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碑志楷书构形系统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齐元涛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隋唐五代楷书整理与研究》（批准号01CYY003），最终成果为专著《隋唐五代碑志楷书构形系统研究》。

　　目前，对现代楷书汉字已经有了比较多的研究，但对历史楷书的研究还相对较为薄弱，这种状况也影响到对今文字研究的深入展开。首先，本研究通过对代表字样的系统整理和分析，描写出处于成熟期的隋唐五代楷书的共时书写状况和构形状况。其次，通过与其它历史阶段汉字的构形比较，分析本时期的构形特点，确立该期楷书在整个汉字发展史中的地位；揭示隋唐五代楷书对前代的继承和对后代的影响，总结楷变的规律和汉字构形发展的轨迹。再次，结合与隋唐五代楷书有关的各项文化背景，对当时汉字在发展和使用中的一些现象作出解释。

　　这项成果秉承“字形整理在先，现象把握居次，规律总结在后”的原则，重视理论而不发空论。成果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如下：

　　1．对隋唐五代碑志楷书字形的整理

　　成果选取隋唐五代时期有代表性的碑志拓本120个，从中收集到8600多个不重复字样，把它们归纳为3893个字头，最后将测查结果以字表的形式直观呈现出来。

　　在字形整理过程中，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在众多的异写字样中确立一个代表形体作为一组异写字的主形，以显示全字层面的系统状况。

　　主形如何确立？以前的研究不多。该成果认为，历史字形的主形选择，首先应考虑字形的社会流通程度，它显示的是某一历史时期人们对某一字形地位的认可度，社会流通程度高的字形代表了一个时期社会用字的主流，能更准确地反映该时期的文字面貌。其次是字形的系统性，“社会流通程度”是针对被考察对象个体在社会流通中的使用频率来说的，“系统性”则超越了个体字样的界限，将确立主形的参照对象扩大到了整个构形系统。再次，在社会流通程度、系统性差不多的情况下，再使用一些辅助原则，如：字形的理据、区别度以及各个字形在当时字书中的地位等。

　　2．对隋唐五代碑志楷书构形的分析

　　该成果以汉字构形理论为指导，对字形进行构形分析，标注各项构形属性，形成了《隋唐五代碑志楷书基础构件表》和《隋唐五代碑志楷书构形分析总表》。

　　构形分析需要对汉字的构件功能作出判断，以前对“标示功能”的论述不够充分，本研究在这方面做了深入探讨。

　　标示功能是指构件在构字中起指示、分化作用。承担这些功能的构件分别称作指示构件和分化构件。指示构件，指标示某一位置或标示某一形象的构件。如“刃”中的“丶”标示刀刃之所在，“本”中的“一”标示树根之所在。分化构件，指在造字时标志分化义的构件，如“太”中的“丶”标志和“大”的区别，“百”中的“一”标志和“白”的区别。分化构件的分化方式很多，包括增笔、减笔、变笔、反转等。用分化构件所造的字的构形模式都是标义合成或标音合成。如：

　　增笔：太=大﹢丶（标义合成）；

　　减笔：乒=兵﹣丶（标音合成）；

　　变笔：刁=刀﹢（变笔）（标音合成）；

　　反转：叵=可﹢（反转）（标义合成）。

　　变笔和反转是原有形体的改变，没有构件的增减，可以视为零形态的标示构件。

　　分化构件与记号构件、无分化作用的笔画增加都是不同的。

　　3．对“隋唐五代碑志楷书的构形系统”的阐释

　　在构形分析的基础上，成果对各种构形属性做了量化统计。数据显示，隋唐五代碑志楷书的构形系统状况是：以503个基础构件为构形元素，以表义功能和示音功能为主要构形功能，以义音合成为主导构形模式，以左右结构为主导组合模式，以层次生成为主导生成方式，以1层和2层为主导构形层次而生成具有多维联系的3893个汉字。

