貌，研究了前人很少涉猎的许多重要文字学著述，比较全面地清理了宋元明文字学的基本资料、基本研究历史、基本研究价值，从原典出发做实事求是的分析与研究，纠正了以往关于宋元明文字学的一些误说，对宋元明三朝文字学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将宋元明三朝与宋以前，特别是清代学术发展进行对比，理清学术发展的脉络，既说明清代学术的大发展受前代学术的影响，也说明宋元明三朝的文字学研究是不可轻易否定的，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在阐述其价值时，还比较注意对发掘古文字资料的运用。这一研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开拓意义，填补了学术界在这一问题研究上的空白，也给今后撰写科学的高水平的通代中国文字学史、中国辞书学史、中国语言学史提供了可信的研究资料。

　　一、六书理论的系统研究。这是宋元明时期最有特色的论题，学者们对六书的分类理论提出新的思考，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对后来六书学的发展影响较大。六书分类研究首创于郑樵的《六书略》。此后的学者在郑氏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研究，大胆地对六书问题进行重新研究，试图探讨出一套他们认为合理的汉字构造条例。如对六书在小学中的地位，以及小学与经学文献研究的关系有较为清楚的认识。在六书学著述中学者们普遍认为：六书是文字之本，文字是六经研究的基础，小学通而经义明。这是学者们的共识，也是他们进行六书研究的基本目的。这一论述对清代学者的“小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再如关于六书的产生顺序，大多学者以为象形指事为汉字发展第一阶段，在此基础上又有象形为本说，文字源于象形指事说、源于象形会意说。这一时期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形声和会意之争。由王安石的以会意解字的《字说》引起对会意字、形声字的重新思考，学者们对形声字有了不少新的看法。六书研究中最为淆杂的转注问题，有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有形体变转、音义变转、字际转注、文与字集合而成转注等观点，对后来的转注研究影响较大。由六书之谐声、假借，学者们着意探讨了音义关系的一些问题：其一是假借问题。郑樵分假借为“有义之假借、无义之假借”，这是对假借的第一次有意义的分类研究。王柏、戴侗否定许慎假借说，将引申与假借彻底加以区分。对假借在文献阅读与六书研究中的作用，学者们也都有较为清楚的认识。其二是基于谐声、假借的“因声以求义”说，这以戴侗、方以智的研究为代表。其三是联绵字论，以联绵字多假借、多借字标音立义，进而贯通同源联绵字。

　　六书总论，包括六书次第与六书关系的论述、六书体用说渊源、六书与汉字表意的特点、兼书说问题等。对六书的整体论述，这一时期学者们注意探讨六书发展的次第关系与各书间的区别。赵古则明确指出假借转注为用，杨慎、吴元满等进一步明确六书的体用分别，初步形成了六书“四体二用”说，这是向来被学人忽视了的学术发展的事实，向来将这一观点的发明权归之于清人戴震，这是很不妥当的，因为这一观点不符合学术发展的事实。兼书研究是这一时期文字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兼书论源于郑樵的《六书略》，后来赵古则、吴元满、赵宧光等都有自己的论述。兼书说反映了学者们对汉字构成的新认识，触及到了汉字演变中的一些实质问题。这一时期的六书研究的弊端之一是琐细、烦琐，有些分类是徒劳无益的，有些字的归类不正确。

　　二、全面分析研究字原学。这是这一时期比较有特色的研究论题之一。学者们试图探讨汉字的构成衍生序列、寻找其中的规律，总结汉字构成的最基本构件，形成颇有特色的汉字字原学，对后来的汉字构形研究影响较大。郑樵的字原学，为字原学的创始研究，郑氏提出了颇具新意的“文字子母说”。这一学说的价值在于：以“独体为文、合体为字”为基准，区别文与字，文、字与母、子，进而说明六书各书与母、子的关系，清楚明了，独树一帜，为后来不少学者所采纳；对《说文》部首的再分析，得出了汉字的基本构成部件1200文，即母文（330）与子文（870），“以成无穷之字”。这是《说文》之后汉字研究的新成果，郑氏以子母相对的二元构字方式首次分析了汉字系统，求得了汉字组字成分中母与子的最低公约数，它说明无数的汉字是有规律可寻的，这启发后来的学者在汉字孳生意义上进一步研究汉字的构成与演变。戴侗的字原学研究，为字原学的发展。戴侗《六书故》“父以联子，子以联孙”的文字孳乳系统不同于、高于他先辈之处在于：他对文字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从中归纳出了最基本的字形“文”→母，又由文孳生“字”→子，子又孳生新字→孙。母、子、孙同条共贯，孳生脉络清晰。《六书故》从大量汉字所归纳出的188个文及45个疑文，还有由文孳生的245个字，是构成汉字的最基本构件。这些文、字递相孳生，统领其他汉字，从而构成一个个大的汉字家族。戴侗的文字分类以及衍生学说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较大，较为突出的如赵古则、魏校、吴元满、赵宧光等。

