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危语言研究的新突破

　　中央民族大学戴庆厦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濒危语言个案对比研究》（批准号为01AYY005），最终成果是专著《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课题组成员有：季永海、关辛秋、邓佑玲、何俊芳、周国炎、田静、王朝晖、何日莫奇等。

　　《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是国内外第一部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的专著，书中所用的语言材料，除了历史文献资料外，大多是作者亲自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的。该书提出的一些新观点、新认识，对认识语言如何走向濒危、怎样认识当今世界出现的语言濒危现象，具有比较重要的理论价值；对如何正确认识、对待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出现功能衰退甚至走向濒危的现象，以及如何制定新时期的民族语文方针政策，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该书内容包括满、赫哲、土家、仡佬、仙岛等五种濒危语言的个案研究。每种语言都有社会情况，语音、语法、词汇状态，语言使用情况，造成濒危状态的原因和条件，发展趋势等内容。有的语言如土家语等还附有语法、句子等语料。

　　该书从濒危语言个案研究中提出了以下几个认识：

　　一、提出了确定濒危语言的标准。什么样的语言才算是濒危语言？这涉及到对某一语言是不是濒危语言的定性问题。对某一语言是不是濒危语言，不能轻率判定，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否则，会把不是濒危语言当作濒危语言，或把真正是濒危的语言漏掉，这样就不能认清濒危语言的本质属性。这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有害的。中国的濒危语言究竟有多少？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有20多种，有的认为有10多种，甚至还有更多的说法。说法不一的原因，主要是所用的标准不一，此外还与研究者对濒危语言的情况未能全面掌握有关。关于界定濒危语言的标准，过去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其中主要有两种：一种主张以语言使用人口的多少作为判断濒危语言的依据。但具体到多少人口才算是濒危语言，意见也还不同。有的认为不超过1万人，有的认为在5万人以下。另一种主张是以掌握母语的年龄段为标准，认为40岁以下的人若已不掌握或虽懂一点但已不使用的语言是濒危语言。这些看法，虽各自都有一定的根据，但若只用单项标准，则难以准确界定，在落实到具体语言时还会遇到一些困难。只依静态的人口标准是难以划清濒危语言的界线的。

　　该书经过个案调查材料的对比研究，提出应当以量化的多项综合指标体系为依据来判定一种语言是否是濒危语言。因为濒危语言现象纷繁复杂，在使用人口、使用范围、使用功能等方面都会有所反映，所以如果没有一个量化的、可操作的指标，只依某一单项指标，则难以断定一种语言是不是面临濒危。什么是多项综合指标体系？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用来交际的，都离不开使用语言的人。因此，综合指标体系应该是指与语言功能相关的诸种因素，包括语言的使用人口、使用功能、使用范围、使用频率等。其中使用人口、使用功能是最重要的。使用人口少，固然是许多濒危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正如上面所说的，使用人口少的语言，不一定非是濒危语言不可。语言使用功能急剧下降、使用范围骤然缩小的语言，当它已退缩成少数人使用的交际工具时，可以认为它已面临濒危。由此可说，界定濒危语言不能只依据静态的事实理据，还应看语言功能的动态演变。动态是事物演变的趋势和走向，是依事物的内在特点在演变的，所以往往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

　　研究认为，综合指标体系可分为核心指标和参考指标两类，其中核心指标是起主要作用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丧失母语人口的数量比例。如果这个民族80%以上的人都已转用第二语言，并有增长趋势，其母语有可能是濒危语言。二是母语使用者年龄段的分布比例。如果这个语言只有中老年人懂得，青少年一代已失传，这种断代特征表明它已具有濒危的先兆。三是母语能力的大小。母语能力的衰退在听和说上有差异，一般是说的能力比听的能力衰退快。如果对母语只有听的能力而没有说的能力，或说的能力很低，说明这个语言的功能已严重衰退，正在走向濒危。参考指标是起补充、印证作用的，包括母语的使用范围、对母语的语言态度，以及与语言使用有关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情况。综合指标体系具有普遍性和适应性，运用到具体语言时在指标的选择或对号上会有不同。根据以上设置的多项综合指标来衡量，我国的土家、畲、赫哲、仡佬、满等语言应界定为濒危语言。

　　二、提出了造成语言濒危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本书认为造成语言濒危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语言外部的因素，如使用人口少、分布杂居、族群分化、民族融合、社会转型等；又有语言本身的因素，如语言表达和语言功能不能适应社会需要、没有书面文字等。此外还有语言态度方面的，如本族对自己的母语语言的消亡，往往不是由一个孤立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在诸多因素中，必然存在主次之分，其中会有一个是最重要的，它在濒危趋势中起主导的作用。不同的濒危语言，由于社会历史各不相同，语言特点又有所差异，因而造成语言濒危的因素也不会相同。