　　与以《说文》小篆为主的古文字作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隋唐五代碑志楷书的基础构件数量增多，而构件功能、构形模式、组合模式、构形层次都向主导类型集中，使强势更为突出。如果基础构件的增多可以称为构形系统的繁化，那么其它构形属性向强势结构的转变就可以视为简化。汉字是一个系统，它的构成是各构形属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的发展就是各构形属性的能量传递和能量转换过程。各构形属性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一个要素的改变带来所有属性的链条式改变——相谐共变。

　　隋唐五代构形系统的改变，是由书写的发展引发的。字形书写方式的改变和字体的发展在两方面影响着构形的改变：一方面，趋直、反逆的书写规律导致构件的象物性丧失，使构件功能更集中为表义、示音，使构形模式更集中为义音模式；而构件的黏合、重组，则使组合模式减少、构形层次减少，这是汉字在书写简化的同时，带来的构形简化。另一方面，书写的趋直、反逆也造成构件变异，使构件数量增多、构件功能丧失，虽然这些变化不是主流，但它们都使构形的系统性受损。换句话说，与小篆相比，隋唐五代构形系统严密性的降低是追求书写快捷的今文字必须付出的相应代价。

　　4．对隋唐五代楷书构形现象和构形规律的研究

　　在系统整理、分析和量化统计的基础上，成果对该时期的汉字现象做了深入探讨。举例如下。

　　（1）隋唐碑志楷书形体混同与别异的实现

　　隋唐五代时期碑志楷书基本实现了全字之间的相互区别，发生混同的字样只占全部字样的千分之四。但是，基础构件的混同率却达到30％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基础构件混同？全字别异又是怎么实现的？

　　基础构件形体混同的大量发生和以下三方面原因有关：首先，形体混同和形体简化的要求有关。其次，形体混同和形体系统化的要求直接相关。再次，今文字的阶段特点为楷书中基础构件混同的大幅度增加提供了条件。

　　字形别异的实现首先是在系统内部完成的，系统自况是实现字际区别的主要力量。对于那一小部分同形字的别异，只能用语境作事后的消极弥补，并在适当时候通过专家规范作积极引导。

　　（2）隋唐五代碑志楷书与汉字规范

　　隋唐时期的文字规范工作成效显著，但也是经验与教训并存。

　　颜元孙是唐代开明的文字规范专家，他承认文字的合理发展，主张根据文字的发展制定适宜的正字规范，他的《干禄字书》对规范当时的社会用字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但颜元孙的变通思想是有限的，他对当时一些通行度很高的文字不立为正字，原因就是这些字不合乎《说文》字形。事实证明，他在这些字上所采取的遵从《说文》而不尊重社会通行现实的做法是失败的，这从反面说明汉字规范必须尊重文字的社会通行状况。

　　在唐代的文字规范中，还有一个典型案例——武周新字。武则天共造了18个新字，但它们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武周新字并不算多，推行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推行效果并不好，其主要原因是武周新字的书写状况和构形状况不符合当时的汉字系统。

　　从武周新字和颜元孙的成败得失我们知道：规范必须顺应社会通行，必须合乎汉字系统。

　　本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表现在如下方面：

　　本研究对隋唐五代楷书的整理和分析、对构形现象的挖掘和发展规律的总结，都会为汉字史的描写提供重要资料。目前国内外尚无人对隋唐五代的楷书做过系统整理，此项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隋唐时期俗字多，待考证字形多，成果提供的基础构件表和经过认同的字形表对于运用系统比较法考证字形有重要意义。

　　隋唐五代楷书是现代楷书的直接源头，碑志楷书的研究存在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字形结构来说，碑志由于使用场合庄重、载体坚固，碑志文字就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传承性，将碑志文字研究清楚，对理解现代汉字的来源有重要价值。从书写样式来说，唐代尚法，唐代正统文字字形，尤其是著名书法家笔下的字形是后代印刷字形的来源，对碑志文字书写、构形状况的深入了解，必然会促进对现代汉字字形的研究。