　　三、重新审视声符——“右文说”的起始与发展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宋人王圣美的“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的形声字研究，由此而形成专门探讨形声字声符表意问题的学派——右文说，进而由此探讨汉语词源诸问题。宋王观国《学林》则更以形声字声符为字母，进一步总结出“字母”说，具体为字母加形说、省形用母说。王观国看出了声符为形声字之母、而偏旁为后加的这一文字演变的事实。这一观点完全符合汉字演变的实际，这是“右文”研究中的一大突破，它标志着形声字研究中史的观念的确立，文字分化孳乳意识的出现，为后来学者的深入探讨提供了新的思路。宋代郑樵《六书略》对形声字声符的研究颇具特色，提出了形声字演变中的“母子衍生说”，探讨了“声兼意”等问题。张世南颇为推崇郑樵的学说，但其基本精神仍然与王圣美的“右文”之说相一致，张氏进一步的总结论述得出从同一声符的字其声符“多以类相求”、“可类求”这一结论，即排比同一声符的形声字，即可求出其意义的大类。宋末元初戴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右文说”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标志着“右文说”的长足发展，其关于“右文说”的基本理论（《六书故·六书通释》中称之为“六书推类而用之”）奠定了后来“右文说”以及词源学研究的基础。戴侗在《六书故》中从形声字声符入手，梳理初文和孳生字之间的关系，探讨形声字产生的几种途径，区分不同情况，系联了不少同声符的形声字，他所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同源词的系联工作。

　　四、全面论述郑樵、戴侗等人对《说文》的研究。主要表现是他们能够重新审视《说文》的说解，大胆打破《说文》的“据形系联”的部首排列体系，重新排列《说文》所收文字，创立新的文字编排系统，如郑樵《六书略》的按六书编排汉字，戴侗《六书故》的按类编排文字；对《说文》所收的字形以及说解提出大胆怀疑，并引用钟鼎文、《说文》异本（如《六书故》引用唐本、蜀本、李阳冰本等）以订正《说文》的种种误说。他们的研究还触及文字的发展演变问题，如戴侗认为钟鼎文近文字之本形，而小篆则不然。“六书始於象形指事，古钟鼎文犹可见其一二焉。许氏书祖李氏小篆，徒取形势之整齐，不免增损点画移易位置，使人不知制字之本”。说明戴侗已发现《说文》所取证的小篆，已经是经过后人整齐划一的系统文字，由于改易较大，有些已失掉文字之初形，在文字考释中是不可凭依的。

　　五、金石学的兴起与发展。这是这一时期的又一较有特色的论题。（1）金石学的成因。宋初徐铉工李斯小篆，曾将秦峄山刻石等摹写下来作为艺术品流布，由此开摹拓石刻文字之风。其时又值不断有上古青铜器出土，一些器物上的长篇铭文引起了人们注意，著录、研究铭文的人越来越多。（2）宋至明对金文的整理与研究，包括撰成目录提要、尝试对铜器断代、录器形，附摹铭文、考释铭文、编纂金文字典等。金石学的研究，宋初可称道者是刘敞、欧阳修二人。刘、欧之后，吕大临有《考古图》、黄伯思有《东观余论》、李公麟有《考古图》、王黼有《宣和博古图录》、薛尚功有《钟鼎彝器款式》、董逌有《广川书跋》、蔡珪有《金石遗文》、叶梦得有《金石类考》、赵明诚有《金石录》、王俅有《啸堂集古录》、郑樵有《金石略》、黄恩伯有《博古图说》、杨文炳有《周秦刻石释音》、张世南有《宦游纪闻》、张抡有《绍兴内府古器评》、赵九成有《考古图释文》、刘球《隶韵》、洪适有《隶释》、《隶续》、娄机有《汉隶字源》、赵希鹄有《洞天清录》、翟耆年有《籀史》、元杨銁撰有《增广钟鼎篆韵》、金党怀英撰有《钟鼎集韵》、明朱云撰有《金石韵府》，等等。（3）宋代在铭文考释方法上的创获：以小篆等参求之，释读铭文；利用先秦典籍中的成语释字；发明形旁通用之例。这些方法为后来学者所沿用。

　　通过对宋元明文字学史的研究，可以总结出汉语文字学学术史研究的几个基本原则：学术史的断代研究亟待加强；应当立足于对古代文献的全面研究，发掘第一手材料；人云亦云，不要写学术史；追根溯源，把握整个学术史发展的脉络；写学术史要客观、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