　　书中分析了制约赫哲语濒危的因素有：人口少，居住分散；渔猎经济，流动性大；族际婚姻比例大；近代汉语文教育全面实施等。但在这些因素中，人口少是导致赫哲语濒危的最主要因素，其他因素多由此而发。由于人口少，不能不实行族际婚姻，大量的家庭成为不同民族混合的家庭，使保存母语的温厚土壤发生质变；由于人口少，没有可能产生本族文字，只能实施汉语文教育。又分析了导致仙岛语濒危的因素有：族群分化，人口少，社会发展滞后，社会转型，语言接触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族群分化。又以土家语为例，分析了土家语濒危的原因是：长期受到汉族的影响，全面接受汉语、汉文化教育；在分布上与汉族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局面，长期处于周围汉区对土家地区的包围之中；改土归流后的社会经济转型；民族意识不强，母语观念淡薄等。这些因素导致了土家族语言选择的改变。但在上述因素中，最主要的是长期受到汉族的影响并接受汉语、汉文化教育。

　　总之，研究制约语言濒危的因素，必须广泛、仔细地分析各种濒危语言已经产生的各种现象，并经过科学对比，提取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因素。而且，还要进一步分析主要因素与次要因素的相互制约关系。

　　三、提出应该从语言结构特点上认识濒危语言的特点。语言濒危的研究一般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研究制约语言濒危的外来因素，如分析社会历史、经济形态、科学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对语言濒危走向的制约。二是研究濒危语言在使用功能以及自身结构变化的特点。濒危语言使用功能的研究，主要是分析具体语言在不同场合、不同年龄、不同辈分等方面产生的差异，并从差异的综合研究中获取总体估量的信息，并从中窥见濒危语言的特点及其演变趋势。一种语言进入濒危状态，其自身结构的特点会发生变化，但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变化大小如何，不同的语言或同一语言不同阶段的情况往往不同。这也是濒危语言研究的一方面内容。回顾以往对濒危语言的研究，国内外研究者对制约语言濒危的外来因素以及使用功能方面的研究比较多，而对后者的研究较少。本书根据实地调查的语料，分析概括了土家语处于濒危过程中在语言结构上的一些变化。指出土家语的濒危，在语言结构上的变化是受汉语大面积的影响，在词汇上反映最强烈、最突出。随着双语的普及，汉语借词已大批进入土家语，而且有不少已进入到词汇系统的核心领域。除实词外，仙仁话还从汉语里借用了不少虚词，包括连词、副词、助词等。研究认为，借词和本语词并用是一个突出的特征。由于从汉语吸收借词来丰富自己已成为大势，说这种语言的人已习惯于采用这种简便的产生新词的手段，因而使用本语词构造新词的能力受到抑制。

　　研究认为，濒危语言受转用语的影响不同于非濒危语言。吸收借词是语言接触的普遍现象，也是语言词汇丰富发展的一个普遍使用的手段，但就多数语言来说，借用的词大多是本族语言中所缺少的词，吸收借词是为了补充自己词汇的不足。但如果本族语言词汇库中本来就有的词放着不用，同时还要借用，这就不是为了补充词汇而借用，而是为了与转用语接近而采取的手段，是语言交融的需要。这样做，虽然是为了调整语言适应社会的需要，但也是语言固有成分功能衰退的一种表现。濒危语言由于再生能力的减弱，不能不大面积地向转用语借用词汇。除了词汇变化外，书中还分析了濒危语言语法和语音的变化。

　　四、提出濒危语言的变化有缓慢型和急促型两种。缓慢型是经历较长时间的积累而导致濒危；急促型是在较短时间内就发生濒危。二者由于经历时间长短不同，语言结构变化特点也不同。缓慢型由于转用语影响的时间长，语言结构的变化大，转用语成分逐渐浸入语言结构的各个方面。

　　在研究方法上该成果坚持以下几点。一是坚持以田野调查为主，搜集文献材料为辅。为此，课题成员都亲自到少数民族地区记录濒危语言，在当地分析整理材料。二是以个案调查为本，强调深入的、微观的调查研究，围绕个案搜集、分析语言材料。三是以系统论的观点来研究濒危语言。这是因为濒危语言的出现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周围的民族语言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制约语言濒危的条件是多方面的，相互间构成一个系统，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强调从濒危语言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中归纳不同濒危语言的演变规律。四是使用计量研究，包括使用人口数量、词源来源统计、混合词数量统计、语用统计等。五是从共时差异看濒危语言的特征。语言濒危的演变是渐变的，不平衡的。在不同地区、不同场合、不同年龄、不同辈分、不同职业中，语言濒危的特点都会有不同的反映，

　　本书为中国濒危语言的研究提供了一份具有扎实语料、鲜明观点的新成果。它是我国濒危语言研究中的基础性成果，对于科学地解决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发展问题以及制定少数民族语言规划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书可以成为国家民族工作、教育工作以及语言文字工作的一本有用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